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罗马豪富，他花了很多钱，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可能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据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荷马的一句诗；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问我要了本词典，如果他不马上查词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对我说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
我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中讲到的那个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邻居家借火，发现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来取暖，却忘了要取火回家。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如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为养料，不能用它们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没有打仗的经验，通过读书变成了伟大的将领，难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想要为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吗？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问西塞罗去借。假如我们有过训练，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了。像这样讨乞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
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正常，我宁可让我的学生把时间用来打网球，那样，至少可以使身体变得矫捷。瞧他学了十五、六年后从学校回来的样子，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教书先生，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辩派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做坏了，还要别人付报酬。
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有正直的人了。”
因为学问在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杂种和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那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少智慧。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好，哲学家会贻害听众，因为大部分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益，而这种说教无益便是有害。
▲十二 过于热烈的拥抱会使德行变成恶行
我们的手触摸东西似乎带股邪气，原本美好的东西一经我们摆弄，就会变得丑恶。要是我们怀着过分热切强烈的欲望将德行拥进怀里，这德行就会在我们的搂抱下变成为恶行。有人说，德行是绝不会过分的，因为过分了就不成其为德行了。他们嗤笑这样的话：
行善积德过了头，常人就应称为疯子，君子就应称为小人。
——贺拉斯
这是微妙的哲理。行善可能过头，行义亦可能过度。这里正用得着这句圣徒之言：“不可以过分明智，只可以适度明智。”
我曾经见过一位大人物，为了显示自己比同辈们更加虔诚，却损害了自己信奉的宗教的名声。
我喜欢平和中允的人。过分的要好求善，即使不令我厌恶，也令我吃惊，真不知该将它称为什么。依我之见，无论是波萨尼亚斯的母亲，还是独裁者波斯图谬斯，他们与其说是秉公行义，不如说是莫名其妙。这位母亲第一个下命令，带头处死自己的儿子；波斯图谬斯的儿子凭着年少气盛，稍稍先于自己的部队，高高兴兴地扑向敌人，却被他的父亲处以极刑。这类野蛮而又代价高昂的德行，我是既不愿意提倡，也不愿意效仿的。
脱靶的射手同射不到靶子的射手一样，都不算命中。突然间迎上强光与一下子步入阴影一样，都会令人眼花缭乱。在柏拉图的对话集里，加里克莱曾说，过分的超脱有害无益，劝人不可迷信超脱而越过有益与无益的界限。适度的超脱讨人喜欢，允当得体，但超脱下去终究要弄得人性情乖戾染上恶癖，使人蔑视宗教法律，讨厌礼貌交谈，厌恶人间作乐，无法管理公务，不能助人自助，只配眼睁睁地遭人唾骂。此公说的是实话，因为过分的超脱会束缚我们天生的坦诚，以令人生厌的玄言奥语引得我们偏离造化为我们开辟的康庄大道。
我们疼爱妻子是十分正当的，但神学仍然要加以约束和节制。记得我以前好像在圣·托马斯著作的一处谴责近亲结婚的地方看到过这样一条主要的理由：对这样一位妻子的疼爱会有不加节制的危险。假如丈夫的爱已经达到了应有的完满，再添上亲情，这份额外的情感无疑会使丈夫越出理性的界限。
神学、哲学这些规范男子品行的学问管着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个人的秘密行为不为其洞察和评判。批评神学哲学恣意妄为的人实在幼稚无知。女人们可以一五一十地讲她们过去同男孩子如何嬉戏顽皮，要她们讲讲如何照料丈夫却会羞羞答答。所以，如果还有人对妻子过分眷恋的话，我要代她们对丈夫们说上几句话：假如他们在同妻子的亲热中不加节制的话，他们从中获取的乐趣是上天所不容的；他们还有可能干出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如放荡不羁、纵欲无度等。在这点上，我们由于最初的冲动而做出的轻浮举动，对我们的妻子来说不仅失礼，而且有害。但愿叫她们认识什么是厚颜无耻的，起码不是自己的丈夫。她们对我们的需要总是相当关照的。我在这件事上只按照自然而简单的要求行事。
婚姻是严肃虔诚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婚姻带来的乐趣应该是有节制的、稳重的并且带有几分平淡的；应该是较为慎重认真的。由于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繁衍后代，有人就提出疑问：假如我们没有生儿育女的希望，假如我们的妻子过了生育年龄或者已经怀了孕，那是否还允许将她们拥进我们的怀抱呢？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样做等于行凶杀人。有的民族，尤其是穆斯林十分憎恶与怀孕的女子同房，也有若干民族反对与在经期中的女子同房。芝诺比娅
接待自己的丈夫只是为了生儿育女，完成任务后在整个怀孕期间就任他去寻花问柳，到了时候才再下令让他再同房一次。这是值得称道的崇高的婚姻典范。
下面的故事是柏拉图从某个穷困潦倒、色中饿鬼般的诗人那里搬来的：有一天，天神朱庇特迫不及待地撩拨他的妻子，等不及她上床就将她掀翻在地板上；强烈的快感使他忘记了刚刚在天宫里同其他神一起作出的重大决定，还吹嘘说这次干得同他以前背着她的父母初次干她时一样痛快。波斯的国王们叫他们的后妃陪同出席宴会，但是，当他们真正喝上了劲，非开怀畅饮不可的时候，他们就将后妃们送回后宫，免得她们看到自己暴食狂饮的丑态。同时，他们又招来无需如此加以尊重的女人来作陪。
乐趣并非人人可享，赏赐不能人人有份。伊巴密浓达下令抓了一名浪荡青年，佩洛庇达
请求看在他的面上放了这个青年。伊巴密浓达拒绝了他的请求，却把这份面子给了同样请求释放浪子的佩洛庇达家的一位姑娘，并说这样的面子是给朋友的而不是给将领的。
索福克勒斯在军政长官署里陪伴伯里克利，正好看见一位漂亮小伙子走过。他对伯里克利说道：“啊！好漂亮的小伙儿！”伯里克利对他说：“这对别人没什么，对一位军政长官却不妥。他不仅双手要干净，两眼也要无邪。”
罗马皇帝埃利乌斯·维鲁斯的皇后抱怨他随便宠幸别的女人。他回答说，他这样做是出于真诚的动机，因为婚姻代表着荣誉与尊严，而不是指胡闹与淫乱。以前，我们经文的作者们曾经推崇一位不愿助长丈夫的纵欲而离弃丈夫的妻子。总之，在我们看来，任何正当的求欢取乐，一旦过分和无度都应受到责备。
然而，说实在的，人难道不是可悲的动物吗？他出于天性，难于做到自始至终仅仅享受单一的乐趣，何况他还会煞费苦心地用言语去减损它。假如不是人为地、有意将自己弄得愈加可悲的话，人本来是不很卑鄙的。
我们在人为地将我们的命运弄得更悲惨。
——普罗佩斯
人的智慧在十分愚蠢而又别出心裁地设法减少和冲淡着我们应享的乐趣。同时，它也在巧妙而又令人愉快地制造种种假象，向我们美化和掩饰丑恶，使我们对之感觉迟钝。假如我是首脑人物的话，我就会采用别的更为自然的做法。说实话，那是适当而神圣的，也许会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将这种智慧加以限制。
虽然治疗我们身心疾病的医生们好像经过了共谋策划，除了折磨、痛苦和处罚之外，找不出任何办法和药物来医治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但他们还是为此引进了许多制造痛苦的手段；只要是货真价实，造成的痛苦又令人发指，如像剥夺睡眠、禁食、制造痛苦、放逐和隔离、长期关押、苔杖等等。可别再出现施加在某个叫加里奥的人身上的那种惩罚了。这个加里奥先被放逐到莱斯博斯岛上。罗马接到报告说他在那里过得很舒服，给他施加的处罚变成了好处。为此，他们改变主意将他召了回来，叫他回家与老婆在一起，还下令他呆在家里，为的是让他们的惩罚能够叫他感到痛苦。这是因为，对于挨了饿能够变得更加健康灵活的人，对于吃鱼比吃肉还香的人，饿饭和只给鱼吃已经不是什么良方了。同样，在另外一种医道里，对于吃药吃得津津有味的人，药剂是不起作用的。味苦难吃是促使药剂产生效果的条件。让用惯大黄的土著人用大黄是糟塌浪费。胃病得用伤胃的药来治。这里，用得着一条普遍规律，叫做凡事都有它的克星来整治，因为以毒才能攻毒嘛。
这一记载同古代的一则记载有些相似。那时人们想出来用屠杀与杀戮来祭祀天地。在所有的宗教里，这是普遍受到欢迎的。远在我们祖先的时代，阿穆拉在攻占希腊科林斯城时，杀死六百希腊青年，以祭奠其父的亡灵，让这些青年的鲜血充当死者赎罪的祭品。当代发现的新大陆，同我们的旧大陆相比，还是块纯洁的处女地。在那里，这种做法几乎处处盛行。他们的偶像统统都浸透人血，可以举出种种骇人听闻的例子。他们将人活活焚烧，烧到一半又从火中取出剜心剖肚。还有的人，甚至妇女，被他们活剥，剥下的血淋淋的人皮他们用来作衣服，给别人作面具。这里也不乏坚贞不屈的例子。那批可以充当牺牲的可怜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提早几天主动要求准予他们奉献自己作牺牲，并同在场的人一起唱着歌跳着舞去供人屠宰。墨西哥国王的使臣们曾向费尔南德·科尔泰讲述他们的主上是何等的伟大，说他有三十位封臣，每位都能够召集起十万名战士；说他住的是天下最美丽、最坚不可摧的城池；还说他每年要向各路神 贡奉五万人作牺牲。的确，他们说他同几个强大的邻国作战不仅仅为了锻炼本国的青年，主要是为了有战俘提供牺牲。在另外一个城镇，为了欢迎上述那位科尔泰，他们一次杀了五十人作牺牲。这个故事我还未讲完。有的民族被他打败之后，派人向他致谢并寻求友谊。使节们向他献上三件贡品，说道：“主上啊，这里有五名奴隶，假如你是食肉喝血的凶暴天神，那就请你将他们吃了，我们再给你多送些来；如果你是仁厚的天神，就请收下乳香和羽毛；倘若你是人，就请收下鸟儿与果品。”
▲十三 品行为命运打上印记
判断是应付一切问题的工具，而且无处不在使用。正因为如此，在我所写的随笔中，一有机会我就用上它。即使是我不熟悉的问题，我也要拿它来试试，像涉水过河似的远远地伸出去。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太深了，以我的个头不成，那我就到岸上去呆着。承认过不去，这是判断的一大成功，甚至是它最为得意的成功。有时候，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要试试，看看它能不能使问题具体化，使之充实有据。有时候，我用它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它发现不了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因为路子是现成的，它只能踏着别人的足迹走。这时，它所做的就是选择它所认为的最好的路；在千百条路中，说出这条或那条路选得最合适。我是遇到什么命题就抓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不错的。不过，我从来不打算将它们完整地写出来，因为根本见不到全貌。有人答应我们让我们见到全貌，可他们并不兑现。每件事情都有方方面面，有时我只是抓住一面舔一舔，有时只是找出一面摸一摸，有时则要一直夹到骨头上。我往里扎一扎，不是尽量扎得宽，而是尽量扎得深。我常常喜欢抓住命题的某个未曾探讨的方面。如果某个方面我还不熟悉，我就斗胆地深入探讨下去。我在这儿写上一句话，又在那儿涂上另一句，算是从各个部分上零零散散地采取的样品，并不打算作什么，也不许诺作什么。我不一定要对这些写上的东西负责，也不会因为觉得不错就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东西。我还会觉得有疑问，没把握，仍然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一无所知。
人一活动就会暴露自己。凯撒的内心，不但在组织指挥法萨罗战役时看得出来，而且在安排休闲和艳情时也看得出来，看一匹马不仅要看它在驯马场上的操练，还要看它慢慢行走，甚至要看它在厩内的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