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让务实的左宗棠去多磕头、少说话，还不如杀了他呢。心直口快的他言行莽撞，在大臣们看来，简直是不通世故。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左宗棠一直恃才傲物，清高自负。
从陕甘回来，每当和别人谈话时，左宗棠总要夸张自己经营西北的功业。这一点让人们比较反感。据说，左宗棠刚到军机处时，恭亲王拿一个海防的折子请教他，左宗棠每看一页，便从海防说到塞防，炫耀自己在西北的措施之妙。
另外，左宗棠还喜欢率性而为，不计后果。据说，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后，当恭亲王给左宗棠介绍达官贵人时，第一批大臣中就有左宗棠的仇敌、前湖广总督满人官文。当初，左宗棠在骆府时，官文曾多次称他为佐杂小吏。
这种事情本应该避讳一下，毕竟是已经过去很久的事了，打个马虎眼过去就行了，否则会弄得大家很尴尬，但左宗棠见到官文，张口就说：“你肯定还没忘记我，我就是那个曾同骆秉章共事的佐杂人员。”官文顿时手足无措，哑口无言，非常尴尬。
等在场要人介绍完毕后，左宗棠再找官文，发现他早已走了。
左宗棠这种偏颇自负的官场作风让他犯了官场大忌。在新疆时，由于手握重权，没有人敢反驳。可到了京城官场，元老重臣众多，他这种孤傲性格便给他招来许多的麻烦。
比如一些官僚遇到要事需要磋商时，故意不送有关材料给左宗棠，致使左宗棠顾此失彼，毫无头绪。礼部尚书满人延煦还因为万寿节（指皇帝寿辰）左宗棠没有按时到达，行礼失节，特地上疏参他，说他日益骄横，乞请严厉惩戒，想要借此机会治左宗棠的罪。幸亏有慈禧太后和醇亲王为左宗棠说话，才让他得以解脱。
习惯了征战沙场的左宗棠很不适应官场的这么多忌讳，他不仅常常骂旗人官员无能，更要命的是连慈禧太后也得罪了。
在朝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十分谨慎，如果说错了话就会惹出大祸。左宗棠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光绪七年初十日早朝，慈禧太后因为新病初愈在宫内休息，只有慈安一人临朝。奇怪的是在傍晚突然传来慈安太后驾崩的消息。
大臣们都赶到朝房，听候传旨。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虽然大家心中都有解不开的谜团，但谁也不敢多讲话，毕竟议论上司兼老板的是非，不是什么好事。
但左宗棠忍不住了，他对同僚们说：“早上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驾崩了呢？我不相信。”
这话明摆着就是说慈安太后是被人谋杀的，整个大清谋杀慈安太后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慈禧太后了。因为慈安太后一死，慈禧太后就能独掌大权了。所以，左宗棠的话明摆着就是指责慈禧太后的。
这种话即使是耳语，也会传到当事人耳中的。况且左宗棠说话的声音一向很高，所以慈禧很快就从太监口中得知了左宗棠的言论。如果是别人，早被脑袋搬家或赶回老家了，但左宗棠的功劳太大，是大清的英雄，轻易是不能动的。但心中相当不爽的慈禧太后从此对左宗棠开始猜忌起来，左宗棠在京师的日子自然就不会好过了。
结果，朝廷中对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议论，深谙世故的人鄙夷他，好心的人担心他，小心谨慎的人远离他……
左宗棠一下子从英雄变成了孤家寡人，也许英雄注定都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是左宗棠所不愿意接受的，因为他感到在朝中做一些事情越来越困难了，处处被牵制，简直是寸步难行。
被人撵出京城
左宗棠进入军机处后，本想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给大清官场带来一些正气。但已经腐败到骨髓的朝廷是容不下他的，因为他的秉直与阳奉阴违、媚言诡诈的晚清政坛是极不相称的。
这就是官场，要么你和“主流”融为一体，要么你默默无闻，不显山露水。如果你是一个另类，必将成为官场中人攻击的对象。也许你的坚持和主张是正确的，但也可能会淹没在大多数人的声音之中。所以，自古清官很少，清官也很难做。若想做一个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官，你就要付出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努力。
左宗棠布衣素食，过着淡泊的生活，他的清廉是众所周知的，除了俸银，别的钱一律不收。他不但自己为官清廉，也严格教育后代不可沾染官场习气、讲少爷排场。
左宗棠是一名清官，这是无可置疑的。他本想在朝堂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结果却被奕与李鸿章等人暗中拆台。
在这些朝中大臣的内外夹击下，左宗棠在京城官场已经难以立足了。
这是什么世道，做个好官怎么就这么难呢？
左宗棠心寒无比，在万般无奈之下，他萌生了退意，从七月初开始，接连称病告假，并上疏请求告老归湘，退出仕途。
左宗棠虽然不讨人喜欢，但他这个牌子很硬，如果让左宗棠这三个字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话，大清就会又变得疲软无比。
这就是英雄的命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屹立不倒，做出表率，因为英雄已经成为了风向标、领头羊。
清廷没有那么傻，虽然朝堂之上容不下左宗棠，但完全可以再给他找个归宿。只要把左宗棠摆在那里，对列强就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对百姓就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年10月28日），清廷决定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这样一来，左宗棠想在朝廷中枢机构大展宏图的理想便破灭了。
在一般人眼里，入军机处是炙手可热的官位，但左宗棠起初并不情愿。后来，因为日本也想模仿俄国的方法要挟大清时，他才挺身而出担任新职，并试图慢慢改变四十年来半殖民地的外交疲软状况，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
如果左宗棠在官场中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也许就会在京城安度晚年了。但这不是他的风格，他眼里揉不得沙子，结果被官场恶习所排斥，几乎是被人撵出京城的。
想想9个月前从新疆赶往北京的那种荣耀，左宗棠不住地摇头叹息，被人当成救世主的感觉越来越陌生了。这就是人生，永远少不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数。左宗棠也不例外，他的命运、他的传奇也许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对于左宗棠的离去，拍手称快的是奕、李鸿章之辈。在朝中没有了异己，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了。
外放两江的日子
虽然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结果却被撵出了京城。可见，清朝统治集团是多么腐朽。左宗棠虽然心寒无比，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挫折而变得颓废无比。在新的工作岗位，他依然热情饱满地努力拼搏着。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到江宁（今南京市）接任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职务。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职务的大体情况。
两江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由于清初江苏和安徽两省辖地同属江南省，因此初时该总督管辖的是江南和江西的政务，因此号两江总督。
南洋大臣，全称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又称南洋通商大臣。清末专管南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交涉、通商、海防等事务的钦差大臣。《南京条约》订立后设置，称五口（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咸丰八年（1858年）改由两江总督兼任，一度曾由江苏巡抚兼任。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由两江总督兼任成定例。
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因此，清廷命左宗棠总督两江，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的意思。
对左宗棠来说，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便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相对于在朝中处处受人掣肘来说，这里更适合他发挥自己的余热。
当左宗棠一路风尘仆仆到达江宁，看到满目疮痍、民生凋落的萧条破败景象后，非常忧虑，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百姓生活如此贫困，而朝中的大员们却钩心斗角，花天酒地。再加上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大清这艘残破不堪的大船已经不能承受之重。
为了国家，也为了百姓，左宗棠在叹息之后，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尽管是杯水车薪，尽管无力改变大清的颓败趋势，但左宗棠还是这样做了。只要有一口气在，只要身在其位，左宗棠就要为百姓办一些实事。
同以往一样，左宗棠非常关注百姓的生活和疾苦。他刚到江宁，便决定对百姓推行赈济、体恤为主的仁政。
对于传统的赈灾恤民工作，左宗棠做得非常到位，他命令就地设厂煮粥赈济，并调拨灾款、筹集银两以购买米薪、搭场盖棚，解救燃眉之急。另外，还为产妇、病号、出天花的孩子给予特殊照顾。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能按照19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需要，发展商品经济，减轻了当地人民的绝对贫困化。为了支持商办近代企业，他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的措施。另外，他还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进行抵制，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兴办近代企业作为挽回国家利权，抵制外国经济扩张的手段。这就为传统的恤民政策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左宗棠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他一向把农业视为根本，所以，兴修水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若想减少自然灾害，发展经济，左宗棠认为，依照江苏的经济与地理特点，首先要整治水利。在江苏治水，先要治淮。而治淮的根本就是恢复淮河从云梯关入海的故道。
但这项工程非常浩大，需要较长时间与大量经费，而当时左宗棠刚刚就任，百废待兴，经费困难，经过反复思索后，决定治淮先治标，一点一点来。
在光绪九年（1883年），新修的江苏水利工程经受住了洪水的严峻考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使江苏的农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另外，在着重治淮的同时，左宗棠也积极认真地治理江苏地区的其他河道水害，并且成效显着。
光绪九年十二月底（1884年初），左宗棠在病势加剧，就要交卸两江总督职务时，又对“大举复淮”水利工程作了战略性的决定与规划：首先，在清江设立复淮局，选派得力人员前往主持，同时制订分年进行的复淮计划。可惜的是，不久左宗棠就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江苏，复淮工程从此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知道，洋务是左宗棠一生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福州和西北就非常重视兴办洋务事业，如今在南京，同样积极开展洋务运动，振兴江南工商业。
首先，发展电讯业。
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在中国内陆与沿海夺取电报线路权。左宗棠意识到若想长期有效地抵制外国资本对华的经济扩张，就一定要抓住时机发展本民族的近代交通工矿电讯业。
为了保全中国的自主权，左宗棠与外商积极争取线路架设的项目。比如，南京到武汉全长达一千六百里左右的长江线路架设，在左宗棠的主持下，终于在光绪十年（1884年）竣工。这是江苏地区继宁镇线、津沪线后的第三条重要电路，对江苏电讯联络与工商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扞卫国家主权、保护民族经济，左宗棠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外国大规模在华投资设厂推迟了十年左右。
其次，发展航运业和煤矿业。
南京紧靠大江，水运便捷，但南京港却始终没有一座轮船码头，上下客时只用小船到江心接送。左宗棠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便下令修建了南京港的第一座轮船码头，并从芜湖调一艘趸船在南京下关江边停泊。为了方便旅客，左宗棠下令在趸船上设立栈房，为上下船的旅客提供免费的住宿休息。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航运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发展江苏的近代经济，左宗棠认真调查研究江苏北部徐州附近的矿产地质资源。结果查明铜山境内煤的蕴藏量很大，利国驿的铁矿石量多质优。于是，他上奏朝廷在徐州兴办机器开采的近代煤铁矿，获得了恩准。
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四日(1882年1月25日)，徐州铜山县境内利国驿煤矿正式设局开采。它不但是徐州首家近代化煤矿，而且也是江苏地区(除上海)的首家近代化经济企业。
总之，左宗棠的这些措施是可行的，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发展近代经济和创办近代企业的主张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为他晚年又填写了精彩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