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上看，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问题似乎很严重，其实，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现在报道得多了，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比现在好，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这个问题讲得多，倒是一种进步，说明人们多少有了点权利意识，也可以说，人们对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的现象有了某种警惕，而有关部门也多少有了点容人说话的雅量。
当然，警惕也好，雅量也罢，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却还任重道远；因为这决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事情，更决非加强学习提高警察法律素质和心理素质所能奏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使刑讯逼供不再成为公安机关的严重问题，而只是个别的特例，需要公民文化的建设，需要一种良性的法律文化背景的形成，需要司法制度的改革，其实，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政治上的着力。
尽管传媒上对刑讯逼供口诛笔伐，当事人的悲惨遭际也令人触目惊心，但跟警察们私下聊起来（包括一些尽职尽责的好警察），几乎都认为刑讯或者类似刑讯之举，毕竟是侦破案件的有效手段。就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不搞到自家头上，显然对刑讯逼供也不那么反感，看见电影电视中的警察痛揍那些并没有定罪的“罪犯”，又有谁不感到解气呢？无罪推定说说容易，但实践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只要是怀疑到谁头上，总是禁不住想要尽快地问出个究竟来。对方要是坚持行使“沉默权”，那么就难免要吃苦头，尤其是上面要求限期破案，而这边又久无进展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更容易发生。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在于警察包括与案件相关的人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过分重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因为在传统社会，官府审案没有口供是不能定案的，因而允许审案者（主要是地方长官）有条件地刑讯，结果是青天大老爷打板子上夹棍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后来的岁月中，相信口供成为人们的一种顽固的习惯，而为获取口供动粗，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动刑逼口供不过是传统法律世界的技术成分，在这种技术层面的背后，是以刑求治的政治框架。在这种框架里，整体国家社会体系结成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金字塔，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礼制结构”，失礼、逾礼、越礼都意味着对秩序的挑战和破坏，必须以刑加以惩罚，使被破坏和扰乱的秩序归于正常。在这里，官尤其是审案之官，象征着秩序的维护者；而民，则是随时有破坏秩序之虞的草民、刁民，动刑不仅意味着惩罚，还意味着威慑，所以刑讯要在公堂之上，不仅在公堂上打板子，而且还有所谓的号枷示众，站笼示众，要的就是随时随地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所以刑讯逼供不仅是催问口供破案的需要，还是传统社会“治民”之必需，尤其是社会比较动荡的时候。
然而，有人会问，现在很多的刑讯逼供并不发生在“大堂’之上，这将怎样解释？的确，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已经绝少有开庭审判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动家伙的事情，就是私底下动了大刑，开庭之时也得掩饰一下，尽量遮蔽，不让人知道，尤其不能让媒体知道。事实上，动家伙以示惩罚和威慑，主要是基层公安和联防队的事儿，尽可能吓唬和震慑那些敢于不交某些谁也弄不清是否合法的“提留’的老百姓、“擅自’上访的“刁民’以及因为不知什么事情老惹麻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根本不存在问口供的需要，被派出所和联防队因什么缘故抓进去关了起来的人（主要是农民和城里的民工），会莫名其妙地自己“摔死”“碰死”或者随便一个什么理由地死掉（不死的当然更多些，但身上总要留点伤作为纪念）。不信问问那些“出了事”被曝光的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对员们，他们几乎个个相信，不来点真格的，就镇不住老百姓。至于那些正式的“刑侦机关”，它们当然不屑于操练那些吓唬老百姓的雕虫小技，它们追求的是破案率，是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定，或者是完成那些上级制定的定量指标，保住甚至增加每个成员的奖金。自然，至少在目前，刑讯逼供在这样一些“专业”的场所，依然是大发市利的，也就是说，尽管有着种种约束，而且拥有先进的侦破技术和手段，这些部门对于刑讯依然有着压抑不住的喜好。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我们国家的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却并不比前一种传统小多少，这就是我们的“肃反’传统。肃反传统的源头在外国，主要来自于苏俄的“契卡”和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50年代看苏联电影，那些穿黑皮夹克的，大多属于个中人。这种传统，在我们的革命年代，无论是瑞金时期还是延安时期，都是非常盛行的。跟苏俄一样，肃反由专门的机关执行，瑞金时期是保卫部（局），延安时期是社会部。不过，肃反的目的，说起来却是非常得正大的，全都是为了肃清革命队伍里的“坏人”，让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以保证革命事业健康地进行。据说，如果不及时地进行肃反，那么革命队伍就有可能被革命的敌人从内部瓦解，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
概括起来，肃反有三大原则，一是放大疑点原则。任何一点轻微的似乎是不正常的举止，都会被立刻放大为最严重敌情。二是“合理”的逻辑推断原则。只要抓住所谓的疑点，马上进行逻辑推断，一般都是推到AB团、社会民主党、反革命、间谍、特务而后已。比如，碰上有钱阶层出身的人参加革命的，那么人家就问了，生活不下去才会革命，而你生活那么好参加革命，一定是有别的企图，于是乎你就成了打入革命队里的间谍。三是刑讯考验原则。肃反的手段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刑讯，采用各种人类所能想得出来的招法，使肃反对象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难以忍受的“考验”。据说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手段拷打你，如果你没有问题，你就能忍受痛苦，为什么非要招供，甚至咬出别人呢？虽然你的皮肉受点苦，但你经受了考验，而革命队伍的纯洁也得以保全；如果你经受不住，那么说明你自身还是有问题，活该如此；退一万步说，即使你因此而丢了性命，那么也是为了革命作出了牺牲，既然你立志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所以也算是你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据经过延安审干运动的一位老人说，当时的一位老革命就是对他们这些被整的人说了类似的话，效果奇佳，被无辜整了很久的她，马上就想通了。
瑞金时期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前者据敌方档案根本没那么回事；后者更是痴人说梦，中国压根就没这个党，更伺谈革命还是反革命。延安时期审干运动，抓了成千的间谍、特务、红旗党，结果只剩下王实味等人据说是货真价实的坏人，然而最后查明，王实味连托派都不是（就算是托派，也是思想问题），间谍更是谈不上，更奇妙的是，跟瑞金时期一样，如此大规模的肃清国民党特务间谍，国民党特务机关居然对此毫无反应，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虽然，我们的肃反已经被建国前的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肃反只是被纠正了“偏向”，而没有做根本的改造。
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时，公开奉行的原则居然是“双绝”，即“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决不冤枉一个好人”（这里，决既是坚决，又有绝对的意思）。显然，在实际的刑侦实践中，是根本做不到这“双绝’的，充其量只能是两个“尽量”，尽量不放过一个坏人，尽量不冤枉一个好人。而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一般都是实行“无罪推定”，宁可放过坏人，也尽量不冤枉好人（无罪的人）。事实上，如果非要实行“双绝”原则的话，实际上就只能是偏向第一组“决不放过一个坏人”，我们刑法体系长期实行的“疑罪从有”的惯性共识，对于有疑点的嫌疑人，向有罪判决倾斜，生怕放过了坏人，宁可冒着冤枉好人的可能，也要给证据不足甚至严重不足的嫌疑人定罪。所以，所谓的“双绝”原则，实际上是肃反原则的再现，为了革命队伍的纯洁，宁可冤枉好人，决不放过坏人。某些人具体操作起来，就只能是刑讯逼供，以嫌疑人的口供，来弥补证据的不足，最终证实自己的怀疑方向的正确性。
近年以来，陆续冒出来几个被判死缓的杀人嫌疑犯，已经服刑多年，最终由于真凶的出现而被释放的事件。据媒体的透露，这几桩错案，实际上被冤枉的人都是只有一点点所谓不利的证据，就被警方据此招招见肉地穷追猛打，最后屈打成招。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却有意地被忽视了。以不久前“平反”的营口大石桥市李文伟案为例，十五年前李文伟的妻子突然在家中被杀，警方居然只因李家的门窗没有被破坏的迹象，而怀疑到李文伟，然后又因李的身上有一滴实际判断不清的“喷溅型”血滴（这是由于李发现妻子被害后，马上过去抱起妻子染上的），就坐实了他的罪，最终屈打成招。而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现场有很明显的另外一个人的脚印，凶器上也有另一个人的指纹，而这些本可以指向正确的破案方向的证据，统统都被主导案件的警务人员置之不理，而提出疑问的警察，反而遭到打击。如果不是对此案存有疑问的警察，“违反制度”地私藏凶器上的指纹证据，这个案件的平反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据采访过此案的记者告诉我，当真凶承认这桩罪案，将犯罪经过交代得十分清楚，完全符合现场的情况以后，警方依然怀疑罪犯是因为受了李家的贿赂而揽罪在身。
跟肃反一样，某些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刑事侦查，实际上是尽可能地冤枉了一些好人，而放过了一些坏人。之所以这样，最根本原因是，在肃反的推行者眼里，这个世界能存在一个理想的革命队伍，所以在这个队伍里，反革命和反革命的嫌疑都要被清除；在我们部分的政法工作的视野内，我们的社会也能存在一个理想的人民队伍，所有的罪犯和犯罪嫌疑人，都要被清除出入民队伍。世界上最纯洁的理想框架，往往与最残忍和污浊的手段共生相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刑讯逼供得以长盛不衰的政治文化传统，只是，存在着两个传统。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但在我们的某些执法人员的眼睛里，他们面对的不是草民或者老是给他们找麻烦的刁民，就是时刻要被清洗的人民，但就是没有公民。
好在，时代毕竟在前进，我们刑法中的疑罪从无原则已经确立，我们的媒体也能公开报道我们过去的失误了，但愿，我们的世界能越变越好，尽早走出传统的阴影，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