潘维：我为什么做这个题目？第一，为了“破”。我们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我们非常担心“选举迷信”在我国的流行。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的“人民授权仪式”风靡了整个亚非拉，风靡了而今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经的“第二世界”。我国没有东施效颦，顶住了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没有分裂，13亿中国人民没有分裂，团结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设，不折腾，所以没停滞，没崩溃。我们希望从这个事实出发，传播我们先前对选举政治弊端的理论认识。我早年也曾撰文着书，批评“民主迷信”。我们坚持认为，有病要服药，但不能服毒自杀，不能像苏联那样自杀，彻底拆掉自己的政治体制，不能拆故宫建白宫。第二，为了“立”。我们都认识到，“破”不能取代“立”。我们当然看到了中国眼下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说选举迷信不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那什么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提出“选举化”之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我给出的思路就是“中华体制”，解释什么是“故宫”，代表了“立”的企图。我用12个支柱构成的“中华体制”来解释成功，用背离“中华体制”来解释挫折和失败。我们这批人，对中国现有的根本体制有信心。
舒泰峰：自雷默先生提出“北京共识”后，不论西方还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谈论“中国模式”，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潘维：西方有不少政治家和学者本能地担心“中国模式”向其他国家扩散，阻碍西方模式地扩散。可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还有外交界人士反对“中国模式”的学术研究，担心会引发“友邦惊诧”，给“中国威胁论”提供炮弹。为避免纠缠于“扩散”这个无聊话题，我改用“中华体制”做标题。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多说两句。第一，社会变迁与社会理论丝毫不矛盾。正是因为快速的变迁，人类才需要理论。理论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没有社会变化，也就不需要理论了。第二，学界和传媒界有不少人对西方的西方（美欧）模式顶礼膜拜，非常类似当年对西方的东方（苏东）模式顶礼膜拜。两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我惊奇于这样的事实：几乎占地球人口1/4的世界第一大国，拥有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60年的巨大进步不值得总结？这总结不可能对人类知识做出新贡献？缺乏自尊自信，是因为缺乏对自己文明的自觉。在中华复兴的时代，中国学者还会再以赞美强盗，责骂自己祖宗为时髦吗？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正如非常美国，才会非常世界。
舒泰峰：从文中，可以看出您对中国模式拥有十足的信心，以往在舆论当中许多受到质疑的比如国进民退、司法不够独立、权力不够制衡在您看来都是独特中国模式的一部分，甚至“三纲五常”您也把它看作是一种责任意识，那么您觉得中国模式有怎样的不足？今后当如何弥补？
潘维：“模式”不是关于“缺陷”的，是关于成功的。说这体制既导致成功又导致失败，就谈不上“模式”了，也没什么学术价值。当然，没有什么模式是“完美无缺”的，“完美”不存在于现世，只存在于神秘主义的未来世界，即神圣的世界，神的世界。中华体制适应中华社会，在其他社会里必然漏洞百出。同样的道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也只适应西方社会，从未在西方以外成功地扩散过。我不想抽象批评任何其他体制，存在必有原因，也就是“成本收益”的考量。一双便宜、实用的鞋，或许不够结实；一双足够结实的登山鞋，价格却不菲。教条主义者的问题是从来不考虑变化的成本。他们会去问农民工，或者在热带平原光脚工作的人，或者在办公室里的秘书，你干嘛不穿结实的登山鞋？把登山鞋当一切鞋的标准，即把西方体制当做一切体制的“普适”标准，叫做（西方）教条主义。
舒泰峰：尽管模式是关于成功的，但是我们恐怕仍然不能回避一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模式共存的。比如，腐败是如今不论百姓还是执政党自身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大问题，还有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频发、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问题等，在您看来，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中国模式为什么没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潘维：中国眼下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年轻人看眼下的问题，统统都是大问题，都是过不去的“槛”。“大问题”会跟着年龄变。考试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学生眼下最大的问题，但年龄大了，发现追不上心爱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那对于老年人基本不是问题。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决”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时候，问题就没了。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要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
舒泰峰：您所描绘的中国模式实际上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您所说的“先进、无私、团结的统一的执政集团”，但是我们如何保证现实永远如此？一旦执政集团腐败了，中国模式还能否延续？
潘维：“统一的执政集团”不是近代西方的“议会政党”，那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只是被“现代化”了。现代列宁主义催生了“党之国”（partystate），古老的民本主义催生了“国之党”（stateparty）。中国当代执政集团不可能千秋万代，人类不可能永远存在，地球也不会，宇宙也不会。执政集团不再“先进”（没有民本理念，没有带领人民强国富民的目标，没有世界大同的正义之梦），不再“无私”（领导集团成员只知追求个人家庭私利，不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不再“团结”（纪律涣散，党内同志肆意分裂，提出不同目标），就是这个集团寿终正寝之时，必然被具有这三大特点的新的统一执政集团所取代。朝代更替，国民党之亡，共产党之兴，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中华政体经历了执政集团的兴衰更替，却还是以统一的执政集团为核心，生生不息，原因是因为社会体制，因为“百姓”拥有共同的不分成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今，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体制被神化得没个边了，居然记不得西欧的“长治久安”与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基本一样长，记不得大英帝国三百年由兴而衰，沦为三流小国。自内战后，美国体制也才稳定了150年，比中国的300年一朝还差得远。
在政治模式上，西方的两分法是“democracyvs.autocracy”（民主对专制），我加上“meritocracy”（绩优制），这个“三”就打开了无数种可能，就不止“二”了，思想就“解放”了。我们自古认为“三生万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觉得西方教科书名词概括不了中国的事情。
我本人认为，世界大同，地球人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华体制的文章中写下了个人的猜想，这个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300年了，也就是说，300年内，世界的“国”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来的大同体制里，西方体制和中华体制都会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华体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为它更适合世界大同。
四、重新评价前30年
2009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与2008年的气氛迥异，这一个特殊的年份给了潘维这一派学者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总结60年成就的名义来反思共和国前30年的功过。
潘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文说过，他希望催生一个“中国学派”，即使不把他视为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起码得到了一批学者的共鸣和支持。他告诉笔者，在各个人文社科领域，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开始表达极具中华学术特色，在概念上有中华文明之根的理解，即不同于西学的理解。这是他坚信中国学派呼之欲出的根据。
《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可视作中国学派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除了潘维的总论外，另15位重量级学者从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各个方面阐释中国模式。
这些文章拥有非常相近的气质，阅读它们让人不由地想起2003年学者何新提出的“国家主义”理念。这种“国家主义”要求强化中央集权，一切无政府状态即放任自流的自由和民主必须加以抑制。因为只有集权才能坚决运用国家力量，才能在时空中高度统合和集结全社会力量，才能由国家统一作出长远性决策，并长远执行，整体协合，获得长远成效。
如何看出这种“相近的气质”？它集中体现在这些文章对共和国前30年的反思上。这是一个奇妙的现象。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的所有纪念文章几乎都大书特书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如何披荆斩棘，成就如何显赫，与此同时，共和国前30年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被作为一种负面的参照，乃至被描述得一片漆黑。
在这本集子里，我们看到了许多之前不曾读到过的观点和事实。在他们的描述下，共和国前30年非但不是一片漆黑，而且成绩卓着，为之后的3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目前中国的事情比较古怪”，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旦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就、影响，就会有人出来说，看，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好像新中国前30年都停在那里。好像只有改革开放，也仅仅是从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发展，才开始在全世界提升地位，才有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将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对立起来的思维，实在很普遍却很有害，这种思维无法理解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实质。”
中国学派重新评价前30年
贺雪峰有自己的依据，他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在当前几乎全民声讨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时候，他却旗帜鲜明地认为共和国前30所建立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崛起的基础。
他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得益于3个方面：一是新中国前30年积累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条件。二是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廉价地征地用于建工厂和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2000年前，国家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占用了大量土地，但并未支付高额的土地补偿金，中国也未出现一个以土地补偿为收入来源的庞大食利者集团，从而可以为中国生产产品提供良好却廉价的基础设施条件。三是中国稳定的政治制度与安全的社会环境。中国政治上无动荡，社会安定，治安状况良好，都有利于吸引资本。
“以上3个方面，恰恰都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密切关系。”贺雪峰写道，第一条对应于前30年民办教育和合作医疗的发展，合作医疗使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68岁。而民办教育使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将一个80%人口是文盲的国家变成文盲率只有20%的国家。与此同时，这些高素质的劳动力因为城乡二元结构极为廉价，为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竞争力。
至于土地，贺雪峰认为，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以进行非农化使用，这部分土地的征地价格主要是补偿农业收益，而非购买土地的价格，这样征用土地的价格自然很低廉。国家通过征地获得大量土地收益，建设了相对良好且廉价的基础设施。
第三条，贺雪峰的逻辑是，因为农民在农村拥有一块土地，所以中国农民工可以退回到村庄，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就不大会进一步演化为政治社会危机，从而保持了稳定。中国30年的“动而不乱”，在他看来是世界发展史上一个相当高的境界，而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农村，“中国社会重心向下，稳定的农村构成了中国快速发展最为有力的支撑力量”。
基于这样的理由，贺雪峰大声疾呼要珍视这一制度安排，“目前几乎没有人再珍惜这个结构，没有人不憎恨这个体制，这样一来，中国能否走好未来30年的关键阶段的现代化之路，就大有疑问了”。
贺雪峰的观点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呼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玲的文章《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的核心观点认为，新中国前3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寻找到一条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路径，保障全民健康、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其结果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遥遥领先，一些指标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李玲将这场变革上升到一个极高的理论高度。她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新教伦理下的平民化过程使得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能够去识字诵经，为西方工业化生产培养了大量既节俭又勤劳、又识文断字的合格劳动力。中国在1949～1978年经历的社会变革，也可以视为一场针对传统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文化的大规模的“平民化”运动，使得所有人都有愿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标。
在这部63万字之巨的论文集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等一批着名学者还分别从国家工业化和医疗体制等方面阐述中国模式，并都对共和国前30年给予了重新评价。
之前一些被否定的对象忽然间获得了全新的面貌。人民公社本来是一种低效率制度安排的代名词，但是贺雪峰的文章却说，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有效率的国家提取农村资源用于中国经济起飞的制度安排。除了前面提到的文教和医疗的成绩外，贺雪峰认为人民公社最大的功绩之一是较为彻底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新中国前30年在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上所作的贡献极大，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的可灌溉耕地由建国初的18%，跃升到70年代末的46%，这46%的可灌溉耕地提供了全国70%以上的农产品。”
2010年春天，我国西南遭百年一遇的大旱，期间暴露出农村水利设施的严重匮乏反证了这一点。新华社贵州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笔者，由于国家没有投入，地方财力有限，20世纪70年代后，贵州各地几乎没有新建水利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