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孟夏四月，农乃登麦”。这在今天似乎是不能想像的事。今日麦熟，一定要到五月，普通是五月中旬，最晚的可到五月下旬。但在古代则麦熟确在四月。殷商西周，无可稽考。《左传》中有两次提到麦熟，都为四月。一为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左传》文曰：“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这显然是在麦将熟时去抢先割取。另一次为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记载晋景公在四月要尝新麦，把新麦制熟之后，未及食而死。（关于晋景公事，《左传》原文为“六月丙午，晋侯欲麦”。按《春秋》一书全用周历，周历六月为夏历四月。《左传》记月份时，绝大部分也用周历，隐公三年那一次用夏历，在《左传》为变格，大概是着者采用史料时未加改变，以致体例不能划一。）
由这两个具体的例证，我们可说至迟到公元前720-前580年间，华北一带，麦熟仍在四月。再过一两个世纪，进入战国时代后，麦熟的时间如何，史无明文。但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容待下面再讲。
（5）“仲夏五月，农及登黍”。这一条较上面四月麦熟的一条尤为惊人。因为麦熟，古今相差不过一个月。至于登黍，今日一般都在八月，最早也不能早过七月底。可惜关于此点，《左传》或其他古籍中，没有一个实例，可作讨论的根据。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时行”。似乎古代在六月时，雨水甚大，不似后代华北成语中的所谓“十年九旱”或“三年两旱”的情形。这一点也待下面讨论。
（7）“孟秋七月，农乃登谷”。似乎黍最早熟，其他的秋禾，七月开始成熟。这比今天要早一个月，今天华北秋收的开始是在八月而不在七月。
七月又提到“完堤防，以备水潦”，似乎古代一直到七月时，雨水仍然很多。这也与后日的华北不同，后日的华北，以六月为雨量集中之月，到七月雨已有限，少有水潦的危险。河决又当别论。
（8）“仲秋八月，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古代到八月时，大部的谷物已经登场，农民已开始有闲，可以及早种麦。今天道理仍然相同，但农民往往因收获的工作尚未忙完，到八月底才得暇种麦，甚至有迟至九月初麦才下种的。为使麦生长足时，最好是在八月中旬下种，古代似乎可以做到此点。后世秋熟较晚，所以宿麦下种也随之延期。也因为如此，所以转年麦熟也延后了一个月，由古代的四月变成今天的五月。宿麦的生成与获量，主要的不在第二年，而在第一年，第一年秋季生长的时间长，对麦实特别有利，第二年何时成熟，在田间生长的时间略长略短，关系反倒不大。所以专就此点而论，古代宿麦的收获量恐怕要高于后世的。
（9）“季秋九月，霜始降”。今日仍然如此。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今日为“九月中”，就是九月下半月的节气。至今每年下霜，仍在此时，由古至今似乎并无变化。
又，“九月尝新稻，稻初熟”。这也与今日同。把后来由外传入的谷物如玉米之类（晚熟的变种）除外，稻在华北至今仍是最晚熟的谷。九月霜降，此后任何谷物就都不能再生长了。由霜降与稻熟两事看来，生长季节的最后关口，古今完全相同，以大天时而论，古今基本的气候未变。但在大的未变之内，似乎有小的伸缩，而这种小的伸缩对于生产与人生却可发生莫大的影响。这就都属于“事在人为”的范围了，下面当再讨论。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冻”。这也与九月所纪两事一样，古今相同。今日的华北，“水始冰，地始冻”，一般是在十月上旬中旬之间。
（三）较为温湿的古代华北
由上面所论，材料虽嫌不多，但已可看出，古代的农事季节比较后世略早，气候似乎微有不同。三千年前，殷商时代，殷的王畿就是今日的平原省。当时这一带林木较多，由甲骨文中可以看到，王公时常出去猎象。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殷人并且训练象队去作战，后来周公东征，才把象驱逐到江南：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以上一段，与《孟子·滕文公下篇》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今日的中国，不只北方无象，连江南以至于西南也不见象。三千年来自然变化之大可以想见。《汉书·地理志下篇》，谓粤地（今浙东、福建、两广之地）“处近海，多犀象”，但对江南则未提起，证明在周公驱象的一千年后，粤地仍然有象，但在江南象已绝迹了。有象的自然条件，一需较多的林木，二需较大的雨量，三需较暖的气候。今日的华北，绝不可能自然有象，今日在北方的动物园养象，尚须特别慎重，否则象的寿命随时可以告终。三千年前，华北虽非森林地带，但齐鲁之地林木极丰，其他各地最少山上与山麓都有林木。在自然的林木未被人力毁灭之前，比较的风调雨顺，并且雨量大致是充足的，没有后日华北的经常干旱现象。但因为雨水普遍集中于五、六、七三个月，尤其是六月，如果听其自然，就时常要有立潦的危险。所以从很早以来，可能是自殷商以来，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堤防沟洫制度，使雨水不致成灾，附带的并可供需要时的灌溉。
以上的情形，殷商没有问题，西周时大致仍勉强维持旧观。春秋时代，恐怕问题渐渐发生，自然的林木到春秋晚期大概已被人砍伐殆尽，风调雨顺的美景成了例外；风雨不时，气候生变，《左传》中所记公元前581年的麦熟，虽不能说是最后一次的四月麦熟，但此后恐怕没有能把早至四月的麦秋维持很久。进入战国之后，由孟子在《告子上篇》对于牛山所发的叹息，可见连当初林木较多的齐鲁之地也已是遍地童山，其他各邦可想而知。人力对于自然的摧残，实在可怕。近乎亚热带的昆明，今日有“前山炭，后山炭”的说法。昆明的燃料为木炭，五十年前所烧的还是前山炭，就是面对昆明的山坡上林木所制的炭。今日前山大部已成童山，只有烧后山炭了。但如不及早设法，再过五十年，可能连后山也无炭可烧了！近乎亚热带的云南尚且如此，在温带的地方，如果只知伐林而不知造林，其后果的严重——请看今日的华北，特别请看今日的西北！
我们都知道，到战国初期，有所谓“变法”的运动，大家熟知的是商鞅在秦国“废井田，开阡陌”。实际各国无不如此，很多地方改革还在秦国之前。最早发动变法的为李悝。李悝相魏文侯，变魏国法，魏因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不久之后，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吴起原与李悝同事魏文侯，对于魏国变法事可能也有贡献。吴起后来由魏转仕于楚，变法的政策恐怕仍是李悝在魏国所作的那一套。商鞅原来也在魏国候差，候差不成，方到秦国，他对李悝的那些办法一定很熟习，到秦国后也就如法炮制。
商鞅变法，一向都说是“废井田，开阡陌”。这简短的六个字意义极为重要。两句话所讲的是一件事的两面，“废井田”是就耕田本身而言，“开阡陌”是就耕田的疆界而言。阡陌就是古来传下的田间堤防，也是人行径路。《史记·索隐》在《秦本纪》“开阡陌”句下引《风俗通》：“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可见到汉代，残存田间的径路仍用古代“阡陌”的旧名，而河东一地对此两字的用法与其他地方恰巧相反。所谓“开阡陌”，就是把堤防铲平，也就等于说是“填沟洫”，用堤防的土把沟洫填满。当然不能把阡陌全部废掉，大部与交通无关的“径”都被取消，只留下交通所必需的“道”、“路”，一部分的“畛”、“涂”，与极少数的“径”。同时，在水道方面，自然的大川不必说，洫浍大概还保留了一部分，至于特别多的遂沟，恐怕全部或绝大部分都填平了。此种变法之后，多少世代以来比较方正的纵横交错的田野景象就一去而不复返了。就土地面积论，耕地增加了不少，过去沟洫所占的地方大部已可耕植。所谓李悝“尽地力之教”，所包含的或者方面甚广，但其中的一面恐怕就是这种利用一切土地面积的一点。
这个改革，可能尚有其他社会经济的背景，但这不在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范围之内。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在自然方面使此事成为可能的，正是孟子所指出的童山现象。到战国初期，自然林木摧残的程度，已使雨水极不可靠，大部的年岁是雨量不足，沟洫已成虚设，无水可泄，把它填起，也无引起立潦之灾的危险，并且可以增加耕地的面积。在气候与农事方面，战国初期是一个大关键。从此雨量减少，旱灾加多，春夏之间的气候失调，天气一般的过度干燥，谷物的生长逐渐延缓。麦本为四月熟，熟期趋于延后，再加以前一年播种后延的倾向，使麦的晚熟，成为不可避免，最后成了五月熟的谷物。黍本为五月熟，后竟延缓两个多月。开始大熟，原在七月，后来延到八月。种麦原在八月，后来渐渐改到八月底九月初。这一系列的变化，追根究底，都是由人力对自然的盲目摧残所引起。大的自然环境并无变化，农事大关口的霜降，古今一样。但人谋的不臧，使开始农忙的二月与农闲开始的九月之间的各种农民活动与谷物生长发生了剧变，一般的讲，这些变化都是对农事不利的。从战国初年到最近，二千二三百年的工夫，就自然方面讲，华北大致的情形未变，如有变化，只是林木的摧残日愈严重，旱象也日愈成为“正常”。例如关中之地，直到唐朝仍称沃土，但自中唐以下逐渐枯干，演成后日西北的近乎半沙漠的状态。今日的西北，山上不只无树，少数的山上连草也不能生。因为树已烧光之后，只有烧草。草也不济，冬天就到山上挖掘土中的草根，作为燃料。至此山坡的浮土全无保障，转年雨降，把浮土冲刷净光，剩下的岂仅是童山，简直是百分之百的石山，除青苔外，任何植物也不再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