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总是决定行动。正如怀特利所说：“蒙哥马利想骑着白马进入柏林。”然而，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已视若路人。艾森豪威尔后来告诉科尼利厄斯·瑞安：“蒙哥马利做事完全凭他个人好恶。他全力诋毁美军，尤其是我，把我们说得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最后我决定不再和他说话。”
艾森豪威尔想让布雷德利指挥最后这场战役。如果布雷德利处于北翼，艾森豪威尔很可能派他进攻柏林。但第12集团军群位于中部，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定将主攻方向放在那里，将德累斯顿作为目标。这个路线为红军提供了进攻柏林的最短路线，能够将德军残敌大致分割成两半。为了让布雷德利有足够的兵力，艾森豪威尔将第9集团军从第21集团军群中调出来，交给布雷德利指挥。为了确保与苏军协同作战，他通过电报将自己的意图通知了斯大林，建议红军与盟国远征军在德累斯顿附近会师，并要求苏军说明自己的意图。
艾森豪威尔3月2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在三大国首都引发了一系列活动。苏军首先做出反应。斯大林同意德累斯顿是盟国远征军和红军会师的最佳地点，并说柏林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斯大林说，红军计划将用二线部队攻占德国首都。但实际上，红军早已开始“紧急实施”重大的调整。它将柏林作为主要目标，并为此投入了125万人的部队和2.2万门大炮。
英军与俄军一样，对柏林极为重视。因此，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向德累斯顿进军的计划极其不满，也对他与斯大林直接联系感到不快。他们担心斯大林可能会愚弄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发电报给布鲁克：“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犯大错误。”英军参谋长们直接向马歇尔递交了强烈抗议。
在美国，罗斯福身患重病，马歇尔负责战争的指挥工作。美军对英方的抗议大为恼火。盟国对艾森豪威尔这位名将的战略大加质疑，这使美方极为反感。艾森豪威尔取得莱茵兰战役的胜利后，英军还对他表现如此的不信任，这使马歇尔大感困惑。他也把这种疑问坦白告诉了英方。
艾森豪威尔不知道马歇尔对英方的答复，还是给马歇尔递交了一份报告，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否认自己改变了计划（这一点与实情不符），然后回击了英方对自己战略提出的批评。他说：“我只不过是遵照布鲁克元帅一直教导我的原则办事，决心集中力量实施一次突击。我的计划无非是将美国的第9集团军调回给布雷德利”以发动主攻而已。在报告的最后一段中，他流露出对英方长久以来的愤懑：“首相及其各位参谋长反对我在莱茵河西部消灭德军的设想。现在德军还未完全被击败，他们就想让我停止这个有数十万兵力参与的作战行动。我认为，我与手下的顾问每时每刻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尽早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第二天，3月31日，丘吉尔再次提出质疑。他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我们不越过易北河尽量向东推进呢？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南面的苏军看来必定会进入维也纳……如果我们在柏林已然落入我们掌握之中时，有意将其让给他们，这可能会加深他们的现有的认识，自以为一切应当属功于他们。”他想让英军抢先抵达柏林，并要求第9军团调拨给第21集团军群，以实现这一目标。丘吉尔说，这样的解放方案是为了“避免使英王陛下的部队处于意想不到的不利境地”。
根据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办公日志记载，丘吉尔的请求使“艾森豪威尔有些恼火”。他立即口授了一封回电。他重申，自己没有改变计算。他仍然想派蒙哥马利越过易北河，直取吕贝克，而不是柏林。第21集团军群向吕贝克挺进，就能封锁丹麦半岛，阻止苏军进入丹麦。艾森豪威尔坚持称，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英方认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使艾森豪威尔回心转意，只得无奈接受。风暴开始消退，因为双方都不想分裂。实际上，英方同意将蒙哥马利降为次要角色。丘吉尔敏锐地意识到，战后的世界需要英美的团结，于是主动息事宁人。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英王陛下的政府对艾森豪威尔将军完全信任，我们的军队欣然服从他的指挥，由衷钦佩他伟大杰出的品质与性格。我希望大家能铭记这一切。”丘吉尔将这封信的副本寄给艾森豪威尔，并称，如果自己说了“伤害您的话”，他“倍感痛心”。但是丘吉尔仍然趁机说，自己仍然觉得远征军应该攻占柏林。“我认为，我们在与苏军会师之前应尽量向东推进，这一点极其重要。”
这样，虽然英方同意蒙哥马利辖下的第9集团转交给布雷德利，把主攻方向放在德国中部，但他们希望继续探讨如何占领柏林的问题。4月6日，蒙哥马利表明了立场，称自己虽然知道艾森豪威尔觉得柏林并无多大价值，但“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我认为柏林绝对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且确信苏军也会这么想，只是他们可能会假装糊涂。”
与此同时，马歇尔告诉英军参谋长们：“只有艾森豪威尔才知道如何作战，如何充分利用千变万化的局面。”至于柏林，盟军参联会认为“我们在苏军之前占领柏林所得到的心理及政治上的利益，不应凌驾于绝对必要的军事考虑之上。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消灭和瓦解德国武装力量。”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正确分析了这场争论，说明了自己在最高统帅部所处的地位。他说，自己根据军事形势进行决策，如果参联会希望他根据政治形势指挥作战，他希望得到参联会中上级的新指示。他说，向柏林进军并不可取，并说：“我承认发动战争就是为了达成政治目标。如果参联会决定，盟军攻占柏林比本战区的军事考虑更重要，我乐于调整计划及思路，以便执行这样的行动。”英方知道他们不能使马歇尔改变主意，也就没有做这方面的尝试。参联会没有改变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因此，艾森豪威尔继续执行原有命令，目标就是消灭德国武装力量。
4月的头几周中，盟国远征军继续向前推进。盟军在部队的质量、机动性、空中力量、物资和士气方面占了明显的优势。团、连、班各级单位奋勇向前，有时甚至三个人乘着吉普车就向前冲杀，把补给基地远远抛在后面，不顾两翼暴露出来的巨大缺口和位于他们后方的敌军。他们对敌人阵地有个大致了解就四处冲杀，认定德军无计可施。德军最高统帅部有名无实；由于缺乏燃料，大部分德军部队处于瘫痪状态。防线漏洞百出。
4月11日，辛普森第9军团的先头部队抵达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辛普森在河上建立了两处桥头堡，一个于4月12日建立于马格德堡的北面，另一个于4月13日建立于马格德堡南面。4月14日，北面的桥头堡被德军的反攻摧毁，但南面那个守了下来。
突然之间，美军似乎有了攻占柏林的机会。俄军尚未开始向柏林进军，辛普森则离柏林不到五十英里。他认为自己可以抢在红军之前杀入柏林，请求布雷德利允许他试一下。布雷德利咨询艾森豪威尔的意见。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辛普森原地待命。
巴顿大感诧异。他的浪漫主义、澎湃激情和博学的军事史知识都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正错过一次历史性机遇。巴顿对他的上司说：“艾克，我不知道你这次怎么想的。我们最好尽快把柏林拿下来。”
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他认为占领北面的吕贝克和南面阿尔卑斯堡垒地区“远比攻占柏林更为重要”。他还认为，辛普森不可能抢在苏军之前抵达柏林，因此也就不值得一试。“我们会徒劳无功，一无所获。”虽然辛普森在易北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但我们要记住，只有我们的先头部队抵达了易北河；而主力离那里还有很远。”
而英方却催促艾森豪威尔派辛普森挺进柏林。4月17日，艾森豪威尔飞往伦敦，与丘吉尔就这一问题展开磋商。他让丘吉尔首相接受了自己的观点。丘吉尔承认，与辛普森的部队（他在易北河上只有5万多兵力，而且无法得到战斗机的支援）相比，柏林东面的红军规模要大得多。这也就意味着，抢先攻占柏林的必将是苏军。
直到1952年，艾森豪威尔仍在为自己未能攻下柏林而感到不安。他千方百计改写历史记录。在回忆录中，他多次提到曾向多位政治家多次就苏军发出警告。在1967年发表的《稍息》一书中，他称早在1944年1月自己就对罗斯福说过，预料美国将和苏联人发生麻烦，但罗斯福不愿听。他还称，自己在1943年就警告布鲁克，如果盟军不尽快重返欧洲，红军就会扫横各国，到时苏联人将难以对付。他可能发出过这些警告，但在《稍息》出版近二十年前，他还写过《远征欧洲》一书，书中对这些事未置一辞。他在战争期间写的东西，也没有流露出他对苏联人的担心。有意思的是，在上面两个例子中，他都说自己在私底下提出了这些观点，而听到这些观点的人却已经去世。
艾森豪威尔还对自己在柏林问题上的决策大加辩解，尤其是在1948年苏联人封锁柏林后更是如此。他多次解释——主要是对共和党人。那些人担心艾森豪威尔曾经受到了斯大林的愚弄——自己完全按照军事局势做出决策，对苏联的威胁早有觉察，并对其他人发出了警告。1952年时的他可能真的希望自己在1945年对苏联人展示了强硬路线，而事实上他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在投降谈判中，还有在战争最后几周调动手下的部队时，都非常注意公平地对待苏联的利益。
1945年春，德国人急于同美国人建立反苏同盟。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这似乎为其他德国领导人扫荡了建立同盟的重大障碍。他们认为，希特勒死后，西方应该会把德国视为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
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试图加速东西方的分裂，从中为德国捞取些利益。他的具体手法就是让德军分批向西方盟国投降。杜鲁门总统答复，唯一可以接受的条件就是所有德军无条件向美英苏三大国投降。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支持杜鲁门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