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愚蠢恰恰会是另一个人的幸运，一方的错误恰好造成了另一方的机会。正如古谚所说：“蛇吞蛇，化为龙。”炫耀于外表的才干固然令人赞美，而深藏不露的才干则能带来幸运，这需要一种难以言传的自制与自信。西班牙人把这种本领叫做“潜能”。一个人具有优良的素质，能在必要时发挥这种素质，从而推动幸运的车轮转动，这就叫“潜能”。
历史学家李维曾这样形容老加图说：“他的精神与体力都是那样优美博大。因此无论他出身于什么家庭，都一定可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因为加图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这话说明，只要对一个人深入观察，是可以发现对他是否可以期待遭际幸运的。因为幸运之神虽然盲目，但却并非是无形的。
幸运的机会好像银河中的众星，作为个体它们是不显眼的，但作为整体它们却光辉灿烂。同样地，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细小的力来达到幸福，这就是不断地增进自身的美德。意大利人在评论真正聪明的人时，除了夸赞他别的优点外，有时会说他表面上带一点“傻”气。是的，有一点傻气，但并不是呆气，再没有比这对人更幸运的了。然而，一个民族至上或君主至上主义者将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把思考权交付给他人，就不会走自己的路了。
意外的幸运会使人冒失、狂妄，然而来之不易的幸运却使人成为伟器。命运之神值得我们崇敬，至少这是为了她的两个女儿——一位叫自信，一位叫光荣。她们都是幸运所产生的。前者诞生在自我的心中，后者降生在他人的心目中。
智者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他们把光荣归功于“命运之赐”。——事实上，也只有伟大人物才能得到命运的护佑。恺撒对暴风雨中的水手说：“放心吧，有恺撒坐在你的船上！”而苏拉则不敢自称为“伟大”，只称自己为“幸运的”。从历史可以看到，凡把成功完全归于自己的人，常常得到不幸的结局。例如，雅典人泰摩索斯总把他的成就说成：“这决非幸运所赐。”结果他以后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世间确有一些人，他们的幸运流畅得有如荷马的诗句。例如普鲁塔克就曾以泰摩列昂的好运气与阿盖西劳斯和埃帕米农达的运气相对比。但这种幸运的原因还是可以从他们的性格中得到发现。
▲四十一 论放贷
许多人都曾经巧妙的说过咒骂放贷者的话。他们说，人类应给上帝的贡献是每人的收入的十分之一，而现在这上帝应得的一部竟被魔鬼给占了，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他们还说，放贷的人乃是最大的破坏安息日的人，因为他的犁耙是每个安息日都在工作的。又说放贷的人就是维吉尔所说的雄蜂。
他们把那些雄蜂（一群偷懒的东西）从蜂房中驱逐出去了。又说放贷的人把人类自失乐园以后的第一条戒律给破坏了。这第一条戒律就是“你将汗流满面然后得食”，而放贷的人却是“借他人面上的汗而得食”的。又说放贷的人应该戴姜黄色的帽子，因为他们变成犹太人了。又说钱生钱是有悖天道的，诸如此类。而我只能这么说，放贷是“因为人心太硬而始蒙上帝允许的一种事情”。因为既然借与贷是免不了的，而且人的心肠是硬得不肯白借钱给人的，那么放贷的事情便非准许不可了。又有些人也曾经关于银行及财产呈报和其他的办法作过多疑而巧妙的建议，但是很少有关于放贷这件事说过有用的话。把放贷的利与害列举在我们眼前，以便我们酌量采择其利，并且小心办理，以便我们在走向改良之途的时候不要遇见比现在更坏的事情，这样做是最好的。
放贷的害处：第一，它使商人的数目减少。因为要是没有放贷这种懒惰生意，金钱是不会静止不动的，反之，大部分的金钱将被用在商业上，而商业乃是国家的财富的“静脉”。第二，放贷使商人性质变劣。因为，一个农人，假如他住在一个租价很大的田地上他就不能够好好地经营他的土地；同样地，假如一个商人不得不靠高利贷的话，他就不能好好地进行他的生意。第三种害处是附属于上述的两种害处的，那就是帝王或国家的税收减少，税收原是随着贸易而涨落的。第四种害处是放贷把一国的财富都聚集在少数人手上。因为放贷的人是稳赚，而别的生意人是不能稳赚的，所以到这场戏快结束的时候大多数的钱都进了放贷为生的人的箱子里了。然而一个国家总是在财富分配得最为平均的时候最为兴盛。第五种害处是放贷之举把土地的价值打低了；因为金钱的用处，主要是在做生意或购置田产，而放贷却把这两种事业都劫持了。第六种害处是，放贷让一切的工业、改良、和新的发明都遭受挫折和压抑，因为假如没有放贷这种事业的阻挠的话，上述的种种事业自会有金钱活动的。最后的一种害处是，放贷是蠹害许多人的财产的东西，而这种行为经过了相当时间之后是会引起一种共同的贫乏。
而另一方面，放贷的好处是，第一，无论放贷之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么地阻挠商业，在另外一方面它却是助长商业的；因为商业的最大部分是由年轻的商人靠着借有利息的债而经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放贷的人把他的钱收回或者不放出去，马上就会发生商业上的巨大停滞。第二种好处是，要没有这样容易的用利息借债的办法，人们的需要将使他们骤然陷于没落；因为他们将不得不被迫而卖掉他们赖以为生的资产（无论是田产或货物）而且卖得价值远不及这些资产的真正价值。所以，放贷的行为固然是蠹蚀这些人，但是若没有放贷的行为，则坏的市面将把他们整个吞噬了。至于抵押或典当之举，那也是无补于事的：因为，不是人们不肯无利息地收受抵押和典当；就是，如果他们肯这样做，他们必定会眼睛专注在没收那些资产上面的。记得有一位乡下的狠心富翁，他常说，“鬼把这种放贷的举动拿去才好，它使得我们不能够没收抵押的产业和证券”。第三和最后的一种好处是，设想能有不带利息的一般借贷乃是虚妄的；并且，如果借贷之事一受拘束，将发生的不便之处其数目之多是不能想象的。因此要废止放贷业的话是空话。所有的国家都有过这种生意的，不过种类与利率的不同罢了。所以这种意见只好送到乌托邦里去了。
现在谈一谈如何改良并管理放贷活动；如何可以避免它的害处而保持它的益处。从放贷业的利害相权看来，有两件事是应当调和的。一件是，放贷业的牙齿应当磨得钝一点，使它不至于咬人咬得太厉害；另一件是，应当留一个门户，可以鼓励有钱的人放贷给商家，以便商业能够继续并活动。这件事情除非你创立两种大小不同的放贷，是办不到的。因为，假如你把放贷业全减到一个低利率上去，这种办法对一般的借债者将要容易一点而商人将不容易找到钱了。并且我们也应当注意，商品交易的事业，因为获利最厚，所以能担负高利贷，而别的事业则不如此。
要把上述的两种目的都达到，其方法略如下。要有两种利率；一种是自由而且公开的；另一种是受统治的，唯有某种人并且在某种商业地域才可以得到允许的。因此第一，应当使普通放贷的利率减到百分之五；这种利率应当公布为自由的通行的利率；并且国家应当担承对于这种的利率不加以罪。这个办法可使借贷之举免于停止或枯竭，也可以便利国内无数的借款人。并且，这个办法，在大体上，将提高田地的价值，因为以十六年交清买款为期买来的地一年之中可以产生百分之六或稍高的利息，而这种放贷的利率则只能产生百分之五的利息也。以同样的理由，这种办法也将鼓励并激刺工业和有益的改良，因为许多人将宁愿投资于这些事业而不愿收百分之五的利益，尤其是收惯了较高的利息的人更要如此。第二，应该让一部分人得到允许，可以用较高的利率放贷给知名的商人；这种事并且还得有如下的预防。这种利率，即在那些商人的方面，也应该比他从前惯付的利率较为轻一点；因为由这种方法，所有的借款人都可以得到一点便利，无论他是商人或是任何人。放贷的人不可是银行或公司，而每个人都应当是他自己的钱的主人。这并不是我完全憎恶银行，而是因为他们为了某种嫌疑的原故是很难受一般人的信任的。国家为了所发的允许证应当使放贷人负责缴纳一笔小捐税，其余的利益则应当归之于放贷的人；因为假如这种捐税的数目很小的话，它是决不会使放贷的人灰心的。举例来说，那原先收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九的利息的人是宁可降到百分之八而不肯放弃他的放贷事业，撇下拿得稳的利益跑去求冒险的利益的。这些持有允许证的放贷者其数目可以不必限定，不过他们营业的地点却应当限于某几个商业的城市；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掩饰国中他人的钱财：持有特许证可以放百分之九的利率的债的人就不会把那一般流行的百分之五的利率的钱吸收尽了；因为没有人肯把钱放到远处，或放在不相识的人的手里的。如果有人反对说，以前放贷的事业不过是在某种地方受容忍，而我的办法差不多要使它成为合法的营业了；我的回答是，用公开承认的办法补救放贷的害处，要比默认其存在而任其横行要好。
▲四十二 论青年与老年
一个人年岁不大也可以经验丰富，只要他不曾虚度生活；不过这毕竟是比较少有的事情。
一般来说，青年人擅长“直觉”，而老年人则擅长“深思”。这两种特点在深刻和正确性上有着显著差别。
青年的特点是富于创造性，想像力也纯粹而灵活。这似乎是得之于神助。然而，炽热而敏感的人往往要等到中年以后方能成大器，裘利斯·恺撒和塞维拉斯就是明显的例证。曾有人评论后者说：“他曾度过—个荒谬的——甚至是疯狂的青春”。然而他后来成为罗马皇帝中相当杰出的一位。少年老成、性格稳健的人则往往在青春时代就可成大器，奥古斯都大帝、卡斯曼斯大公、卡斯顿勋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对于老人来说，保持住热情和活力则是难能可贵的。
青年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守成。老年人的经验，引导他们熟悉旧事物，却蒙蔽他们无视新情况。青年人敏锐果敢，但行事轻率却可能毁坏大局。青年的性格如同狂放不羁的野马，藐视既往，目空一切，好走极端。勇于革新而不去估量实际的条件和可能性，结果常常因浮躁而改革不成却招致意外的麻烦。老年人则正相反。他们常常满足于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于行动，议论多于决断。为了事后不后悔，宁肯事前不冒险。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青年的特点与老年的特点在事业上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各自的优点正好弥补了对方的缺点。从现在的角度说，他们的所长可以互补他们各自的所短。从发展的角度说，青年可以从老年身上学到他们所不具有的经验。而从社会的角度说，有经验的老人做事令人放心，而青年人的干劲则鼓舞人心。但是，如果说，老人的经验是可贵的，那么青年人的纯真则是崇高的。《圣经》说：“你们中的年轻人将见到天国，而你们中的老人则只能作梦。”有一位“拉比”解释这话说：上帝认为青年比老年更接近他，因为希望总比幻梦切实一些。要知道，世情如酒，越浓越醉人——年龄越大，则在世故增长的同时却愈会丧失正直纯真的感情。早熟的人往往凋谢得也早。如下三种人不足为训。第一种是在智力上开发太早的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例如修辞学家赫摩格尼斯就是如此。他少年时候就写出美妙的著作，但中年以后却成了等闲之辈。第二种是那种毕生不脱稚气的老顽童。正如西塞罗批评赫腾修斯那样，他早已该成熟却一直幼稚。第三种是志大才疏的那种人。年轻时抱负很大，晚年却不足为训。像西庇阿·阿非利加就是如此。所以历史学家李维批评他：“一生事业，虎头蛇尾。”
▲四十三 论 美
才德有如宝石，最好是用素净的东西镶嵌。毫无疑问，才德如果是在一个容貌虽不姣丽，然而形体闲雅，气概庄严的身体内，那是最好的。同时，很美的人们多半不见得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大的才德；好象造物在它的工作中但求无过，不求十分的优越似的。因此，那些很美的人们多是容颜可观而无大志的；他们所研求的也多半是容止而不是才德。但是这句话也并不是永远是真的，因为奥古斯塔斯大帝、泰塔斯·外斯帕显努斯、法王“英俊的”菲力普、英王爱德华四世、雅典人阿尔西巴阿的斯、波斯王伊斯迈耳都是精神远大，志向崇高的人，然而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美的男子。讲到美，容貌之美胜于颜色之美，而得体优雅的动作之美又胜于容貌之美。美中之最上者就是图画所不能表现，初睹所不能见及者。没有一种至善之美是在规模中没有奇异之处的。我们说不出阿派莱斯和阿伯特·杜勒究竟那一位是更大的戏谑者；他们两位之中一位是要根据几何学上的比例来画人，另一位要从好几个不同的脸孔中采取其最好的部分以合成一个至美的脸面。象这样画来的人，我想是除了画者本人而外恐怕谁的欢心也得不到的。并不是我以为一个画家不应当画出一张从来没有那么美的脸面来，而是他应该以一种幸运做成这事（如一个音乐家之构成优美的歌曲一样）而不应该借助于一种公式。我们一定会看得见有些脸面，如果你把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来观察，你是找不到一点好处的；但是各部分在一起，那些脸面就很好看了。
假如美的主要部分果真是在美的动作中的话，那就无怪乎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反而倍增其可爱了。“美人的秋天也是美的”，因为年轻的人，如果我们不特意宽容，把他们的青年也认为是补其美观之不足者，是没有一个可以保有其美好的。美有如夏日的水果，易于腐烂，难于持久；并且就其大部分说来，美使人有放荡的青年时代，愧悔的老年时代；可是，毫无疑问，假如美落在人身上落的得当的话，它是使美德更为光辉，而恶德更加赧颜的。
▲四十四 论残疾人
有的残疾人往往对造物怀有不平之心。因为造物对他们似乎太苛刻。所以，残疾人大都缺乏对自然的亲近感情——这或许是他们对造物的一种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