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以来奢侈腐化的局面日益严重，引起了贡禹等人的忧虑和不满，他利用汉元帝问事之机，对这些不良风气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提出戒奢建议，在贡禹的建议下，元帝“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汉元帝降低膳食标准，开放苑囿给贫民，罢除宫中娱乐嬉戏项目等等，都是抑奢的可贵之举。汉元帝虽然个人倡导节俭，但他无力抑制外戚、大臣的奢侈腐化。元帝时，外戚史丹“尽得父财，身又食大国邑，重以旧恩，数见褒赏，赏赐累千金，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汉书》卷八十二《史丹传》。。成帝时，赵飞燕姐妹“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钅工，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
汉元帝听取了贡禹的批评，并采纳其建议，戒奢节俭。但到汉成帝时，情况又发生了很大改变。王嘉指出：“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谏臣的劝谏并没有让汉成帝收敛。
谷永对汉成帝的荒淫腐朽及其危害很忧虑，他警告汉成帝说：“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但是，上之所行，下必效之，由于汉成帝自己的“示范”作用，王公贵族纷纷仿效。石显“坐专权擅势免官，徙归故郡。显赀巨万，当去，留床席器物数百万直”《汉书》卷九十二《萭章传》。，石显离任时不想带走的床席器物就值数百万，其用度的奢侈可见一斑。世称儒宗的张禹为人虽然谨厚，但他“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筦弦”《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外戚王氏家族“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
汉成帝认识到奢侈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后，于永始四年（前13年）六月下诏要求司隶校尉对奢侈腐败之风严加督查。成帝诏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餍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隶校尉察不变者。”《汉书》卷十《成帝纪》。汉成帝为禁止奢靡专门下发一道诏书，其效果史载不详，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窥见当时奢靡之风的严重程度。
西汉时期奢靡的社会风气及其造成的人伦纲纪破坏、道德缺失和社会混乱等各种危害，汉元帝时的匡衡看得很清楚，并表示出极大忧虑。他曾上疏汉元帝说：“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匡衡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侈靡表现出严重的关切和不满，所以才冒死上疏劝谏汉元帝要移风易俗。
关于东汉时期的奢靡风气，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曾进行过系统论述。
王符虽然主要是批评京师贵戚的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对整个京师人们贪图吃、喝、玩、乐的奢靡之风表现出深深忧虑，这篇文章就是东汉社会风气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奢侈之风影响下，汉代官僚贵族争相奢衣服、侈饮食。
如外戚梁冀之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官僚贵族们不仅在生活上奢侈无度，在器具用度上也讲求名贵。笔本是一种常用物品，但东汉时期以“一笔之柙，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随珠，发以翠羽。此笔非文犀之植，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极靡不至矣”《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一支笔被装饰得价值连城，这完全是一种为了满足虚荣心的炫耀之举。权贵们在居住方面也追求华丽。汉桓帝时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刘瑜刚到京师就上书批评说：
昔秦作阿房，国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促以严刑，威以正法。民无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夺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后汉书》卷五十七《刘瑜传》。
刘瑜看到了达官显贵、富商大贾广建豪华宅第以及带来的政治腐败，于是借秦修阿房宫的历史教训来进行警告，这说明当时在宅第建造方面的奢侈腐败已经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外戚梁冀大兴土木更是奢华，居然还与其妻进行比赛。
后来，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共议诛除梁冀，“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传》。梁冀家财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其生前的腐败确是触目惊心。
汉灵帝时“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到了灵帝后期，“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所以在建安元年（196年），由于宫室焚毁，汉献帝“幸故中常侍赵忠宅”。《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东汉统治者每游观池亭第内，总是多以倡优鸣钟鼓吹竽，甚至是日夜相继。《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三《人事部·奢》。汉章帝即位后，就对当时“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的情况不满，要求有关部门科条制度，严加纠察。经学大师马融讲经时也是“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
在崇尚功名的社会中，社会舆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是占有财产的多少，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也是以聚敛的财富为重要标志。那些有权有势、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的虚荣心和贪婪本性在这种社会评价标准的刺激下更加膨胀，他们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级官吏层层下移，导致社会奢侈成风。《汉书·地理志》记载：关中“五方杂厝，风俗不纯”；河内“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周地“贵财贱义，高富下贫”；郑地“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中山“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邯郸“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奢侈腐败的世风危害一是破坏社会秩序和规范，二是助长了腐败的滋生，因为在奢靡之风促使下的利益追逐，必然与奢求富贵相伴随，从而出现各级官僚“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的局面。
二、汉代的吏治腐败
秦朝灭亡给汉初统治者极大警示，迫使他们改弦易辙，任黄老之术，霸王道杂用。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统治者一方面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约法禁省，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加强对吏治的整顿，防止急政苛政。早在刘邦刚进入咸阳时就约法三章。西汉建立后，萧何主持修订《九章律》，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汉初吏治总体上的清明和廉洁。
从一定意义上说，因为制度的不完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吏治败坏和政治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腐败只会暂时缓解和抑制，并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铲除。汉初吏治的清明廉洁，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清廉，并不是说没有吏治腐败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从刘邦建立政权的那时候起，吏治的腐败就已经出现。如丞相张苍每天都要喝人乳。《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张苍“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只是汉初吏治中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格外重视而已。从现存汉代历史文献来看，汉代吏治腐败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集中在几个公共管理领域。
其一，官吏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贪污出土的汉代简牍中，也有一些关于汉代吏治腐败的记载。胡仁智《由简牍看汉代职务犯罪规定》（《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对简牍中所记载汉代官吏失职渎职、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等等情形有详细论述。。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管理公共事务中侵吞、窃取、骗取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贪污行为是汉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田延年是霍光的亲信，他在大司农任内借征发民车运沙之机，贪污运费三千万。《汉书·田延年传》记载：“初，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凡六千万，盗取其半。”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田延年被迫自杀。汉元帝时，将军陈汤和甘延寿在征讨匈奴后，“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汉书》卷七十《陈汤传》。，也就是说陈汤把战利品贪污了。汉元帝时，张辅做五官掾，“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后来张辅被捕下狱，得“百万奸臧”。《汉书》卷七十六《王尊传》。
汉代国有土地的管理更是贪污发生的重灾区。《汉书·孙宝传》记载了这样一个贪污案：“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上书愿以入县官。有诏郡平田予直，钱有贵一万万以上。宝闻之，遣丞相史按验，发其奸，劾奏立、尚怀奸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狱死。”
类似这种利用管理公共事务的机会大肆贪污的行为在军队、铸钱和工商业管理中都有突出表现。关于汉代官吏贪污的情况，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有详细叙述，参见《中国反贪史》第二章。
其二，利用手中权力受贿。汉代虽然屡次打击行贿受贿的歪风，但收效甚微，贿风炽盛成为汉代吏治腐败中最突出的方面。汉初丞相萧何在历史上赢得了以廉治国的好名声，但就是这样一个“廉吏”，也大量收受商贾的贿赂。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为躲避刘邦的猜疑，听从门客的话，“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实际上就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萧何的所作所为终于导致一次集体骚乱，史载“上（刘邦）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刘邦责问这件事并要求萧何自己去向民谢罪，萧何辩解说：“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刘邦知道萧何已“多受贾人财物”，还替他们出面要求刘邦开放自己的苑囿，心里很不高兴，“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虽然萧何不久就被释放出来，但他强占民田，大量接受商人的贿赂却是事实。陈平甚至公开宣称“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虽然汉代官吏的俸禄比不上宋代那么优厚，但让各级官吏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陈平说“不受金无以为资”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受贿行为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对官吏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汉朝皇帝往往采取纵容的态度。汉文帝时，“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汉书》卷四《文帝纪》。。汉文帝对张武的态度虽然是一种统治策略，但实际上也是对张武贪贿腐败的怂恿。在封建最高统治者包庇纵容下，官吏的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到文帝和景帝时问题已经较严重了。汉景帝面对腐败日益加剧的形势也显得忧心忡忡，曾多次对这些腐败现象进行严厉斥责。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年）九月，景帝诏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汉景帝后二年（前142年）四月又下诏曰：“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以上见《汉书》卷五《景帝纪》。汉景帝对吏治腐败的斥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实际上也是公开承认腐败的存在。
汉简中可见“受赇枉法”、“监守盗”、“坐赃”等语，说明此期官吏存在这些犯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