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作为农学院的教师，从南京城里下派到长江对岸的江浦农场。我和弟弟，也就转入农场的子弟小学。一家四口，相依为命地度过了一段清贫然而其乐融融的时光。至今想起，仍觉得那是一生中含金量极高的记忆。像童话或田园诗一样单纯、自足且不可复得。
既然说到一家四口，所谓的生活，必然是从四张嘴开始的。饮食所带来的回味，构成记忆中的记忆。我就说说江浦的吃吧。
农场有集体食堂。墙上挂一块黑板，用粉笔潦草地写着当天的菜单。经常有错别字，譬如把“肉丝炒韭菜”写成“肉丝炒九菜”，“香椿炒鸡蛋”写成“乡村炒鸡蛋”，诸如此类。我虽然才读四年级，也看得出来，总想踮起脚替他们改一改。好在字虽然写错，菜却炒得不错。大锅菜，喷香。我们家总是排队从窗口打两菜一汤，装在大小不一的搪瓷碗里，端回宿舍吃。就着馒头或糙米饭。每顿都吃得很干净。
吃中饭的时候，总要打开半导体，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联播节目。《万山红遍》、《新来的小石柱》、《夜幕下的哈尔滨》之类。这是最好的调味品。饭快吃完时，半小时的节目挺吊人胃口地中止了，“且吃下回分解”。于是盼望着第二天早点到来。晚饭的钟点，可以听到重播。
日子就这么一环套一环地飞快流逝。虽然朴素，却并不觉得乏味。
农场有养鸡场、猪圈、鱼塘，还有果园、稻田、菜地。食物充足。甚至比城里吃到的还要新鲜。大食堂的那一道道家常菜，别有风味。我最爱吃的炒三丁，系将肉丁、土豆丁、黄瓜丁一起大锅烹炒，浓稠的汁液拌进米饭里，绝对让人吃得碗底朝天。每逢节假日，大师傅更想显显身手，做粉蒸肉、狮子头、糖醋排骨、熘肥肠、火爆腰花，等等。小黑板写得满满的。我一边咽口水一边“思想斗争”，不知该挑选哪几道为好。
后来我们家逐渐熟悉了环境，吃食堂之余，也想开开小灶。用煤油炉，下点挂面，拌在调好猪油、酱油的海碗里，洒一撮葱花。嘿，味道不比餐馆里卖的阳春面差。尤其寒冷的冬夜，能吃上这样的夜宵，全身心都暖洋洋的。
父母的手艺，在这只煤油炉上越练越棒。蒸蛋饺、炒年糕、炖肉汤，花样越来越多。他们是教师，原本手上总端着课本，现在也捧起菜谱来看了。做菜跟做化学实验一样认真。大年夜，我们家做了满满一桌菜，很有成就感。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弟弟醒来，爬起床就去抓碗里的蛋饺吃。父母发现蛋饺少了，赶忙训斥我们：这还是半成品呢，要在汤里烩了才能吃！这种蛋饺，系用搅拌好的蛋清蛋黄在锅里摊成蛋成，中间包上肉馅，仿佛水饺的。做蔬菜汤或杂烩汤时，加上几只半生不熟的蛋饺，待其煮透后取食，鲜美无比。可我和弟弟馋得已等不及了。
妈妈尤其擅长用面筋烧肉，或千张果烧肉。千张果，其实是将豆腐皮打成结，跟肉一块红烧，非常有嚼头。属于南京特色菜，别处较难吃到。这是妈妈从外婆那儿学来的。
爸爸则偏爱拿当地的野味做试验品。他经常去邻近的村落买一只在山上放养的柴鸡，或村民捕获的野兔。有时还到河边，跟钓鱼爱好者讨价还价，买他们新钓上来的草鱼或鲫鱼。到了后来，村里孩子见到他就推销现捉的黄鳝、泥鳅，他也照单全收。回来还直说好便宜。毕竟，他是拿着教授的工资。在农村自然像大款一样阔气。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江浦有山有水，够我们靠的，够我们吃的。
有一天，有一位猎人敲门，问要不要野鸭，说着从背篓里拎出血淋淋的一只。江浦一带多湖泊，我们常见到野鸭飞，却未想过能吃到嘴，父亲愣了一下，还是掏钱买下了。忙了一下午，拔毛、清洗、切块、红烧，特意从供销社买来各种调料。揭开锅吃时，却遇到一个问题：野鸭是猎人用喷砂枪打下的，肉里面有洗不净的砂粒，一不小心就会咬到，咯得牙齿生疼……最后，只好放弃。
这是爸爸在江浦做得最兴奋的一顿饭，也是最失败的一顿饭。
它相当于我们全家在江浦的荒天野地间的一次精神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