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像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一人一只脚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拽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像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上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更像是在表演车技，一会儿快蹬，一会儿慢蹬，一会儿急刹，在人流里自如娴熟地穿行，总是保持与囚车几米的距离……一个模样粗黑、一脸横肉的年轻人，轻佻地喊道：
“喂，保兄，你们放了这女的，让她给兄弟做老婆吧！我保证她跟着兄弟过日子，再不敢干反革命了……”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给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一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部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了。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斧劈一棵干燥的松柴……
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像是什么在撕扯，又像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篷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篷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的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便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茵茵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一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了一个蕴味复杂的微笑。
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一只还在扑楞楞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一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我明白了，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
“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啦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用，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
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个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了一步右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伸进去，以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在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个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海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弹跳了一下，还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他一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X”，一边拉开枪机，黄澄澄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此时，篷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张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篷下，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
“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
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
“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半边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泼刺刺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去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
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像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胸前塌下去血糊糊的一块……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胆汗，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总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不荤不素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像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一个叫钟海源的女人，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黄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作者注：在此次再修定本文时，我手头在看的一本书是《美人赠我蒙汗药》。约是1963年生人的王朔，在该书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不觉得***那么惨，更惨的最惨的还是平民们。***死得冤，总有平反的一日，现在逢到什么日子，还要有纪念活动。而平民呢，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默默无闻。我当兵那会儿，刚十八岁，有一段时间在军医学院。有三个大池子，里面泡的全是尸体，已经解剖了。我们站在边上，看见别人用钩子一会儿钩上来一个，一会儿钩上来一个。钩一个，说这是个国民党特务；又钩一个，这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们钩上一个，咱就帮着放在一边，一边钩一边介绍，这是谁谁谁，那是某某某，都是一块枪毙的。就那么三个大池子泡着，每次做完手术吧，大伙都把这具尸体捞上来，套上手套，在他身上练练手。那些尸体身上都缝满了针眼，泡了好几年了。那时我刚十八岁，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这件事，他妈的过了十年之后……一想起来，就觉得后脑勺发凉。）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了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串长喟：
“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像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
“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份神秘色彩……不过，他总归是个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像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有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
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奸，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我们参与枪毙的，却是一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看的那一迭材料里，不如说就在她的脑袋里。
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渐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普遍认知；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线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标题大意为“X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像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
“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