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当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是如此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时，如何处理好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在我们这一代，大约30亿人将生活在水文学家根据人均占有水量来分配的缺水国家。在这些地区，河流和淡水生物还有希望吗？1950年至今，地球人口大约增加了35亿，在未来的50年里可能增加30多亿。为了健康和稳定的生活，所有的人都必须有足够的水、食品和能源。同时，世界上大批中产阶级渴望过上目前最富的10亿人所过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包括含肉量较多的膳食、豪华服饰和汽车、休闲高尔夫和带有茂盛草坪的豪宅。在世界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均需水量也在增加，从而增强了人类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这一困境好像还不是太难，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不断积累，致使全球气候变化将使我们创建一个水安全的未来的努力更加复杂化。作为自然水库为世界上很多河流提供水源的冰川和雪山正在融化。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更多的降水是降雨的形式而不是降雪，它们融化的速度会更快。从阿尔卑斯山脉到阿拉斯加，冰川已经开始退缩。然而，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高海拔地区，它们退缩的速度最快，这些地区居住着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人口，而且是世界人口增长的主要源区。在一个时期内，冰川的融化将增加河流的径流量，但是冰川将永远消失。例如，玻利维亚拉巴斯的政府官员公开表示对未来水短缺的担心，因为为该城市提供水源的冰川正快速退却。正如法国的莫科研机构中从事玻利维亚冰川研究的水文学家罗伯特·盖赖尔对《纽约时报》记者所说的那样：“问题是我们所利用的资源正在减少。所以我们不得不问：在5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50年，你知道，那是明天的事”。
面对人口背景、消费和气候的压力，河流及其支撑的绚丽生活看来将面临厄运。然而，淡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还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现代人类是河流所维系的生命形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生物之一，拯救我们自身的压力将成为激发拯救生命所依赖的水生生态系统的动力。
问题是，当那本能的动力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后，后果会怎样？科罗拉多的鲤鱼还能生活于祖先所栖息的水域吗？长江的中华鲟目前的数量少于200条，它们还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中优雅地生活吗？大麻哈鱼是继续它们在北欧、新英格兰和太平洋西北部的大江大河中传奇般地迁徙，还是直接从渔场到我们的餐桌？河口三角洲还能得到足够的淡水和养分来维持其生产能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吗？大量依靠过滤取食的贝类还能对流经它们的水进行过滤吗？广阔的滩区生境还能为鱼类的栖息繁衍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并为数以百万计的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吗？热带的生物多样性又会是什么情况？
目前的发展趋势完全表明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将是否定的。我们的淡水世界正向更严重的生态恶化、物种灭绝和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减少的方向迅速发展。这可能不是我们和子孙后代所希望的，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一结果总有一天会到来。
我们重新把地球上的河流朝着改善的方向而不是恶化的方向引导的机会是有限的。利用前面章节所描述的科学手段和革新政策开展全球河流复兴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来自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复兴行动的好消息是：只要给予机会，河流系统通常可以痊愈。如果重新将河流与滩地连接起来，鱼类和岸栖的生物群落可以重新得到繁荣。如果把大坝拆除，消失已久的物种将重新回到河流上游。如果从水库释放洪水，就可以实现关键栖息地的改善。目前，支持河流复兴的技术已经很成熟，足以重新获得人类和生态需水的平衡。另外，正如我们所举例子表明的，提高河流健康水平通常能够以对社会和经济的最小破坏来实现。
为了加速该运动，政府必须迅速行动以使保护河流健康的政策得以实施，即使目前的水还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南非的带领下，这些政策必须强凋保证河流生态健康所需要的包括容量和流量过程的淡水储备。水管理者必须接受适应性管理的新哲学，或者边实践边学习。由于没有把握而行动迟缓不再是站得住脚的借口，因为通过试验、监测和定期地调整目标，即使是在没把握的情况下也能取得进步。随着不断发生的物种灭绝和其他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行动起来并在行动中学习是最基本的。
最后要阐明的是，由于这些政策和管理的改革具有长远的影响，社会与淡水生态系统的关系需要在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水对我们的生活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所以为了与之达到更好的平衡，不可避免地涉及在社会发展的优先秩序和个人的生活选择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化。
人类社会必须学习更好地与自然的周期性循环融为一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是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的生活均与自然的变化协调一致，我们为了使水的供应更加可靠，实际上是蔑视了或不服从这一自然的变化。的确，这是现代水利工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改变自然条件以创造我们所认为的对城镇和农村更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些活动减少了很多与我们相伴而生的同伴的生存机会，而它们的生命循环是大自然循环的关键。它们需要洪水来创造良好的栖息地。在干旱季节，它们与我们一样强烈地需要水。由于过度的引水灌溉，曾经常年流水不断的河流现在已经是程式化的断流，这些河流已经不能长期维持它所孕育的生命。除非人类社会开始调整以适应自然的循环并与水生王国并存，否则，这些自然王国将会消失，它们所发挥的生态功能也将会丧失。
第一，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重要的是要摒弃将每年的水喝干用净的观念，代之以与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分摊枯水年的困难和丰水年多余的水量。在干旱期，我们希望调整自己的用水方式，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尽量地增加供水，因为其他物种也同样需要水。定量供应或其他对用水的限制不是失败的水管理的标志，而是要与我们周围的生命共存的愿望。当然，这样的政策将导致近年内短期的经济损失，但是其利益是，更健康的和更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将长期为经济发展贡献物资和服务。对一些人来说，道义上需要保护所有的生命为这一变革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第二，我们需要通过减缓人口和消费的增长和提高水的生产效率来减轻人类对水环境造成的压力。在世界上一些非常缺水的地区，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包括西亚和中南亚的部分地区、非洲大部和美国西南部。目前，每年大约增加7700万人，等于增加一个德国。全球和地区的人口增幅变缓是满足人类和生态系统用水需要的关键。同时，减少人均（特别是对最富有的那20亿消费者来说）用水量和能源消耗量将会减少所需水库和大坝的数量和规模，并给水管理者在满足环境流量需要方面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提高水生产率——从自然环境中抽取每升水的产出或利润——是保持在为维持河流健康而建立的可持续性边界之内的关键。在全球粮食生产系统内提高的水生产率特别重要。从淡水生态系统抽取的总水量的近70％被用于农业灌溉，而滴灌——与传统的灌溉方式相比每升水的生产率通常提高一倍——仅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从加利福尼亚到中亚，高耗水作物均种植于干旱气候区，而其灌溉方法通常是低效率的。对个人而言，饮食习惯的不同使每人对河流和地下水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典型的美国食谱中每人每年需要的食物的生产大约需要1970m粒方的水而具有同样营养价值的蔬菜谱仅仅需要950m3的水。从动物蛋白向蔬菜蛋白的大比例转化可以节省大量的水。的确，消耗同样体积的水可以养活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第三，全球性的水商业化和私有化趋势强烈要求重申水是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共同利益而需要保护的公共财产。近来，为从水的所有权和管理中获得利益的研究急剧增多，从而对生态系统和物种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威胁。那些以从水中获利为目标的工程几乎没有节约水和保护水的生态功能的意识。由于没有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相当的“世界生态组织”，这一保护行动可能需要以国际淡水公约的形式出现，以在覆盖范围上与现有的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联合国公约相称。这样的公约其主要目的是使签约国同意为维持生态系统健康而专门分配一定的水量，并且与人类非重要用水相比，给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用水分配以优先权。
最后，万物之灵的人类对待淡水和依赖于淡水而生存的物种的伦理要求我们宁可偏于保守地为生态系统分配较多的水量，而不能分配得过少。自然界的每个栖息者和物种均是维系我们生命的因素之一，具有我们或许清楚或许不清楚的价值。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保护所有的组成因素都是有意义的，除非我们确认一个特定物种可以被根除而不会引起严重的灾难。如此多的组成因素已经灭绝或有灭绝昀危险，保护那些幸存者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万物之灵的伦理是要尊重我们所不能创造和不能完全理解的自然世界的美丽和神秘，但是对于它们，我们已经获得了支配地位；要增加一些谦逊，作为抵消我们过去傲慢行为的良药；要应用最先进的科学、政策和技术，不是为了进一步操纵自然，而是为了更好的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经过时间检验的、物种赖以生存的自然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