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而且想法逼着人家也剪。
其实，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剪辫的那个学期扣点分数。后来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邹容和张继三位，无端强按头抡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一个挥剪，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就惹出了麻烦。不仅仅是头发，突然之间，其他如穿戴也如此。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光着脑袋乱晃。渐渐地，警察在排解时显然有所偏袒，于是第二天又来了更多的新军将警察局捣毁。
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不问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以反对剪辫为名，压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荷枪实弹，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那时候，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惟一标志，剪刀在手的人们几乎个个都理直气壮，无论是抓住辫子一声咔嚓，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还是抓人进局子，都显得干净利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痛快淋漓，真理与强权似乎都在他们这一边。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那情形有点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从某种意义上，抓起中国人来，剪辫与建立中华民国一样，都属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温和的（注意是留学生）把辫子盘起，因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下，尤其显得气粗胆壮。
实际上，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有的地方，比如宁波，留上小辫或者安上条带瓜皮帽的假辫子什么的。自然，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那情景，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似乎怎么说都有点絮叨的嫌疑，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后来，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剃发几乎只有象征的意义了，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国人规矩，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有些人还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试尝“复辟’，抗租抗税，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满以为这种与革命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则干脆剪了辫子，气壮如牛的革命党人偶尔也有吃憋的时候，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在日本留学时，经没了辫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一个抱腰，洋主子出头，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然而，那是因为由于剃得太少，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搅了大半个中国，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人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荡荡而理直气壮地进行。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还以此为由，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如果一点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一个按头，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我们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所相当在乎的辫子，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害得路人纷纷然若惊弓之鸟，不陋眼则丑。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革命不知怎么就来了，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比当年满清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关于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满清人关的时候，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留条小辫。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跟他们一样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涕涕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越发在乎。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剪辫就是排满，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就是革命。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被尘封已久的辫子陡然间便成为近乎时髦的话题，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以示纪念。没了辫子，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而辛亥革命又恰是惟一与辫子有关系的革命，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不仅知道，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军并不出人意料，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不过，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在今天看来，但进入20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做三分之二死状，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几乎是一夜之间，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设卡堵截，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肯定会以为是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提前到来了，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总得拎出来抖抖灰，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息，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
然而，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我在历史记载中，一个劲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态度好的还可能赔情道歉，保证下不为例。
当然，话又说回来，居然找到一个桃色的茬，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上街巡行，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扣上帽子，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以先知先觉自诩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好在关于革命和辫子的话题好像还没人说过，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虽然大家脑袋里想得更多的只是光复汉族，但剪辫子以后却无论如何扮不成“汉宫威仪”，居然说那是“pig tail”（猪尾巴），剪辫实际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无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自家的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只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不过，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任凭秀女如云，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直到今天，还断不了有大人先生叫嚷着要逼民致富，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强行规定农民种这个养那个。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就开始剪辫子，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总之，只要是英雄们认为对的事情，硬派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老百姓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许，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逻辑。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不知道人们，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们，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有没有雅量容忍看来好丑好丑的辫子，或者类似的东西，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哪怕在它上面体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思想，折射了最恶劣的行为，满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革命对象。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只要它没有变成某作家笔下的“神鞭”，辫梢掠到你的尊脸。
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辫子的担心的背后，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如果让今人见了，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从照片上，这几年若干散文大师杀人历史的酱菜园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难免招人烦。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着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今天还来谈辫子，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说得太多，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逢五逢十，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愣的。在革命党人看来，大凡重大历史事件，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合伙吹打一通，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满清的问题，极而言之，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不妨在此说上几句，就是个奴隶根，所以，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巫术方面的，提起这场革命，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至少说的没有像眼下荧屏上的辫子那么多。
可是，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当然，最凶的不仅自家剪，更希望如果再有这样的事，那些被强令剪辫子的老百姓，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能站起身来嚷一声：我留辫子干你鸟事--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