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1998牛版)是一部令人怦然心动的书。当时该社的一位友人要我写一篇书评,我不假思索地婉拒了。因为这样的大书,怎么能由我这样的浅薄之辈妄加减否呢?只能用心品。品完全书,已到二000年仲夏,时草长成丛,蝉噪蛙鸣,人之思绪亦繁杂如斯,更无法作清晰的剔评,便将所思所感率性辑录,聊备一格耳。
道德,不是天然地存在于人的心灵。
道德,是对一切肮脏的、丑恶的事物极端厌恶的感情,是对一切纯洁精神和美好行为的自觉追求,所以,对于善和恶均可耻地漠不关心的人,是不会建树道德的。
在环顾四周时,你会发现,真正令我们悲愤不平的,不是贫和富的差距,而是贫与富惊人相似的处世态度:便是对善恶与是非的麻木不仁。
悲愤之后,我们不得不降格以求,去亲近那些虽然“酸腐”却洁身自好的人。尽管他们研究的问题很不实用,他们的言谈和争论很不着边际,但他们热衷于“自我完善”,有自己的善恶观念;在他们那里,多多少少还会感受到一点道德温暖。这些微的温暖,竟让我们感动得流下泪来。
物质主义在现世的膨胀,直接导致了人的两个弱化:一是弱化了对自然的珍重与敬畏;二是弱化了对弱者的关怀与亲近。
中国人一向对松间明月、大漠孤烟、野渡横舟、小桥流水有深度的感动,但一进到物质甚嚣尘上年代,松间明月、大漠孤烟很快就被星级宾馆的豪华场面所置换,被白领阶层、准白领阶层的写字楼所取代;野渡横舟、小桥流水亦被人造景区闹哄哄的人流和森林一般的遮阳伞所覆盖。这一切,被作为“现代化”的物质符号,正大举占领自然的原野,似乎现代化便是都市化,而都市化就是宾馆化,就是钢筋水泥、声光电色与人肉气息。
在九十年代以降的文学作品里,改革常常成了官员和富商的改革,幸福常常只剩下名流和美女的幸福;黑压压的底层生命构成了市井与现实,却被作家排除在“现实”与“市井”之外,只有那些朱门应酬、大腕谋略、名车迎送以及由这些图景暗示的社会等级体制,才是他们心目中民主与人道主义的堂皇全景。
这两个弱化的背后,可以有千万个忧息,但本质的忧患只有一个:便是对生命尊严的弱化!
人的生命尊严一旦沦丧,人便也蜕化成物了。爵士乐下的欢歌,不啻为洞穴中的哀哭。
在市场经济的生活中,功利主义在人们的内心愈来愈占有了位置。所谓功利主义,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成本——收益的转换中,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通俗地说,功利主义就是算计着自己的利益过日子,它讲究的是:利已、实用、实惠、势利和非奉献。一句话,自己的一切付出,都立足于回报的原则上。
所以,功利主义是个冷冰冰的经济学逻辑,它排斥人情温暖,生命在利益驱动之下,走向疏离,甚至对峙。
于是,在善良人眼里,功利主义是个可怕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有爱!
在爱的面前,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顿然失去效力——在一般的功利关系中,一个人的付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得;但是在相爱的人之间,这种看来是亘古不变的算式却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当一个人为自己的亲人或其他人付出辛劳或牺牲时,他并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相反却感到自己有所获得,因为他发现,当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善他人的境遇时,竟使自己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而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益提高,自己福利的递增,都无法使一个人感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只有当他认为别人的生存、别人的幸福有自己的原因时,才找到了自我价值的确认。
我们都会从对自己亲人的爱中,体味到这一点。
这样一来,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走到了尽头。当我们说,一个人只有对他人承担义务,才会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时,我们其实是在说,一个人的效用就是他人的效用,一个人的成本就是收益。这时的人,已无从考虑回报,便与功利主义决然告别了。所以,道德一旦被称为道德,就意味着与功利主义分道扬镳。所以康德说,当一个人没有任何功利考虑和外在强制,自觉地去履行(人间)义务时,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
于是,人间的爱,是道德的基础,是道德的保证,因为我们确信爱是人性的根本标志,是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在功利主义的红尘中,我们心神镇定,从容地微笑着。
真理是超功利的。道德是超功利的。
人的生命尊严是超功利的。人间的爱亦是超功利的。
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刻,感觉这些非物质主义的人间情感,不免有些悲壮的色彩。但悲壮不是忧伤,更不是无奈;忧伤与无奈会弱化心灵的力量,而悲壮则是灵魂不屈的“不合时宜”的反抗。我们之所以对诸如真理、道德、生命尊严和爱这些被红尘遮掩的情感进行抚摸,是缘于追求纯粹生活的内心律令。
兽性,一直在人性的深处沉潜着;我们之所以惧怕外在的诱引,是因为它会使兽性浮出生命的“界面”,使人陷落到野蛮状态。而眼下的“诱引”真是太多太多,足以引起善良人的忧虑与惊警。这个时代,不允许我们建立“话语霸权”,我们不好干涉别人的生活,但我们可以自我完善——对真理、道德、生命尊严和爱的话语关怀,会浸润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变成一种自觉的道德律令,即一种生命理性。
我们相信,具有了这种生命理性的人,是不会轻易地就被“世俗”的感情冲动所俘获的;他们是一种理想的“坚守”,他们自己成就了自己,他们因此而代表了纯粹意义上的人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