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48年5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完成了《远征欧洲》之后，就立即搬离了一号寓所。作为威廉·鲁宾逊的客人，他在奥古斯塔高尔夫俱乐部休了一个月的假。这个假期给了艾森豪威尔夫妇急需的休息，让他结识了一批日后的挚友。他把这批人称作“帮”。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桥牌，谈论政治。除了一个人外，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出于对艾森豪威尔这位英雄的崇拜，他们走到了一起。
而艾森豪威尔对这帮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印象很深，对他们的诚挚友情深怀感激。他喜欢他们的善意戏谑、各种玩笑，其于满足他们一起打高尔夫球和桥牌的急迫愿望。他在政治、经济和金融方面咨询他们的意见，不仅谈国家大事，也问自己理财方面的问题。他接受了他们许多礼物、帮助和免费旅行等馈赠。直到他去世，他都一直尽量抽出时间与这帮人在一起。只有和这些人相处，他才能真正放松下来。
比尔·鲁宾逊是这帮人的领头人物。比艾森豪威尔年轻十岁的鲁宾逊通过《远征欧洲》一书结识了将军。鲁宾逊这个身材魁梧的爱尔兰人政治感觉极其敏锐，与东海岸所有重要的共和党人几乎都有着亲密的关系。第二号人物是克利福德·罗伯茨。他是纽约的一个投资银行家，负责艾森豪威尔的私人投资。比艾森豪威尔小一岁的可口可乐董事会主席罗伯特·伍德拉夫和比艾克年轻6个月的城市服务公司总裁奥尔顿·琼斯也是圈内人物。这帮人中，唯一一个民主党人就是乔治·艾伦。这个身材胖硕的密西西比人是杜鲁门的密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比艾森豪威尔年轻四岁的法兰克福酿酒公司的总裁埃利斯·斯莱特是这帮人中的最后一个成员。他的妻子普丽西卡成了玛米最亲密的好友。
【哥伦比亚大学、北约与政治】
这帮人在奥古斯塔吸纳艾森豪威尔成为会员，在那里给他建了幢别墅，配有一个养满鲈鱼的池塘，供艾克使用。1948年6月，艾森豪威尔移居纽约市后，鲁宾逊又让他加入了韦斯切斯特县的布林德·布鲁克俱乐部。这帮人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批有钱有势的朋友。通过这帮人，艾森豪威尔通过公私场合结识了许多美国商界、金融、出版和法律界的精英。这些人和艾森豪威尔交往几分钟后，基本上都成了艾克竞选总统的支持者，把他们的时间、金钱、精力、经验和各种关系都投入到这一事业之中。
6月末，共和党人提名杜威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将于7月中旬召开大会。民主党要员恳求艾森豪威尔允许他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推选他。艾森豪威尔再次拒绝。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告诉艾森豪威尔，不管艾克同不同意，他都会向大会推举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佩珀：“不管你们的提议采取何种措词、条件或前提，我都会拒绝提名。”杜鲁门得到正式提名。围绕着艾森豪威尔的狂热终于平息下来。
在接下来的竞选活动中，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许多要他支持杜威的请求，但他告诉朋友，自己将投票支持杜威，并希望他能当选。他完全做到了无官一身轻。自战争结束以来，他第一次相信，自己终于摆脱了政治，因为他预测杜威这次能赢得大选，并在1952年再次当选。他想在哥伦比亚大学好好做一番事业，然后也许写一些国内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章。
1948年选举之夜，他的梦想彻底破灭。约翰·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1948年11月2日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因为杜鲁门大败杜威，再次将他的名字推到了政治第一线。
1948年6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艾森豪威尔一家搬入了晨边大道旁的校长宅邸。艾森豪威尔有了新的爱好，画油画。他受到了丘吉尔的怂恿，又看了托马斯·斯蒂芬斯给玛米画肖像之后，才开始作画。他在楼顶的小房间内画画，通常画的是肖像，而且平均每画三幅就会毁掉两幅。但是，这项活动带给他极大的欢乐，每天都会在这上面花上半个多小时。通常作画时间是在晚上十一时至午夜。
时间是个问题。校董们曾向他保证过，不需要他负担许多工作，只要他关注大学的基本政策。但是担任校长五个月后，他向比尔·鲁宾逊暗中透露，自己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他对工作对自己时间提出的巨大“需求”感到吃惊。他说，自己从未意识到哥伦比亚大学运作如此庞杂，有“无数”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艾森豪威尔坚持“军人有发牢骚的权利”，毫不隐瞒自己对大学生活的怨言，结果关于他的传记都会把这段日子称为他事业中最不快乐、最没有成就的时期。
将军与教授们彼此毫不了解。当时在哥大任国际关系教授，后来接替艾森豪威尔出任校长的格雷森·柯克写道：“出于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他希望所有问题都要说得简明扼要……他会干净利索地处理问题……他认为最好直接做出决定，不要拖延。”而教授们更喜欢讨论，不管会开多长，都不会做决定。
艾森豪威尔尤其反感教职员会议。“他觉得这些会非常乏味。”约翰·克劳特说，“他认为，我们花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时间，却一件事没做。我们高谈阔论，却没有取得什么结论。在为学校做事方面，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起初，他想定期参加委员会会议，但是教授们空洞无物的话越来越多，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厌倦。不久之后，他连这些会也不参加了。
在担任校长近两年后，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上最复杂的事，莫过于挑选一名大学的系主任。”当他担任陆军参谋长时，艾森豪威尔觉得美国陆军是世界上发布文件最多的官僚机构。在来到哥大七个月后，他写道：“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文件……我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处理完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他坚持要每个项目都用一页打印纸写出来，这个主张使那些下笔千言的教授们哭笑不得。
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知名学府，教职员工都是专注于研究事业的杰出专家。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过于天真，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一名学者曾告诉艾森豪威尔：“我们拥有美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数学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艾森豪威尔问，他们是否也是“杰出的美国人”。这位学者大感迷惑，咕哝着说，艾森豪威尔可能不知道这些人是研究型学者。艾森豪威尔张口说道：“去他的，如果不是美国人……杰出的物理学家有什么用。”他还说，每个就读于哥大的学生离开时首先要当个更好的公民，其次才是个更好的学者。对哥大教职员工来说，这种观点令人尴尬——艾森豪威尔使得哥大听上去像是某所高中的公民班。艾森豪威尔筹集了近五十万美元，用于师范学院的公民教育项目，还募到了另外一大笔钱用于设立一个关于竞争性企业的教授职位，大学的教职员工更是感到难堪。
擅长募集捐款的艾森豪威尔使大学的教授们受益匪浅，但这些势利的家伙继续嘲笑他。其实，这些人蔑视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个能够战胜隆美尔、曾经组织过“霸王”行动的足智多谋的名将，只能说明这些人囿于偏见，而不能说明艾克的无能。能够请到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幸运，虽然学校的教职员工从来都不清楚这一点。
在哥大，艾森豪威尔有被人遗忘的感觉。他只能发表评论，不能左右事情的发展；他的决定只会影响到数千人；交往的是百万富翁，而不是与政府首脑的会谈。最糟糕的是，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却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成绩。
杜鲁门政府急于让艾森豪威尔参与政治活动，部分原因是政府想利用将军的威望与经验，更深层的目的就是让他成为政府政策的支持者。就法律而言，作为五星上将，他终身服役，因此可以让他参与工作。1947年，国会通过《国防法》，建立了国防部，将三军松散地联合了起来。1948年12月，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前往华盛顿待“两三个月”，为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担任军事顾问。福里斯特尔当时正在从事非常棘手的统一三军的工作。
1949年1月，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时，他大吃一惊。海军上将们开始反抗，因为海军想得到超出定额的国防部拨款。它一方面极力贬低空军和陆军，另一方面要求提高海军的地位。艾森豪威尔对斯韦德·黑兹利特说：“根据潜在敌人的海军实力来考虑，我们海军的确称得上是大而无当。”他认为，海军提议建造的超级航母只会成为敌人集中攻击的目标。他反对海军坚持建设强大海军陆战队的要求。他问斯韦德：海军为什么需要一支数十万人的地面部队呢？
最令艾森豪威尔苦恼的是三军参谋长在国会内独立报告各兵种的具体情况。艾森豪威尔担心，“我们有些高级将领忘记了三国统帅的存在。”福里斯特尔千方百计使三军参谋长停止内斗，将注意力集中在苏军身上，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
艾森豪威尔向福里斯特尔建议，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建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参谋长们在分配预算时可以放手为其军种辩解，但他们应该进行秘密投票，一旦作出决定，他们必须“忠实、可靠、积极地执行”。在接下来两年中，艾森豪威尔每周坐火车前往华盛顿，并给福里斯特尔写长信，就整编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他受到了礼貌的接待，却无人倾听他的意见，因为他终究是一名局外人。杜鲁门要利用他的威望，但不需要他的建议。用艾森豪威尔话来说，福里斯特尔“紧张沮丧，心事重重，很不开心”。1949年5月，福里斯特尔自杀。在此期间，各军参谋长继续公然进行争执。
1949年春，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非正式地出任参联会主席。这一职位并无法律依据，而且由于艾森豪威尔每周仅在华盛顿逗留一两天，因此并无实权。他不能随时掌握各位参谋长争执的细节问题，而在此情形下，对于细节的深入了解极为关键。他敦促总统在国防上加大投入，但总统坚持要平衡预算，不愿国防投入超过150亿美元。艾森豪威尔有一种预感。他在1949年6月预测道：“当然，只有我们遇到严重麻烦时，（国防政策存在的不当）后果才会暴露出来。我们正在重复过去几十年来的历史，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会遭遇困境。”
非正式的参联会临时主席一职，能使艾森豪威尔经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却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正中杜鲁门政府的下怀，却使艾克倍感沮丧。虽然艾森豪威尔说明了事理，运用了个人的威望与魅力，但参谋长们仍然争执不下。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激烈的争吵仍未停止。这种表演令人羞愧。我曾认真考虑过辞去现有职务，这样我就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艾森豪威尔的一生中，他有时会出现胃痉挛。这种病突如其来，没有明显的病因。1949年3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时就出现了急性胃痉挛。他的朋友兼私人医生霍华德·斯奈德将军推测他得了某种肠炎（实际上是慢性回肠炎）。他要艾森豪威尔卧床一周，只进流食。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到他在基韦斯特岛上的“小白宫”居住。艾森豪威尔接受了邀请，在阳光下疗养了三个星期。当年4月，他北上前往奥古斯塔，和他那一帮朋友打高尔夫球，玩桥牌，钓鱼，闲逛了一个月。
他在基韦斯特岛上的时候，斯奈德告诉他必须减少抽烟数量，从每天四包减到一包。经过数天的限制吸烟之后，艾森豪威尔决定，与其数着烟来抽，不如不吸，并开始戒烟。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根烟，这使他的朋友、报道他活动的记者和民众倍感惊讶。人们经常问他成功戒烟的诀窍。他的回答是，这很简单，就是心里根本不去想吸烟这件事。他还会笑着加上一句：还有个办法，就是藐视那些意志薄弱的人。
艾森豪威尔回到哥大后不久，约翰（当时在西点军校任英语教官）和芭芭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芭芭拉·安妮。艾森豪威尔的长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二世生于1951年。艾森豪威尔夫妇对孙儿孙女大加溺爱。艾克希望孙儿孙女能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他喜欢与他们一起玩，教他们知识，给他们买礼物，给他们讲故事。
随着孙辈的到来，玛米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一个新住所。结婚34年了，她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地产。1950年秋，艾森豪威尔给自己找到一处房子，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郊外，与乔治·艾伦买下的农场相邻（艾伦后来买下了艾森豪威尔农场周围的所有土地，从而使这处农场完全避免外界骚扰）。艾森豪威尔夫妇对这块农场很满意，因为它位置不错，葛底斯堡是历史名胜，但土壤比较贫瘠。艾森豪威尔希望能够重新给土壤施肥，让它恢复到艾森豪威尔家族当初从德国移居宾夕法尼亚州时的状态。玛米想要让旧的农舍恢复旧貌，但是最后推倒了老屋，盖了新房子，只剩下外墙没有动。玛米计划建造一个适于养老的住所，房间要宽敞，便于通风，周围景色要美。艾森豪威尔开始与艾伦合作饲养牛群。
1949年夏末，艾森豪威尔与当时的政府完全脱离关系，问题出在预算上。杜鲁门决心将每年的国防开支缩减至150亿美元以下，而艾森豪威尔则想将它增加至160亿。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请艾森豪威尔帮他分配三军预算（约135亿美元）。艾森豪威尔出手相助，但他几乎每一步工作都会与约翰逊争吵一番。当工作结束时，他要求免去自己的任命。他回到了哥大，“深信自己除了偶尔去华盛顿看看之外，再也不去那里了。”
但是，虽然艾森豪威尔不想再回华盛顿住，并坚持说自己对从政毫无兴趣，但他的行为却令人怀疑。他看上去想成为1952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他不可能没有这些想法，因为他的朋友和大批民众都要求他参加竞选。
每天都有人通过各种方式问他：“难道你不想当总统吗？”他断然否认，不仅和家人、好友这么说，还在私人日记里这样写，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这样表白，在涉及这一话题的每个公开场合也不改初衷。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收集的1951年末之前的大量文件中，没有一篇文件暗示他想谋求总统职位，或是正在操办此事。
然而，他的行为应该经过精心算计，目标就是入主白宫。他无数次参加公众集会，与有钱有势的人往来密切，精心准备演说的内容，这一切都增加了民众推举他成为候选人的支持度。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职业政治家能够为艾森豪威尔策划如此成功的竞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