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笔演出费
对于《床前明月光》，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补充。那就是通过它我结识了沈会斌老师。人生当中无时无刻不存在机缘，关键在于把握。
见到沈老师是在录制《床前明月光》民乐部分的时候，沈老师负责民乐的编写与录制。当时的第一印象是好年轻啊，看着跟我差不多大，瘦瘦的剃着光头，后来一问年龄，比我大13岁。我当时十分吃惊，也特想了解这个人。
沈老师是上海人，大学似乎学的是国际贸易，后来义无反顾地投身音乐行业，成了一名北漂。他身上有着极典型的上海小资情结，虽然并不富裕，但生活十分讲究，不同的红酒，他可以只闻一下就能说出产地甚至年份。烟、酒、咖啡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烟不离手，家里面放满了各种洋酒，他说上学时曾经在上海做过调酒师。他做饭很好吃，经常请我们一行人到他家吃饭，烧一桌上海菜。
他教了我一道上海的家常菜，叫做油焖笋，就是把鲜笋用油爆香，加入糖和酱油。但我总做不出他那个味道。他还会做意大利菜和法国菜。我问他会不会做东北菜，他说不会，中餐他只会做上海菜。
沈老师平时听的音乐都是很怪的半地下作品，我总能从他那里拿到很多国外的不知名的歌手或乐队专辑，我最早听Jones（注：诺拉·琼斯）就是受他的影响，在音乐界的这些老师当中，我跟沈老师是最没大没小的，经常互相损，我们又都是基督徒，常常一起去教会。我的专辑中几乎有一半的歌都是他编曲或者参与编曲，我所有的怪异风格交给他，他总能编成更怪异的风格还给我。他是我的最佳拍档！
他有个爱好—打麻将，而且很有瘾。记得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有一天面临期末考试，前一天晚上在他家吃饭，他说晚上没事打一会儿牌吧，我拒说明天要考试。他说：“就打一会儿，三缺一，我叫个人，等那人来了你就走。”我硬着头皮说：“那好吧。”结果打了一通宵，他说的人也没来，我几次想走，他就说再打一会儿，再打一会儿……后来打到快天亮了，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去学校考试了。好赌至此。
他养了一只狗，叫冬瓜，我忘了什么品种，长得跟他很像。他家里还有一只猪鼻龟，是顺子老师送给他的，那天还是我帮着把鱼缸什么的从顺子家搬到他家的。
就是这么一个洒脱的人，也曾有过放弃的想法。
曾经有一阵子，他跟我说，他不太想干这行了，赚不到钱。我知道他平时很穷困。我说那多可惜啊，以后再有乱七八糟的歌，就没人会编了。我又问他打算干什么。他说想去广东找父母，帮他们打理药品生意。后来过了一段我再问起这个事，他又说自己想了想还是干这行比较有趣，赚不到钱是暂时的，以后会好起来。
这只能说明两种情况：一，双子座，说话没谱；二，人都有迷茫的时候，挺一挺，什么都会过去。要是有一点不如意就轻言放弃，那可能真的什么也得不到。所谓的理想的实现或成功，都是挺不住的时候再挺挺，奇迹就会发生。
我刚回国那阵子，成了“大声传播”的元老级人物。那时候公司里很热闹，经常有台里的关系让我们参与录制栏目。当时可能因为公司刚启动，没工夫参与这些。可是，我觉得挺好的，于是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参加了一个央视的节目——乡村大世界。
虽然这套节目在七套播出，但影响力还可以，参加录制的都是大牌明星。当然，也会有不太出名的新人穿插其中，作为绿叶，起点缀作用。我就是发挥了甘当绿叶的无私精神，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央视的舞台。这还是要感谢《床前明月光》这首歌。我说过，这首歌相当有故事，绝不是瞎说的。
记得那一期节目是在云南威信，飞机到重庆，转乘大巴，走8个小时山路才能到。那时候不谙世事，一路在大巴上说笑，虽然活跃了沉闷的氛围，可还是被台里的领导批评，说影响了别人休息。
在威信一共两天。那是一个山间的小城，第一天是娱乐节目录制，没我什么事，就去看看热闹。第二天是大型演出，那一期我记得有斯琴格日乐，还有殷秀梅。现场观众有几万人，我开始很紧张，上台彩排时腿都在发抖，那时台下已经有一些观众，最前面是一些年龄相仿的学生，我的音乐声响起以后，他们表现出很喜欢的样子，一下子我就有了信心。
可能我算全场少数唱R&B的，年轻人比较喜欢。后来正式录制时我排在斯琴格日乐前面，当时威信全程直播，演出很成功。下台以后准备离开，在路上被人认出来，说这不是刚才唱《床前明月光》那个人吗？然后有几个人过来要签名合影，甚至追到了大巴上。
有一幕印象很深刻，演出前一天晚上算劳务费，去会计那儿领，每个人都有个袋子，上面贴着名字，我看别人都是厚厚一摞，到我这变成了薄薄一个信封——回到房间打开，有3000块钱，那是我的第一笔演出费。
时过境迁，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事，觉得有时候自我推销还是有必要的。
以前说王婆卖瓜不值得夸耀，现在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在网上看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年轻人把简历发过去，下午就收到了面试通知，公司让他第二天早上八点去面试。
第二天早上8：00，年轻人赶到面试地点，却沮丧地发现前面已有35个求职者了，他排在第36位。可见，这份工作是多么炙手可热，那么多的人都抢着要这份工作。
年轻人想：“如果我就这么等下去，说不定轮到我之前老板早已经确定人选了。”于是，他急中生智，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恭敬地对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麻烦你马上把这张纸条交给你的老板，这非常重要。”
工作人员把纸条交给老板，老板一看，笑了，只见纸条上写着：“考官大人，我排在队伍的第36位，在您看到我之前，请不要做决定。”
就因为这句话，老板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推销自己的人，再加之招聘的岗位就是销售员，于是，这个年轻人被公司高薪聘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功需要推销自己。
如今的社会，人人都需要一点王婆的精神。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才华横溢，但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些人工作勤勤恳恳，颇有成效，却得不到上司的赏识。于是，他们开始叹世道的不公，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实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不会推销自己，从而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推销自己真的很重要，人人都是推销员。不论你从事何种职业，你同时也是一位推销自己的推销员，你随时都在向别人推销你的观点和意见，其主要目的就是使别人认同你、接受你、欣赏你。
推销自己，说得再简单一些就是展示自己，这和吹嘘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你的言谈举止、社交礼节、学识修养的展示，不仅使别人对你的言行产生一定的印象，也使你能更有效地改进自己，顺应社会。
《复生弥撒》诞生记
《复生弥撒》的创作基本是在美国完成的，等我拿给唱片公司的时候，已经有了整张专辑的排序和简单的编曲。
这张专辑录制的第一首歌是《床前明月光》（我说它有故事吧），当时是在北京东郊的EQ录音室，老板是“羽泉组合”中的胡海泉。我第一次和我的制作人——闻震老师合作，当时给我录音的就是我后来一直“御用”的混音师瞿然老师。
闻震老师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制作人，跟赵薇、满文军、李玟、王力宏，甚至成龙大哥都有过合作。闻老师是个很开朗的人，在听到一首好歌，用到一个昂贵的音乐制作设备，看到一个好看的视频，吃到一道好菜，看到一辆好车，见到一个美女之类的场景后，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结婚不久，老婆也是唱片公司圈里的人，当时是李玟的经纪人。
第一次正式录制歌曲，闻老师看我有些紧张，就说：“放心，我跟其他沟通。”沟通。”
制作人不一样，不会骂歌手，你就放心地唱，如果我觉得不是很好，我会跟你那次录音十分顺利，因为歌并不难，大概几个小时就录制完成了。但是，当时我对唱片的录制还不十分了解，我在录音棚里唱的时候，听到的监听是加过混响和压缩的（简单点说就是洗澡的时候唱歌总会觉得比平时好听些，因为浴室有自然的混响），所以感觉还不错，可是出来到制作室回放的时候，由于制作的需要，会先把所有的效果去掉，听到的是由电容话筒录出来的高精度的充满瑕疵的干声。
我一开始很不习惯，说：“怎么这么难听？”
闻老师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的声音难听，是为了混音的精准，等到后期加上效果，自然就好听了。”
我听得似懂非懂，后来他开了两个插件，把音频处理了一下，马上就变得很有磁性，我就感叹——啊，科技实在太发达了，我虽然在美国学过类似的知识，但从没接触过这么新的技术，第一次见，大开眼界。
后来录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这张专辑中，录得最慢的是《17岁日记》这首歌，从下午两点开始录，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录得最快的是《我的爱丽丝》，当时给我录音的是沈会斌老师，约好两点录音，他晃晃悠悠三点才到，到了试试麦克，让我跟着走了一遍。我连说带唱，唱了两遍。他说可以了，现在录和声。我一下懵了，说我自己还没唱熟呢。接着又把事先写好的和声录出来，他听了听，说行了，就这么着吧，走，吃饭去。我一脸黑线，当时才用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混音结束出来听，不仅没觉得仓促，反而听上去很自然，我心中无限的佩服。后来这首歌在歌迷中的反响也相当好，还被拍成了MV。
当时，我的歌曲混音都交给瞿然老师做，所以每首歌的工程文件都会有一个名字。当时《17岁日记》这首歌的工程文件叫做“ZJL”，我们一直没注意，就知道这个名字就是这首歌。后来等专辑发售了，回来说起这事，问他ZJL是什么意思。他说，你那首歌写得太像周杰伦，我记不清名字，就叫周杰伦了，缩写就是ZJL——从那以后我气的再也不听周杰伦的歌了，怕被影响。
专辑里有首很特殊的歌叫《魂斗罗》，是哥特式金属的风格，国内很少有人能驾驭这种风格，当时闻震老师找到了新加坡的一位编曲人，叫做MartinTang，是一个混血儿，除了这首歌，还有一首叫做《要怎么样》的美式R&B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