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卫（2010）认为，和制汉语词的发达主要归因于和训的发达，由此才会有由训读到音读的转换。不过，和制汉语词事实上是和语词汇，既然与单个汉字对应的和语词称为和训，着眼点是二者间的对应关系，那么同样应视为和语词的和制汉语词却为何被当做汉语词看待呢？这暗示我们不能单纯拘泥于语言形式上的相似性看待问题。仔细分析和制汉语词的构词模式可以发现，事实上语素间的构成关系存有很多类型，如：动宾结构（腹が立つ—立腹、式を挙げる—挙式），宾语前置结构（心を配る—心配する、酒に乱れる—酒乱）。此外，由于训读法的关系，有些副词要与句尾的成分呼应（再读文字），由此形成了“当為”、“将然”等日语独有的词语。还有一类是由国字和国训形成的。如“労働、甲状腺”∕“稼働、降参”等。二字和制汉语词语素间具有并列构造的有以下3类：1）和语动词（训读）变为音读形式（“推進、受容” ）；2）二字的训为同义关系（“早速、免許”）；3）二字的训为近义关系（“要望、容認”）。和训带来的语义扩大也是导致大量和制汉语词产生的重要原因，这种构词模式至今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如“婚活（結婚活動）、現認（現場で確認）”等。总之，自古至今日语中产生了大量和制汉语词，促使它们产生的动力因时代差异而不尽相同，但原理上却相差无几，根本的一点在于日语中的汉字早已蜕变成日语中一个有效的造词要素。
在音读词中，中世产生的狭义和制汉语词本为和语词，几乎没有影响到中国。而近代日本产生的新汉语词中特别是涉及到近代科学文化等新学科的词汇较多，传至中国后，中日间词义相差不大。然而，古代传入日本的汉语词由于年代久远，有语义分化变异的较大空间，故比较二者间语义用法异同的研究一直绵绵不断，构成中日同形词研究的重要一环。
六、训读词一（B1）
训读词（即和语词）是在日语词与汉字（词）间搭起的一座桥梁。表面上看，训读词是利用汉字作表记，与表记背后的词没有太大关系。换言之，词本身是日语固有的，不属于由训读带来的（与A1不同），性质上是表记上的借用，但其作用不能小看。如前所述，训读或者说训的成立是构成汉文训读的基础。然而，经过训读的洗礼，汉字到了日语文体和语境中其字义用法也不会一成不变，几乎每一个汉字（词）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有的丰富了日语语义表达，有的则发生了字义的改变。
山田孝雄（1935）认为，汉文训读给现代日语语法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大概分为两种，一是古代日语语法通过汉文训读流传至今（如“ク语法”和“ミ语法”），另一个是日本原本没有的词语或语法通过汉文训读产生出来，译成日语，这等于给日语带来了新的语义。山田孝雄总结有3类：1）由于汉文训读，古语得以流传至今（ごとし、いはゆる、しむ、いはく、おもへらく、あるいは）；2）受到所表记汉字意义性质的感化，词本身没有变化，但词义上产生了原本日语没有的意义性质（かつて、すでに、ゆゑに、いまだ、ために、のみ、以て、ところ、これあり、これなし）；3）训读用来表记的汉字，产生了原本日语没有的新词（および、ならびに、ゆゑん）。如下例①：
然れども慈悲いたりて深き故に、（『著聞集』）
五月十一日にぞ左大将天下及び百官施行といふ宣旨くだりて（『栄花物語』）
朱雀院ならびに村上のおぼぢにておはします（『大鏡』）
这三个划线部分语句都是原来日语没有的，由于将汉语中的虚词训读（近似翻译）过来，才有了这样的表达形式，如相当于汉语中的“至深”、“至厚”、“至高”中的“至”在日语中读作“いたる”。在训读过程中，用其连用形式“いたり”再加上一个“て”，使之成为一个副词。“及”和“並”相当于日语表示并列事项的助词“と”。由于日语中“及”和“並”分别读作“およぶ”和“ならぶ”，故在训读上述文本时用它们的连用形“および”和“ならび”加“に”的形式“ならびに”，从而分别形成了两个表示并列事项意的新词。这些属于上述3）类情况。而“慈悲いたりて”及“国を挙げて”则属于“产生了原本日语没有的意义性质”，故属上述2）类。再举“すでに”为例。现代日语受到汉文训读的汉字（既/已）的影响，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古语则不然，表示“全く”、“ことごとく”之义。古代汉语中的“既”也能表示类似义，如“日有食之所既”中的“既”表示“尽”（春秋），也就是有两个意思，日语选用这个字取的是“尽”的意思。后来，训义扩展，吸收了“既”的表示过去既往之义。镰仓时代前还是两个意思并用，但后来“すでに”的本义作为古义衰退，而另外一个来自汉文训读的表示过去的意思延续至今，作为副词使用。
七、训读词二（B2）
训读词至少可分为5类。把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训读词称为B1，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产生于奈良时代、后来专用于汉文训读的一类和语词，这里称为第2类训读词（B2）。如表示“来”的意思，相对于平安时代的和文体一般用“来（く）”，汉文训读体则用“来（きたる）”。
汉文训读肇始于奈良时代或更早，最初是大学寮中以博士家为中心展开，以音读为主，也有部分语句用训读，训读时所使用的恐怕就是当时的口语。由于汉文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尊贵性和权威性，原本属于奈良时代口语词汇的这些训读词因用于汉文训读的语境中，反被符号化，蜕变成为一种特殊的词语，专门用于后世的训读中。平安时代特别是前期是日本举国吸收汉文化的时代，汉文训读获得了空前发展。在表达同一个意思时，汉文训读中所用词语与普通和文体中意思相近的和文词之间形成显著对立，这些在平安时代仅限于汉文训读使用的训读词又被称为训点词。如下所示（右为训读词）：
あく → うむ
至る → 及ぶ
けつ → けす
きほふ → きそふ
く → きたる
しぞく → しりぞく
やすむ → いこふ
むつかる → いきどほる
此外，由于上代特有的“ク语法”（即前述山田孝雄举出的1）类），产生了以下用法：
引用 いはく のたまはく いひしく まうさく おもへらく
副词 ねがはくは こひねがはくは おそるらしく
结句 まくのみ らくのみ
“あらゆる”和“いはゆる”中的“ゆ”是上代特有的助动词，但由于汉文训读沿袭了前代用法，使得在其他文体中业已消失了的“ゆ”被保留了下来。换言之，如若没有训读语境的特殊性，没有训读行为和训读文本的代代相传，这些奈良时代的口语词恐怕早就消亡了。但至中世以后，二者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如“ただし、しかも、ならびに”等原本是汉文训读词，至中世作为接续词融入了和文体中，特别是和汉混淆文的出现加快了二者的混用，渐渐抹平了表义上的差异。不过，尽管出现了融合趋势，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可看到其间曾有区别的痕迹，影响可谓波及至今，如在“友有り遠方より来るまた楽しからずや”等来自汉语的成语、熟语等中仍然保留这种差别。
八、 其他训读词（B3，B4，B5）
训读词除了以上两类外，还有第3类（B3）翻读词。这是因为，在古代和歌中有尽量采用和语词的习惯。在将来自汉语词或佛教词语的意象化入和歌中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方法，也就是用和语语素进行翻译，于是便有了诸如“紫の雲、鷲ノ山、跡垂れし”等之类的新词。即便不是和歌，也有不少翻译汉语而形成的和语词，如用“小（こ）”和“春（はる）”这两个语素来翻译汉语的“小春”，由此形成训读词“コハル”。再如《源氏物语》作者以“かの岸”翻读“彼岸”。本居宣长曾指出过，“春をむかふる”这种用法也是来自对“迎春”这个汉语词的和译，等等。
第4类（B4）为复训词。有一类复训是在翻译汉语文本中产生的，具体说受到《说文解字》或者汉字字体的影响产生的，如“遡る”、“娶る”、“繙く”、“導く”。
掌 たな（手）ごころ（心） 説文「手中也」
遡 さか（逆）のぼる（上） 説文「逆流而上也」
如上所示，借鉴汉语中汉字字义的构成特点，将与之相对应的和语语素攒和成一个新词。较之于词组或短句，独立的词更具固定化和定型化的特点，亦可视之为具有缩略特点的表现形式，这与前述和制汉语词的造词原理不无相通之处。
第5类（B5）也是最后一类为缩约词，也是一种凝缩的形式。这些词受到汉语构词的影响。如“名前”、“雪国”等。在汉语词中“雪国”中的“雪”与“国”所形成的定语修饰关系式本为无标形式。日本人受之启发，也将“雪（ゆき）”和“国（くに）”这两个语素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ユキグニ”这个词，而不是“ユキノグニ”这样的词组形式了。当然，将这类词归之为第3或第4类情况似亦无不可，因为都是在训读汉字（词）的过程中受汉语影响产生的。
九、 熟字训（C1，C2）
日语汉字有一种特殊用法，叫熟字训。如前所述，从文字语言（书记语言）的角度审视，熟字训也应纳入考察范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C1）为古代正训字，不过是用两个字以上的汉字对应日语。当后来（单）字训成为主流后，故看起来让人觉得像是假借字。这类词被命名为熟字训，也就是词训。熟字训至今仍有很大的生命力，源于长期使用的习惯及其修辞表达上的特殊价值。如“小豆（アズキ）、海女（アマ）、田舎（イナカ）”，虽只是一种文字表记手段，但在书面语言和表达修辞层面上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其实，古代汉字多为词，故本来所有的和训都是汉字词与日语词对应的产物，但除了来自汉语的词之外，日本人还创造了不少二字以上的汉字组合。由于也是不以单字、而是以词单位的整体形式与日语词对应，故也属于熟字训之列，又被称“义训”或“解释训”，即第二类熟字训（C2）。C2是日本人创造的文字序列，如古代的“羲之（てし）”、“枕石（さすが）”，近代后产生的“天鵞絨（ビロード）”、“莫大小（メリヤス）”等外来词表记。此类熟字训中有不少容纳了各个历史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
前述汉字已成为日语中的一个有效的造词语素。国字虽为国“字”，但“字”的背后是词，很多国字采用的是六书中的会意法，如“畑”、“鰤”等，也即追求视觉效果，用汉字辅助表达，可谓构成了铃木孝夫所谓日语是电视语言的一个重要方面。C2的造词原理同会意字的造字方式颇为相似，即将汉字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创作者为此不惜牺牲读音上的规律性，强制使用某种汉字组合来实现辅助表达的效果，二者原理相通。而前述和制汉语词正好与之相反，将用和语词组成的词组或短语凝缩后用汉字字音读，借此造出了新的汉语词（实为和语词），但中介仍是汉字。虽然汉语中不存，但在日本人心目中汉字仍然起到了表意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汉语词中的汉字无异。可见，日语特殊的文字（表记）的结构为日语中丰富多彩的汉字使用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即日语中的汉字形义结合，但与读音的关系较为松散，故可一字多音，这导致甚至如明治时期文人在书信中也习惯沿用往来物中的做法，采用诸如“不相変?相不変（相変わらず）”、“不取敢（とりあえず）”等所谓汉文风式的表记，以突显其受汉文影响的特点。在这里，汉字的表意作用可谓被发挥到了极致。
十、 近代汉文训读与新汉语词①
由于近世以来汉文训读的铺垫作用，加之近世近代以后文体变迁等因素，促使大量汉语词产生。这与汉文训读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汉语词包括3部分: 1）（中国的）近世汉语词；2)被赋予了新概念或内容的旧汉语词（旧瓶装新酒）；3）日本人新造的词。
首先是时代背景使然。近世儒学兴盛，中期到后期尤甚。从寺子屋到私塾和藩校，各级教育机构均以中国及日本人所撰汉文典籍为教材学习汉文，汉文训读由此被制度化，素读成为主要方式，如此便于音读词汇的产生。特别是进入明治时代后，社会上出现了汉语词流行的趋势，推手是当时汉文素养很高的政治家和学者。究其原因，汉语词本身的特点在于：a标榜知识和权威的公共性（超越方言和地方性）；b具有难以替代的汉语词特有的（表达上的）紧张感，这种功能在导入吸收西方文化知识和制度时十分重要。外因具体言之，还有当时流入日本的大量来自中国的汉文资料中大多配有训点，此外还有汉译西书和英华字典的大幅引进和使用，最后一点是明治时期出现的迻译西文书的风潮以及英和辞典的编纂等等。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时期的洋学家和国学家起初都是汉学家，因而日本洋（西）学的基础是建立在汉学基础之上的。
当时包括白话小说在内的中国汉文资料流入日本后，除翻译外还常采取训点本形式。这些读物多标注旁训，一边是读法，一边用日常语词进行解释，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汉字词的日语化。特别是近世以来史书受到极大重视，包括《十八史略》及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曾作为庶民学习汉文的教材，普及程度很高。中国出版的介绍西方近代史地知识的用汉文写的诸如《联邦志略》、《海国图志》等书籍也以汉文训读方式流入日本。总之，在阅读汉文体史书成为潮流的背景下，产生于此的新汉语词又被广泛用于西文书的翻译当中，由此为新汉语词的产生和迅速普及提供了条件。当然，前述训读法的简化也是促使音读词增加的一大原因，这导致很多原可训读的词改为音读形式。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吸收借鉴英华字典编纂英和辞典时，也是经历了先训读（英华字典）汉字词，然后再用音读方式吸收为汉语词的过程。
十一、 结语
综上所述，汉文训读与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步。作为读解汉文的行为手段，通过文本的训读，给日语带来了大量的音读词和训读词；在平安时代由于位相意识，促成训读词与和文词的对立，同时由于中世和汉混淆文的诞生，二者又逐渐融合；在很多拟汉文体中，为了给日语文本披上汉文体外衣，日本人创造了不少和制汉语词；而到了近世近代，随着汉文训读进入高潮以及阅读汉文体史书成为热潮的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大量的新汉语词（和制汉语词），佐藤一斋点的出现更是加速了汉语词的融入。因此，可以说汉文训读在词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日语词汇尤其是汉语词（音读词）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堪称支撑的作用。
总之，汉文训读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历史上汉文训读曾经不止一次地受到诟病，其理由包括责难汉文训读后得到的文本与汉文原文相差甚远，但正如野间秀树所指出的“‘汉文训读’的本质，并非连接两种语言，而是通过重叠两种语言来表现的。”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汉文训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通过“重叠”来扬弃或增添新的语义要素，使得文本在一定意义上脱离原文得到再生，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音读词自不待言，训读词的词义变异就与这种扬弃作用密切相关。进言之，自古至今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也与这种具有重叠而又扬弃作用的汉文训读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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