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兹利特及其他许多人要的，是典型的谢尔曼式的声明：“如果被提名，我将不参选；如果当选，我就不就职。”他们认为，除此之外，其他说法都是含糊其辞之嫌。但是他不愿发表这样一篇声明，再加上人人都知道他视“责任”为天职，民众又普遍认为他有出任国家领袖的责任，结果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要求他参选的热潮依然不减。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轻易脱身，并开始考虑与总统相关的事情。毕竟，他不到一年就要从军队退休，而目前也没有去民间机构工作的可能。他对约翰说，自己有时也想过当国家领袖这件事。但是，空想自己当总统与正式参选截然不同。如果当总统候选人就是做政治承诺，搞政治交易，艾森豪威尔根本不想参与这样的事。
但是，如果能够在喝彩声中获得提名，赢得选举，那就另当别论了。他对弟弟米尔顿说：“大家都不是孩子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下，如果真的在提名大会上‘举贤荐能’，这种事情当然是奇迹。”
1948年1月，一批已列入代表名单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人保证，将在3月9日的初选中推举艾森豪威尔。曼彻斯特《工会领袖》报的发行人伦纳德·芬德尔也支持艾森豪威尔。他在给艾克的公开信中写道：“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谁都不应违背人民的意愿。”艾森豪威尔在芬德尔的公开信旁批注：“我们必须作出回答——但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给芬德尔写回信。他每晚把许多草稿带回家，修改了许多次。1月22日，他公开进行回复。他说，“自华盛顿那个时代起，历史上总统一职一直属于志向高远的人士”，而自己已经明确表示没有政治抱负，所以他希望让他参选的热潮能够消失。但形势未有改观。他并未发布“直截了当的声明”说自己不愿接受提名，因为“这种说法难免给人厚颜无耻的感觉”，而且他也不想别人指责他逃避责任。但是随着初选的临近，他不想让人们浪费选票，所以他认为有必要澄清自己的态度。
他在一篇态度明确的声明中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我深信，军人服从文官的领导是必要和明智的，这种传统应该得到保持，我国人民应该有更大的信心做到这一点。终生服役的职业军人若无明显或重要原因，不应谋求政府的高级职位。”他还写道：“政治是一种职业，一种严肃、复杂而又十分高贵的职业。”他最后写道：“我完全不参与政治的决定十分肯定、明确。”
当时及后来，有许多人猜测，如果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芬德尔的呼吁而同意参选，他本可以获得共和党的提名，赢得总统职位。这种推测无从证实，但艾森豪威尔怀疑它并不正确，而他的判断可能是对的。1948年，举行初选的州寥寥无几，即使他全部获胜，在全国大会上保证支持他的代表不到原先人数的一半。共和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罗伯特·塔夫脱和托马斯·杜威也不可能轻易放弃竞选。从1952年塔夫脱全力参选的做法来看，他和杜威联手就有可能在1948年阻止艾森豪威尔获得提名。艾森豪威尔告诉米尔顿：“大家都不是孩子”，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他意识到自己的支持者都是政治新手。1952年积极支持他的职业政治家在1948年并未出现。政治新手的热情与艾森豪威尔在民调中的地位（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不管党派从属关系如何，他是公众的首要选择）不能产生获得提名所必需的代表票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艾森豪威尔拒绝成为总统候选人似乎使他永远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他猜测，杜威将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并赢得选举，并在1952年连任。到1956年大选时，艾森豪威尔已是66岁，年龄太大，不适合当候选人了。因此，艾森豪威尔在1948年说“不”，是真的不想从政。
如果他选择在1948年争取大选提名的话，他成功的机会很大——民主、共和两党都可能推举他。所以，我们说艾森豪威尔1948年拒绝了美国总统的职位，这应该基本接近事实。
推选艾森豪威尔的热潮有一个非同寻常之处，那就是他从未向任何人甚至最亲密的朋友表明自己喜欢哪个政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容易把艾森豪威尔这样的聪明人当成是本党的成员。他知道这也是他受人拥护的原因之一。一旦他对某个争议的问题表态之后，他就会失去多数对立派的支持。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竭力避免评论国内政治问题，绝口不谈财政赤字、福利国家、政府对工农业的规定或种族关系。对于自己的观点，他敢于坚持，但这些观点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中间位置。实际上，他喜欢郑重而诚恳地表达自己那些为人熟知的价值观。
“我完全信奉美国式的民主，”他在给老朋友斯韦德·黑兹利特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这是一个承认并保持个人权利的制度，它使个人在塑造最高存在形象的过程中获得了尊严。这个制度相信，只有通过自由企业（译注：指允许私人企业自由经营，政府较少管制。）制度才能保持这种类型的民主。”在愤世嫉俗者看来，这种言论非常陈腐。他们觉得它只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但艾森豪威尔私下里与朋友谈论时，说话也是这种方式。
艾森豪威尔谈到或写到外交事务时，他的论据更加可靠，观点更加严密。上文提到，在马歇尔计划公布前，他就是个赞同者；在公布之后，他是个坚定的支持者。塔夫脱参议员则不然。他说，美国的钱不应当通过“大规模的赠送计划”投到“欧洲的建设”中去。塔夫脱与其他共和党人一样，觉得欧洲人已经朝社会主义走得太近，他们会利用马歇尔计划的钱来国有化包括美资工厂在内的基本工业。艾森豪威尔则强调这个计划的协作性，因为它要求欧洲人团结起来，互帮互助。1948年1月，他在给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信中还说，西欧各国组成“虚拟的经济联盟”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他又说：“在这些欧洲国家愿意作出所需的经济让步之前，它们可能需要达成某种政治协议……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以研究共同防御问题。”艾森豪威尔认为，先从某种形式的防务同盟着手——实际上他提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雏形——似乎符合做事的顺序。杜鲁门当然表示同意。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更接近总统的立场，并不如何认同参议员塔夫脱的观点。
他对苏联的认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到了1947年秋，艾森豪威尔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已经与杜鲁门及其他强硬的冷战斗士非常接近。苏联有可能对希腊、土耳其和伊朗实施入侵，在德国和联合国不愿作出妥协，加深了冷战的气氛。这一切也使得艾森豪威尔放弃了友好合作的希望，转而认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1947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苏联确实打算赤化世界。”他认为，“我们面临着两种制度生死存亡的战斗。”为了赢得这些战斗，美国必须反对苏联的扩张，不管苏联企图直接征服别国，还是想实施渗透。但是，艾森豪威尔想超越杜鲁门的遏制政策，“通过长期努力，夺回早已被苏联控制的地区”，也就是解放东欧的苏联附庸国。此外，美国还要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实施重建。在日记中，他非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写道：“为了确保美国民主的健康，我们需要比‘霸王’行动时期更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