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女性代表，她的一生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新中国的创立呕心沥血，被周恩来称为“国之瑰宝”。她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做人民公仆，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1928年，宋蔼龄出资在庐山建了一幢别墅，赠送给自己的大妹宋庆龄，供她休息休闲，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1953年7月，她去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18年的庐山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看了以后，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随后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
随后，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宋庆龄以她高昂的热情主持了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全部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而她自己则全靠工资生活。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维持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因为生活工作的需要，常常在北京上海两地来回跑，由于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在北京的时间较多。一开始，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中央准备为她新建住宅，但是宋庆龄婉言谢绝了，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后来国务院于1960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导致了她的关节炎经常性的发作。
虽然国家仍旧处于三年的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仍旧研究决定，破例为她新建一所住宅，并委托王光美将新宅设计图纸寄去上海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接到此信之后，依然坚持不建新房，并且回信说：“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为了我个人的住所而增加国家开支，这将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宋庆龄多次都拒绝了建新宅的构想，但是中央考虑到她是一个古稀老人了，必须为她的晚年着想，所以决定安排一所比较幽静的花园式住宅给她。196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王府为宋庆龄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双层寓所，当年宋庆龄就乔迁新居，在这里为她举办了七十大寿，宋美龄说，恩来日理万机，还如此关心她，使她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而尽管已搬进了新居，宋庆龄的内心仍旧是不安的，1966年她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说：“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但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0年。
从表面上来看，宋庆龄和她的其他姐妹们一样，雍容的仪表，美丽而大方，又具有民族传统的风尚。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宋庆龄其实是一个非常节俭朴素的人，她常常穿着保姆为她做的便装和布鞋。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她便很少再做新衣服了，体形也逐渐变胖，她就把以前的旧衣服、睡衣、旗袍的两边剪开，接上相同颜色的料子。因为缝接的手工精细，熨烫也比较平整，使人难以看出破绽来。
宋庆龄的风湿性关节炎比较严重，腿部地方经常是痛得严重，而她又有凌晨起床办公的习惯。为了对付寒冷，她用旧毛线织成毛线护套绑在腿上，而且她还利用在业余时间和保姆一起，用26块零碎布料，拼做了一件棉背心，取名为“八卦衣”，以此用来为护背保暖。除此之外，书桌旁的落地灯罩也破烂不堪，她就剪下一块旧窗帘布，缝制一个布灯罩以此代用。她和孙中山先生结婚的时候买的梳妆镜子，镜子两边的水银都已经脱落了，只有中间是好的，可她舍不得换新的，一直用到辞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总理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下了13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女士，然而上海郊区一些无知的农民，还是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她含着泪恳请廖梦醒立即向总理反映此事，周恩来得知后，也同样的愤怒，百忙中立即给上海有关部门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命令他们尽快修好宋氏墓地。后来，宋庆龄获悉上海民政局已妥善修复了墓地，便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
1966年8月，南京的红卫兵提出，要毁掉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周恩来得知后，代表中央郑重地指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已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并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每年的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对面都要竖起孙中山像，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今年全国将要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南京的同学准备毁灭孙中山铜像，中央绝不赞成！”
宋庆龄对周总理这番斩钉截铁的话极为赞赏，对头脑发热的红卫兵能够及时清醒而感到欣慰不已。
宋庆龄在和中共多年的合作过程中，也和周恩来夫妇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成为患难之交。由于“文革”时期的折磨和辛劳，周恩来最终积劳成疾，癌细胞在不断地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1975年9月，当她知道江青在周恩来病重中闯进医院干扰他的治疗的时候，非常的憎恨和愤怒。她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朋友：“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宋庆龄听说鸽子蛋里有着比较高的营养，便把自家的鸽子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去给周恩来增加营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中打捞上来一条23斤半重的胖头鱼，她想都没想立刻派人给病重的周恩来送去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耗尽最后一丝精力后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此噩耗，伤心欲绝，她独自一人泪流满面，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早在1931年的时候，19岁的广东中山县的女子李燕娥，因为一段不幸的婚姻离异之后来到宋庆龄的身边做保姆，一干就是50年。她比宋庆龄小19岁，一直忠心耿耿、精心照管宋庆龄的生活及其家庭。中华民族成立以后又竭尽全力照看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孙中山留下的遗物，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
宋庆龄一直把李燕娥当做是自己的亲人，一起吃饭，一起谈心，还称呼她为“李姐”，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买一些火腿、腊肠之类的食品带给她吃。1972年李燕娥60岁生日，宋庆龄托人买了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给她，向她表示生日的祝福。
1979年李燕娥患有子宫癌，宋庆龄非常着急，亲自把她接到北京来医疗，不但为她请最好的专家进行治疗，还尽可能抽时间来陪她聊天，以减轻她的痛苦。在治疗的过程中，还经常给她买一些新鲜的蔬菜、豆类和肉、鸡等食品，增加她的营养。她在给爱泼斯坦写的信里流露了她对李燕娥悲伤的情感：“近日来我为李姐患的可怕疾病，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但是李燕娥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最终还是去世了。
在李燕娥的骨灰送往上海之前，宋庆龄捧着她的骨灰盒，不停地用手抚摸着，用脸亲吻着，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早年在列宁和孙中山建立通信往来关系的时候，都是依靠懂俄文的宋庆龄来实现的。宋庆龄因此接触到了列宁的革命思想。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宋庆龄就开始追随共产党，并且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或秘密地协助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更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是中国共产党最信任、最真挚的好友。因为长期和中共领袖们一起从事，所以她希望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宋庆龄曾三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多年以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向往和追求，早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党中央早已把她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只是觉得她暂时留在党外，对统战工作的意义可能会更大，所以前两次都没有正式让她办理入党手续。为此她也很是理解。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因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菌性白血病病况不断恶化，体温高达40多度。15日早晨体温下降、神志仍然清醒的宋庆龄，向前来看望她的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人第三次提出了要求入党的请求，并将要求接连重复了三次，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听得却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看得出她非常渴望在临终前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面对此情此景，彭真等人深深地感动了，彭真立即于当天上午10点半，把宋庆龄的要求转报给了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胡耀邦又迅速转告了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于是政治局在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并建议人大常委会委任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当天下午6时，列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的委托，赶到宋庆龄的住处，正式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万分激动，眼含热泪，微笑着连连点头。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心愿，终于在九旬高龄时了却了。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向她表示由衷地祝贺。5月16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5月29日，宋庆龄病情再度恶化，抢救无效，于20时18分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90岁。
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运往了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现为宋氏陵园）。有不少人会问，宋庆龄为什么要与父母合葬在一起，而不和她的丈夫孙中山先生合葬呢？这是因为宋庆龄生前多次说过：“孙中山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要接受人民的瞻仰，我不应去沾他的光。”这就是一代伟人宋庆龄晚年的许多感人美德，将永远被人铭记，世代传颂。
（第三节）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的重要角色
近几年以来，在我国各大城市的机场、地铁、马路边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都会有很多关于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其中有不少是以濮存昕的形象而出现的，巨大的广告牌上，他的微笑具有特殊的宣传效果。
很多人都说，选择濮存昕作为艾滋病宣传员的确是找对人了，濮存昕几十年来出演过的话剧和电视剧中的角色，大部分角色都是正面的，加上他英俊的外形条件，在观众心目中一直都是正直而充满阳光的形象。
除了形象上的因素，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濮存昕是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3月，在他任艾滋病宣传员后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政府采用街头广告形式扩大预防艾滋病宣传面。”年底，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火车站，在全国18个国际机场，都树立起了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牌。从此以后，在每年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濮存昕都会提出一些跟预防艾滋病有关的提案，继续推动艾滋病宣传工作更广泛地开展。
“直到今天，政府和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威胁、对艾滋病给中国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威胁的认知程度，与迅速蔓延的艾滋病病毒传播趋势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反差。”濮存昕说。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算，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大约在85万左右，跟中国13亿人的人口基数相比，当然是占了很小的比例，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很少会亲身去接触艾滋病病人，所以觉得这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是自从艾滋病在中国出现到今天为止，它一直处在上升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国可能会出现1000万的艾滋病患者。
濮存昕说：“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全社会——包括各地各级政府和全国公众，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要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
首先要让大家在思想上警惕起来，其次要普及艾滋病的知识，让大家知道应该如何避免艾滋病的传染和被传染。
濮存昕说：“事实上，艾滋病传播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途径，只要避免在这三个方面出问题，就能避免感染艾滋病，比如，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就是避免性传播的一个良好的办法。”
除此之外，濮存昕还在很多学校、闹市地区等公开场合都曾参加过宣传使用和公开发放安全套的公益活动，而且濮存昕应泰国有关方面的邀请，与中国影星蒋雯丽一同参加了“泰中红丝带预防艾滋病联合行动”，在曼谷的闹市为在这里聚会的年轻人和外国游客派发安全套。
濮存昕甚至允许有关机构在供宣传用的安全套上印上了他的个人漫画肖像，在公开场合免费发放。还有一次，在北京街头宣传活动结束的时候，当主办方把一个装有安全套的纸袋送给濮存昕作为礼物的时候，濮存昕幽默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一个人也用不了这么多，还是送给大家吧。”说完就取出里面的安全套散发给大笑中的群众。
濮存昕就是这样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坦然的人生态度，把安全套这个我们私密生活中的小物件变成了一个公开谈论的避免感染艾滋病的话题。
濮存昕说：“对各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宣传和培训也非常重要，毕竟，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是非常有效的。”
除此之外，濮存昕还和卫生部门的几位官员以及专家在十几个省市举办过有关艾滋病预防的培训班，参加人员包括高级、中级和基层干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提出了培训的申请。
濮存昕在很多场合这样说：“这说明中国各级官员对艾滋病防治日益重视起来了，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不论这些人因为何种原因受到感染，他们首先是病人，需要得到起码的尊重和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