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写报告文学的线索，除了少数是在报刊上寻觅以外，大部分是在采访过程中碰上的，人们在讲故事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宝藏。在乌鲁木齐，新疆分社的一位记者对我叙说了钱宗仁的遭遇，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还有比他更不幸的么，二十年的坎坷，前十年因出身不好，三次失去升大学的良机，后十年生活动荡，考研究生虽然成绩优异，却因年龄超过两岁而榜上无名。出身不好的人很多，考不上大学和研究生的也大有人在。但集所有的不幸的大成于一身的人，为数不多。我长途跋涉，奔向阿拉尔，见到了钱宗仁。孟晓云：《致〈报告文学作家十家谈〉作者的信》，见《报告文学十家谈》，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作者，朱子南、秦兆基。
因为钱宗仁坎坷的命运的特殊性，因为这个人的遭遇的社会性内涵，就足以说明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极好题材对象。孟晓云敏感及时地发现抓住了这个题材，经过很好的采写，就成功了。柯岩在医院住院时，看到许多人在患上癌症，有的甚至已经被医生判定了死刑的病人，不向病魔低头，用各种方法与病魔进行斗争，最后减轻了病症，延缓了生命时间的情况之后，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文学题材。此后，经过一番采访，她创作了《癌症≠死亡》这篇影响颇大的作品。
要有面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热情和勇气
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有职业的敏感及热情和勇气，这也是作家索取题材的重要渠道之一。天津缺水。经过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批准，天津市政府决定兴建引滦入津工程。这在当年是个得人心、造福后代的大工程。引起了全国上下各地的关注。李延国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工程的意义和作用，就迅速地深入工地进行全面采访，然后以满腔的热情和生动的描写，创作出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事件本身的影响加上作品的真实生动性，使这篇作品在刚刚发表出来时，就在社会上、文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像杨匡满、郭宝臣合作创作报告1976年天安门事件内容的《命运》、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二十年之后重新审视报告这一事件的《唐山大地震》、徐志耕报告1937年、1938年之交时，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对我国平民进行最野蛮、最无耻的大屠杀事件的《南京大屠杀》等许多作品，都是作家在意识到事件的丰富内容和重要意义之后主动选择的题材。敢于面对和承担大的题材，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成熟的表现。
因为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参与性，使得它时常要面对一些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问题，所以，能不能表现出敏锐的感觉和一定的勇气，也是能否适时选择到好的题材的一个重要因素。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成功的创作。可是，在开始选择这个题材的时候，作者却不是十分轻松的。在后来谈到这篇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时，徐迟是这样说的：
《人民文学》打来了电话给我，让我写陈景润，当时，我就有点摇摆，写不写？跟家里人一说，家里就反对：这个人不能写，你别写他。湖北有一些作家也劝我：这个人不太好写，是个是非之人，数学研究所是个是非之地。到底陈景润是不是又红又专，还是走白专道路，还搞不清。有一位好朋友，专门写一封信给我说：我听说你要写陈景润的文章了，我劝你不要写，你这《地质之光》还不错，不要因为写陈景润，栽一个斤斗。但是，我还是要研究研究，为什么不能写？我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到北京来了。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在家吃饭，坐了一屋子人，他们听说我要写陈景润，全都反对，说这个人是不能写的，其中有一个是科学院的，也是强烈的反对。他并不反对陈景润这个人，并不反对他的钻研精神，就是觉得这个人不好写，恐怕写不得。现在关于他的谣传是少一些了，但是，去年这个时候还是流言飞语非常多的。大概同志们也有听到过的，“科学怪人”了，“吝啬”了，“白专”了，种种流言飞语。后来我就问了一位老同志，我说：我想写陈景润，能不能写？因为他熟悉情况，所以非常肯定地说：“写，陈氏定理了不起。”我就决定写了，决定写之后，我就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去了。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见《武汉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从作者的这个自白中，我们多么清楚地知道，在当时，要选择这个题材是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啊！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里动情而热情地赞美了陈景润对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和行动，对他的科学成果表示了高度充分的肯定；结合陈景润的科学研究经历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在当时是最大胆的，带有否定性质的评价。这在那个对陈景润的认识和评价很不一致，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口声地说好的时候，实在是一件有不少风险的行为。但是，徐迟在认清了对象之后，勇敢地迎着风险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就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和作用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有的时候是需要冒一些风险的。作者总是绕着矛盾走，随着风向转，不敢介入矛盾半步，不敢到风浪的中心去，那不光是会失去许多好的题材对象，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也是会大受影响的。所以，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过程，也是对作家的思想辨别能力，对作家的胆识魄力的一种检验。在这方面，许多“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作家，表现出了令人钦佩、令人叹服的行为，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自我发现和积极接受适当的报告题材
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当然是那些作家自己发现，并且比较熟悉的对象最好了。例如，写了《强国梦》和《兵败汉城》的赵瑜，他长期就生活活动在体育战线，对体坛的内在情况有着许多了解。自己的体验和别人的经历，历史的存在和现实的矛盾，从不同的方面使他看到和感受到，明确地认识体育的目的和它应当正常运转的重要性；看到中国的体育体制必须进行大的改革的必要性。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中国体育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的反思及反省是深刻而有力的。鲁光的《中国姑娘》，之所以能把女排的历史演变和在袁伟民的教练下，在运动员们的艰苦训练，顽强拼搏的努力之后取得辉煌的战绩等内容表现得充分，生动形象，也是和作者长期工作在国家体委，对女排的历史和教练员、运动员的情况比较了解有很大关系。这样的情况，还表现在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远征三万六〉》、吴民民的《留学生心态录》、杜守林的《瘦虎雄风》等等的作品中。
当然，自己不熟悉的可以再去熟悉，也是可以创作出优秀作品来的。这也为更多的作品所证明。而且，大量的作品是这样创作出来的。例如，陈祖芬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是报告薄熙来在大连市市长任上，以新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作风，努力开拓视野，扩大开放的力度和广度，在以绿化为龙头改变城市面貌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显着成绩的事迹。发表之后，引起了人们对薄熙来和大连的极大兴趣。可是，这个作品的题材，也不是作者事前就选择好的。而是她在去参加大连的服装节时，在所见所闻之后才突然选择的题材。事实证明，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对象。写自己熟悉的和写自己通过采访熟悉起来的题材，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双方，而是统一存在的不同创作方式。
但是，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还存在着一种由别人推荐之后，经作家认可而确定题材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过去的，像茅盾就在1936年效仿高尔基组织编写《世界一日》的方式编写《中国一日》，选定1936年5月21日这天的生活实况或社会见闻为内容，向人民大众征集稿件，希望能从人们对自己这一天的经历、见闻的真实描述中，在一个横断面上反映出社会的面貌。这就是编辑出题，作者自己创作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方式此后还被多次使用，如不同时期，由不同单位组织的《上海一日》、《冀中一日》、《志愿军一日》、《戒严一日》等。这种命题作文的方式带有某种操作的因素，但是，它也曾经是十分有效的一种方式。
和上面这种方式不同的还有一种现象很值得人们重视。这就是他人或编辑向作家提供题材信息，由作家来承担写作的现象。例如，徐迟写《地质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题材都是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推荐的。另外像乔迈的《中国之约》、黄传会的《中国“希望工程”纪实》、张建伟、邓琮琮的《中国院士》等作品，也是经人推荐之后作家再去采访创作出来的。因为报告文学的特殊性，像这样形式的命题作文是可以的。所以，有不少作品的题材确定，都是编辑和作家相互合作的结果。至于在写作的过程中因为作家去采访，协调创作中的某些关系，帮助作家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作品，乃至作品发表之后引起某些纠纷，需要进行一些矛盾的平复工作等，报刊的编辑部都是投入了大量的工作的。有些作品涉及的问题比较尖锐，矛盾十分复杂，要承担发表的任务，报刊编辑部有时还要冒着一定的风险的。这样的作用，既是作家自己无法承担，但又是作品发表必须有的作用，就只好由报刊编辑部去做了。报告文学创作，不同于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文体的创作，在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需要组织和操作的创作活动。从以上的例证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操作的作用和效果。所以，积极地承担他人推荐的题材，也是报告文学选择题材的一种方式。
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作家把自己的人格和知识修养投向创作的过程，也是作家对社会生活不断认识和深化的过程。题材的确定，是创作的第一步。但是，它的作用却是带有基础性的工作。它是决定作家写什么的首要工作。这个工作进行得好坏，极大地影响着以后的创作效果，必须认真对待，将其做好。
二、关于采访
在题材设定之后，采访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了。在报告文学创作中，采访工作就如同文学创作中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一般的重要。报告文学是以真实的人、真实的事为报告对象的文学形式，因此，它必须通过对实际报告对象的采访来实现自己的报告。如果说题材的设定是个基础的话，那么，采访就是从这个基础出发走向目的的主要方法之一。不能认真对待采访的人，是很难设想会创作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来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对采访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有着直接的体会和见解。
夏衍说：“写报告文学要比写小说、散文花更多的体力，那是非跑、非听、非看不可的”。夏衍：《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见《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1期。这里所说的跑、听、看，就是指的进行各式各样的采访活动。理由说：“开始奔跑了。或迎风冒雨，或头顶烈日，在大街小巷里穿梭似的奔波，还不免风餐露饮，奔赴千里之遥的外地。一旦找到了预期的对象时，轻松地喘了一口气，那是采访过程中的第一次小小的欢乐。但是，迎接你的，可能是一张热情的面孔，也可能是一张冷漠的面孔。相对无言的难堪片刻，双方素不相识，笼罩一团疑云。而你却要对方推心置腹，敞开心灵之窗来任你窥探，该是多么不识时务！沉默、盘桓，用倾吐换取对方的倾吐，用谈心换取知心——顷刻间，烟消云散，成为一对新结识的朋友。新伙伴大多是一些不健谈的人，语言和行动的两种秉赋往往不集于一身，做事的人往往不去记做过的事情。
所以，在采访本上很难找到连珠妙语，常常是只言片语，还要核对、印证，觅踪溯源，从涓涓的水滴中去透视一个人物，一件事，找出时代和社会的含义。于是，采访者的心被映亮了，处于不可遏制的激动之中——”理由：《报告文学的写作》，见《新闻战线》，1980年第3期。“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只能双脚牢牢地踏在现实的土地上，下些笨工夫，用细微的目光，去研究生活中‘单个的’人。研究他们的特定经历，特定性格，量与质的差别；研究他们身上发生的悲剧与喜剧，研究他们身上最稳定的因素，也研究那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激变——舍此别无捷径。”“六分跑，三分想，到落笔时也许只剩下一分的工夫。”理由：《〈她有多少孩子〉·后记》，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你看，理由把采访工作看得是多么重要和多么的艰难。肖复兴也说：“要写得顺手，采访就得细。因此，我常常为寻找细节，尤其是最动情的细节而苦恼。找当事人不行，找她或她家里的亲人，包括上至老人下至孩子。再跑外围，迂回包抄。有时候，大老远，大热天，跑了一趟，一无所获。有时候，耽误了一个晚上，所得的不过是一句话，一个小小的细节而已。”肖复兴：《为普通人立传》，见《文汇月刊》，1982年第10期。采访是架在题材和成功的报告之间的桥梁，任何一个渴望自己报告文学创作成功的人，都不应该忽视采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