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惰性和安于现状这些人性特点决定了，人如果不是受到即时的饥饿和因其带来的死亡威胁，多半是不会走极端的。而只有在极端无助的情况下，生存的压力才会胁迫他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所以，只有建立了社保体系，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才能够得以稳定。另外，正如欧美的实践所告诉我们的，它也可促进民众的消费欲望，进而扩大内需市场。
中国是一个很善于学习，并且也一直强调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而言，欧美国家在社保体系和福利主义上的前车之鉴，自然会引起我们足够的思考和借鉴，中国事实上也预备这样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第33章的导言中，政府是这样强调的：“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提高保障水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如下关键字眼：“保基本”“可持续”。从这点可见，中国已经充分汲取了欧美国家在福利制度上制造太多债务的教训。这一思路，无疑是对的，这也将是未来世界必然的一种社保模式。在这一政策上，中国无疑将节省一笔庞大的纠错成本。
收入倍增计划亦不容忽视
仅仅只是将社保体系建立和完善了，显然还不足以构成全面消费的要素。我们知道，古巴的社保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好的，这是一个不会让任何人无衣无食、流落街头，绝不改变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人民消费力却并不旺盛。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国民的收入增长这一要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假设我们的社保体系像古巴一样建立起来并且完善了，但人们的收入增长缓慢，那么我们也将像古巴一样，还是不能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物资消耗。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显出来。目前消费占我国GDP总量仅35%，而美国则已高达70%。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已经构成了我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低工资正在减缓消费文化的增长，而这却被认为是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能够为13多亿人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2008年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就表示，目前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提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事实也是如此，从最终需求上看，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消费是一种对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增长得越多，消费增长也将越快。一般来说，居民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可支配收入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要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就必须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就必须从增加劳动者收入入手。确乎，也只有提高国民收入、藏富于民，才能够保证激活市场、扩大内需，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从微观上讲涨工资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这有助于刺激消费，而且还将有助于缩小贫富之间的鸿沟。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决策者或许应向亨利“福特（HenryFord）学习，学习他是如何通过加薪而打造了一个富足的产业工人阶层。
传奇人物艾柯卡（LeeIacocca）在其自传中，曾对福特做过一个与主流学者截然不同的评价。当时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福特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来源于他在1913年10月7日创立的汽车装配流水线。得益于福特在海兰园设立的这条总装线，汽车装配速度提高了8倍，第一次实现每10秒钟诞生一部汽车的神话。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是这一制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艾柯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福特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所采取的高薪制度。
对于加薪涨工资，很多经济学者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民粹主义作祟，特别是那些自诩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但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在这里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民粹主义。
所谓的民粹主义，就是指一味地迎合国民的眼前利益。无可否认，民粹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因此，从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方面来看，无疑它具有积极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过分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看，它又无可争议地具有莫大的消极作用。
然而，福特涨工资这一决定，显然不具备民粹主义的任何要件。首先，它显然不是福特为迎合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而被动做出的决定，虽然对每个工人而言涨工资是再欢喜不过的意愿。但它只是福特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做的一项再正常不过的经营决定罢了，其性质就如福特上马流水线一样。它更不是无视企业、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事实恰好相反，这一决策本身就旨在推动企业、国家的长期发展。
1914年的1月，福特宣布将工人工资增加一倍，使员工工资达到前所未有的日薪5美元的高度，这在全球都成了头版新闻。福特的这一举动让当时的企业家和媒体震撼不已，他们都认为福特已经疯了。但艾柯卡却这样描述：“福特朴素的初衷是，如果连生产汽车的人都买不起汽车，还指望谁来买？如果没有人买得起，他造的汽车卖给谁？他加薪的目的是通过加薪创造一只庞大的富裕工人队伍，使他们有能力去购买从福特流水线上出产的T型车。”
但让福特意想不到的是，5美元改革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福特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流动率高达380%，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劳动力的流动率遽然间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工人们开始以在福特工作为荣，在休息日还要将公司的徽章别在领带上，这样走在街上都会引来羡慕的目光。对此，美国媒体感叹道，5美元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人口大迁移。找工作的人在福特公司门前排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队。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进厂，这对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可谓意义重大。这也成为福特公司不断寻求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福特公司的厂史专家鲍勃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福特此举让他的T型车更为畅销，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工人阶层，推动了美国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鲍勃认为：“福特的目的是增加工人的购买力，但福特收获的却特别多，那些有了归属感的员工又为他生产了更多更好的产品。”
福特发起的高工资制度，并没有无视企业、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事实上它有着非常明确的长远目标，我们甚至可以将他的这一举措视为一种创新。从这里我们还可见，不是所有的将“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决策行为都是民粹主义。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表明的，某些愿望和需求往往是合理且必需的。只有当这种决策属于“过分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这种行为才能构成民粹主义。
今天，中国制造业已经来到了十字路口，未来怎么走？由福特所带动的美国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正如上所论，只有可支配收入增长才能够确保与之匹配的购买力，才能够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进而提高就业率，减少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同时亦可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摆脱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从而在货币政策、外交及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独立和自主权。
从宏观上讲，为启动内需，中国不仅需要将社会保障体系予以建立和完善，同时还需全面实施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第七章我们探讨过当前中国所处的位置，它既不是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所认为的1989年的日本、2006年的美国，也不是许成钢教授所认为的1913年的中国。那么，当前中国恰当的位置在哪里呢？方正证券于2009年8月出具的一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里写道：“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工业化水平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中前期，城市化水平相当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水平，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远未完成，重工业化还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为此，他们认为，要拉动内需，我们需要一个“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那么，什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呢？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世纪50年代，日本借助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完成了国家的战后恢复重建工作。到1953年，日本的GDP已经恢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但其社会并未就此而稳定。当时日本虽然导入了新的技术革命，譬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其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仍然落后于欧美，国际竞争力仍然薄弱。尤其是，日本的工资水平长期以来一直比较低，当时日本制造业单位时间的平均工资尚不及美国的1/4。较低的国民购买力导致的问题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日本出口渠道收窄，对当时的日本经济造成严峻而冷酷的打击。1957年，由美英两国肇始的经济危机，霎时间以多米诺骨牌效应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对于日本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业已存在的问题。出口减少，但国内的消费又因为国民购买力的低下而无法启动，日本开始出现大量的产品积压，这又导致整个国家的失业率遽增。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是49万人，但到翌年3月，该数字遽然增加至92万人。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一度紧张。
1960年，南九州岛三池煤矿发生劳资严重对立事件，该事件将社会矛盾推向白热化的程度，整个日本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同年，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案也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两个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导致岸信介内阁下台。在此背景下，池田勇人内阁上台，新首相从他的前任岸信介“政治优先”的路线中吸取了教训，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把握经济优先的政策，才能巩固政权。
在大平正芳（1978-1980年任首相）和宫泽喜一（1991-1993年任首相）的建议下，1960年12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日本经济的宏伟规划开始实施。
在这份由日本经济企划厅所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中，日本政府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就在于平权。该计划明确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在推行计划的十余年时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近1亿的“中产阶层”，实现了国民收入同步前进。从1960-1970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9％，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实施计划的第七年，日本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目标。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率340%，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1倍。各个阶层普遍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基尼系数显着降低，从六十年代年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趋向缓和。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池田内阁所宣布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这一计划使日本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消费者革命。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为此在他的《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感叹道，日本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以后，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一样。”
国内市场建立的根本之道
看上去很美的陈志武构想
熊彼特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里讲到：“开动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并使它继续运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新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里讨论的核心就是熊彼特所指的“新生产”问题，而在本节将继续步第二节的调子，将精力集中于“新市场”上。
对于我们在前文聊到的中国消费不足，无法形成市场，陈志武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中国75%的资产不是在民间，而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这包括庞大的国有企业群、矿产资源和土地。因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
同样的道理，找到了病因就好办事，对症下药！
陈志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把国资委掌握的国有财产以及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土地资源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按全国人口分成13多亿份，13多亿公民每人一份，以这种方式把国有资产分到全民手中，真正兑现全民所有制这样一个理想。这样就把消费的动能分到每个家庭。打个比方，假设把今年8.8万亿元的资产性增值分到13亿人身上，每个公民今年的收入就会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陈教授认为这些资产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里之后，必然会转换成对消费品、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能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给服务业带来很大的需求，并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动力和契机。
这一构想看似公允但实则不得法。首先，陈志武的国民权益基金设想，唯一的“好处”是，在现有的架构中平白地多出一个管理机构。管理和分配这笔资产性增值的资金，必然需要一个对应的管理和运营组织——国民权益基金理事会。而对于这样的组织，我们只需看看这些年社保基金组织的作为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