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第73章“星”“月”之地——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的北部，约为北纬31°，东经1042°。这里位处
雁江南边，有条称为马牧河的古道在此蜿蜒绕过。马牧河的北岸的阶梯形似月牙，被称为月
亮湾；马牧河的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就是在这个富有神秘韵味的“星”
“月”之地，演绎出了一幕幕动人的考古佳话，把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而崭新的文物世界
发现与发掘
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9年春天。偶然的机缘，广汉中兴场（今南兴镇）月
亮湾的一燕氏农民在挖水沟的时候，不经意间触动了一块色彩斑斓的玉石，孰不知，一扇古
蜀历史的大门因之而悄然洞开，沉睡了数千年的远古王国初露端倪，共挖出石璧、玉环、玉
瑷、玉璋等珍贵文物400余件。“广汉玉器”声名鹊起，引起了文博界的极大关注。华西大
学（今四川大学）博物馆教授葛维汉（美籍）及助手林名均带领考古队进驻月亮湾，取得了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实物标本。这些实物标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广汉文化遗物”。
这次发掘是三星堆遗址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发掘。自此，引发了半个世纪的三
星堆遗址考古。以后的几十年里，几代考古学人相继在这块土地上不懈地耕耘探索，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东、西、南三面城墙的确认，大型宫殿遗址的发掘清理以及数以万计文物的出
土，尤其是1986年7月至9月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上千件文物精品横空出世，震
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
马俑更要非同凡响”。不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亲临三星堆遗址考察，并将其
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在参观了三星堆两坑出土文物
后，更是满怀激情地挥笔题下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颂词。
1990年，考古部门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 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
，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
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
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令人费解的“神堆”
三星堆博物馆附近的三个“神堆”是三星堆神秘的地方之一。在一片台地上，依次排列着
三座低矮的小山丘。那两个引起世界震惊的祭祀坑就在三座小山丘之旁。人们似乎对地下的
宝藏更为感兴趣，作为地面最可珍贵的三星堆曾经因长年累月被砖石工人取土，加上风吹雨
打，已经崩颓缺倒，不能再现当初三星堆的巍峨了。
然而，这三座低矮的山丘，正是追溯三星堆史前文明的重要标志。它的存在，有如埃及金字
塔一样，隐藏着远古文明的巨大信息。三星堆作为“神堆”的重要性，还未被人们认识。这
三个土堆，究竟是远古时代的祭台，还是帝王的墓地，抑或是灵台(天文观察台)呢?何以取
名“三星堆”呢?虽然可能只是当地人代代口传的“土名”，但亦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在里面
。既是“神堆”，其神秘之处何在呢?三星堆的“堆”在川人口语中，有人工垒积的意思。
如“坟堆”、“肥堆”之类。而且，其起源甚早，“离堆”即可为证。三星堆可以理解为人
工所垒积的三座土山(台)。
中国古籍《山海经》中多有人工垒积山(台)的记载：
苦山之首，曰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东三百里，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
觞百神也。
《中山经?中次七经》
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其丘方，四蛇相绕。
《海外西经》
经文中的“丘”、“山”、“台”、“坛”，还有许多，不胜枚举。传说这些设施均为
“夏禹”、“轩辕”、“共工”这些远古帝王所构筑。
在另外的古文献中，夏有均台，殷有鹿台，周有灵台，晋有九层台，楚有章华台，燕有黄金
台，吴有姑苏台，秦始皇在山东修有琅琊台。
风水宝地的神秘文物
三星堆遗址在当地被称为“风水宝地”。
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 800～2 800年，延续时间近2 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
末周
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 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
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
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
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器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
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的器
。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
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
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
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
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四川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
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
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令人骇异的是那面巨大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其造型之奇物，
面目之怪异，形状之巨大，铸造之精美，都是世界文物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青铜纵目人面具出土了多件，都为同一类造型的面具，大约分大、中、小三种，最为巨大的
一面出土于二号坑，编号为K2：148，据文物报告：“阔眉大眼，眉尖上挑，眉宽65～7厘
米。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厘米，出眼眶长165厘米，前端略呈菱形，中部
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厘米，眼球中空。鹰钩鼻……大嘴，两嘴角上翘接近耳根，双耳
极大，耳尖向斜上方伸出，似桃尖……额中部有一个104×58平方厘米的方孔……通高6
5厘米，宽(以两耳为准)138厘米，厚05～08厘米……这个画像可能是附在某个建筑物图
腾柱上的。”
在另一件较小型的纵目人铜像额上，插有一龙形的器物。从而可知这件最大的纵目铜像额间
方孔，是插类似器物的插孔。
此外，在出土时，尚发现许多青铜面具有眉眼描黛，口鼻涂朱的情况。在其两只桃尖形的，
状如兽耳的大耳朵内侧，刻有复杂的图案，似与人的形象有所区别，从而加强神性特征。
青铜纵目人面具以其想像丰富、怪诞而神奇，引起不少专家注目，然而，迄今尚无人做出
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除了这些青铜人像外，还有许多用于祭祀的尊
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包括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
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
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
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
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三星堆文物的另一神奇之物是大金杖。
金杖出土于三星堆一号坑，年代在夏末殷初(公元前14世纪左右)，距今约3 500年，这
根纯金卷包的金杖，长142米，净重约500克，其上平雕有戴冠的人头、鸟、鱼图案，这在
中国尚属首次发现。
历经3 500年的尘封，金杖仍金光闪闪，熠熠生辉，杖身上的图案清晰可辨。学者们依据既
的史料无法说出它的来历和用途，成为三星堆文物的一大难题，一个难以破解的哑谜。
从形制上看，金杖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属于细长类型。两者均在杖身上端刻
有与国家权力有关的平雕图案，标志着王权、神权和财富垄
断权。故而有的学者认为，金杖是采借近东权杖的文化形式而制成的，是“舶来品”。
有学者认为中国夏、商、周三代都用“九鼎”象征政权，称为“神鼎”、“宝鼎”。中原王
朝用杖的记载始于周代，为“王杖”或“几杖”，赐予致仕的大夫，虽有尊荣，却无权力。
而古蜀王国则用杖不用鼎，没有关于“鼎”的记载。因此，三星堆文明有别于中原文明，和
夏、商、周都没有关系。
也有的学者为，“权杖”乃古蜀传国之宝，为当权者所执，人在杖在，人亡则传之于后
世，或为后起者所夺得，而不是与其他铜器一起被焚烧掩埋。由此看来，“金杖”不像是蜀
王的“权杖”，而更像天神作法所用“魔杖”一类的法具。从出土的铜人头像和铜人等器物
来看，实际上表现的是被古蜀先民尊崇的天神偶像，神像及法具二者的联系似有必然，此为
“神杖”或“魔杖”说。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根据金杖杖身上的图案，推测金杖既是权杖也是神杖。金杖上的人头
图案，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与二号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铜大立人相
同，表明杖身所刻人头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高
，他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一样的神化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
使者，正是蜀王本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
人神的工具和法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