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的马科。他出身于马扎尔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粮食商人，而德国母亲则是个笃信罗马天主教的教徒。老普利策在布达佩斯退休。普利策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使得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一心想要外出独立。17岁的普利策就这样离开了布达佩斯来到了美国。
到美国之初的困难时期，普利策没忘记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博览群书。
他一头扎进圣路易斯的商业图书馆，学习英语和法律。他事业的最大转机很独特地发生在图书馆的棋艺室里。在观看两位常客弈棋的时候，他对一步棋的精辟论断使弈棋者大为震惊，并和他聊了起来。这两位弈者是一家德语大报《西方邮报》的编辑，他们给了他一份工作。4年之后的1872年，被称誉为一个不知疲倦、有前途的记者，年轻的普利策获得濒于倒闭的报社控股权。25岁时，普利策成为一个出版商，此后一系列精明的商务决策，使他在1878年时成为《圣路易斯邮报》的老板，以一个前途辉煌的人物出现在新闻界。
同年早些时候，他和一位名叫凯特·戴维斯的华盛顿社会名流女士在新教圣公会教堂结了婚。曾经是圣路易斯贫民区大街上的流浪汉，并被奚落为“犹太小子乔依”的匈牙利移民小伙子，完全脱胎换骨了。如今他成了美国公民，作为一个演说家、作家和编辑，出乎寻常地精通英语。他衣着讲究，留着漂亮的红褐色胡子，带着夹鼻眼镜，很快就融人圣路易斯的上流社会，享受着华丽聚会上翩翩舞姿和园林中骑马的乐趣。这种生活方式在他执掌《圣路易斯邮报》后便戛然而止了。詹姆斯·怀曼·巴雷特，《纽约世界报》的最后一任城市版编辑在他撰写的传记《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世界》一书中，这样描述了普利策在执掌《邮报》时的情景，“从清晨伏案直到午夜甚至更晚，对报社的一切均事必躬亲”。为了能让公众接受他的报纸，普利策大量刊发调查性文章和社论，攻击政府腐败行为、富人偷漏税和赌徒。这种平民主义的诉求颇为奏效，《邮报》发行量攀升，报纸兴旺。如果普利策知道在他死后设立的普利策奖体系中，新闻奖里的奖项更多的是给予那些揭露腐败的文章，而不是其他主题，他会感到欣慰的。
在后来他在《纽约世界报》工作的10年里，《世界报》所有版本的发行量攀升至60多万份，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社。但出乎意料，普利策本人却在发行量的大战中成了牺牲品。《太阳报》的出版人查尔斯·安德森·达纳由于《世界报》的获胜而大受挫折，便开始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是“一个不承认自己种族和信仰的犹太人”。这一持续的攻击就是要让纽约的犹太人疏远《世界报》。普利策的健康在这一灾难中每况愈下。1890年43岁时，他退出了《世界报》的编辑岗位，从此再未回到过编辑部。他几乎完全失明，在极度的消沉中又患上了一种痛苦的对噪音极为敏感的病。他出国苦苦寻求良医，却一无所获。在此后的20年里，他基本上把自己关在他称之为隔音的“地窖”里，在他的“自由号”游艇上，在位于缅因州巴港他的度假圣地“静塔”中，以及他的纽约私邸里。
在那些年月里，普利策虽然出访频繁，但他却成功地密切控制着他的报纸编辑与业务的发展方向。
1912年，即普利策在他的游艇上去世一年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成立了。
1917年，在普利策授权委托管理的顾问委员会的监督下，颁发了第一批普利策奖。对委员会成员和评审团的挑选，主要看专业才能，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诸如性别、民族、地域分配，还有记者挑选和报纸规模。
普利策1904年的遗嘱规定了普利策奖的设立是对杰出成就的激励。他具体规定有四项专门新闻奖，四项文学戏剧奖和一项教育奖，还有四项旅行奖学金。
在文学奖中，应有一本美国小说、在纽约上演的一部美国独创戏剧、一本有关美国历史的图书、一位美国人的传记和由媒体所作的公共服务历史的书籍。然而，普利策对社会的迅速进步极为敏感，这促使他做好了对奖励体制做大范围变动的准备。自1917年开始颁奖后，顾问委员会更名为普利策奖委员会。将奖项扩大到21个，增设了诗歌、音乐和摄影奖，同时仍一如既往地恪守设奖人遗嘱和意愿的精神。
作为全国最有威望的奖赏和新闻、文学和音乐领域众所追求的荣誉，普利策奖被认为是产生高质量新闻的一个主要动力，它将全球的注意力都聚焦到美国在文学和音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