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过两位极具影响的历史巨人，一位是林则徐，另一位是严复。我将拜谒他们遗迹的行程安排在了同一天——2004年9月18日。
上午参观位于福州郊区阳岐的严复故居及墓地时，还是炎阳高照，暑热“余意未尽”地阵阵袭来；午饭后游览福州城内郎官巷的严复故居，天空阴了起来；而前往林则徐纪念馆途中，则浓云密布，阴沉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雨点开始零零星星地洒落时，我们已来到林则徐纪念馆。钻出小车，正准备进入其中，发现纪念馆大门紧闭。原来中午休息，得下午两点开馆。抬腕看表，一点半，还得等上半个小时。想去附近转转，不时掠过的大风将越下越大的雨点刮得满地飞旋，周围的一切顿时变得朦胧而模糊，只好钻回小车躲雨等待。
豆大的雨点织成绵密的雨帘，大风不时掀起“帘子”的一角，一眼望去，除了大雨还是大雨，天地间仿佛挂着一道厚实而别致的瀑布。行人敛迹，来往的车辆也少了，喧嚣的街道顿时变得空旷而寂静。坐在车中的我们，犹如置身“台风眼”中心，反有一种异常而神秘的寂静之感。突然间，天空掠过一道刺目的闪电，一声震天霹雳在耳畔炸响。我的身子也在这声惊雷中猛然一颤。随着轰鸣的雷声渐渐远去，神秘的寂静消失了，满耳都是风声的呼啸及雨点打在地上、树上、屋上的夸张声响。坐在车内望着久违了的窗外风暴，感受着贯注天地的喧嚣，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旷野中突遇暴风雨的情景，惊悸迷惘中分明夹杂着一股从未有过的雄奇与壮美。
狂风暴雨约摸持续了半个小时，风止了，雨点仍在空中飘洒，但已变得稀稀疏疏。透过车窗往外望，纪念馆大门已然洞开。街道满是积水，我跳跃着跨过几片水洼，终于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林则徐纪念馆。
然而，一棵折断的榕树横陈在地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是一棵高大的古榕，树干仍高昂地挺立着，断落的枝叶十分繁茂，粗枝壮硕，大雨洗过的绿叶甚是醒目，它们几乎占据了纪念馆内的第一进院落，显得一片“狼藉”。毫无疑问，这棵榕树正是在那声震耳欲聋的惊雷中被击为两段的。几位民工紧张地忙碌着，有的将一根根粗硕的树枝锯成几截，有的拾拣稍细的残枝，有的清理满地落叶……
望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由得想到了林则徐所置身的时代——一个疾风骤雨横扫一切、雷霆万均惊天动地、忽喇喇大厦将倾的天崩地裂的变革时代。而林则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力挽狂澜，到处“救灾”。正如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描写的那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林则徐就是“天公”降下的人才，一名典型的实干家，继承了清嘉道年间经世派的思想，以“明道救世”作为通经致用的目的与手段。在26岁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前，林则徐便在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及福建巡抚张师诚处有过长达五年的幕僚生活，熟悉“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对政事与民生有着深刻的体察，为通达古今治乱得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因此，当林则徐跻身清廷官员之列，很快就以其出色的实干才能崭露头角，成为威震一方的地方大吏，担当起兴利除弊、拯救民生的重任。鸦片战争前，林则徐的经世致用主要体现在水利、漕务、币制、盐法等封建大政的革新改良上。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授任浙江省杭嘉湖道，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固海堤，防御海潮，保护农田；1822年出任江苏按察使，作为掌管一省司法大权的官员，林则徐处理积案，平反冤狱，简化解审手续，减少环节，杜绝办案人员索贿，仅四个月时间的治理，就使得江苏吏治局面大为改观，赢得“林青天”美誉；1823年初，他不仅以江苏按察使身份阻止了一起镇压百姓要求减租和救济的请愿，还主动担当起赈灾济民的责任，让灾民度过难关；1827年授任陕西按察使兼布政史，他亲自赶往洛阳县救灾；1830年接任湖北布政使，为解除荆江连年频仍的水患不遗余力；1831年，江苏再度发生特大水灾，省会江宁（南京）被淹，清廷又将林则徐推向江苏救灾第一线，调任江苏布政使，及时救治水灾，恢复农业生产；不久，林则徐提升为河南河道总督，管理河南、山东境内水利事务，隆冬时节亲赴施工现场指导；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八日，林则徐升任江苏巡抚，首先面临的便是淮安府所属桃源县发生的严重水灾，尔后又是全省各地的一连串灾情，他总是事必躬亲地妥善解决处理……
林则徐为官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封建末世的防灾、抗灾、救灾史。这种灾患，既有水灾、旱灾、风灾等自然灾难，也有腐败社会所带来的人为灾难。两种灾患频相迭加，对危机深重的中国封建末世无疑雪上加霜。而林则徐出现在后人眼中的形象，便是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四处奔走，以一己之力，不断投入“抗灾”、“救灾”之中。自然与人为相互交织的灾患并不因为他的奔波救治减少，反而愈加频繁，防不胜防，犹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古老房子，这里的窟窿堵上了，那里的窟窿会开得更深更大。无论怎么补救，也难以避免轰然坍塌的最终结局。然而，当事人谁也没有想过要去拆除这座即将倾颓、无法修复的旧屋，再建一座漂亮、坚固、实用的新房。
如果说查禁鸦片前林则徐以抗击自然灾害为主，那么此后则主要对付人为的灾祸。
人为的灾祸从深处来看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就表面而言，则是利益的分配与相争。人祸有时比天灾还要残酷，所带来的结果更为惨烈，也更难救治。
鸦片就是人祸中最为严重的一例。
鸦片，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提炼物，本身并没有罪恶。它的前身，一种生长在大地之上顺应春来秋去自然节拍的草本植物，那绿色或白色的枝秆，带有锯齿的叶片，特别是红白间杂的花朵，给人的视觉带来的是一种丰盈与美丽；那坚硬的黑色果实有如母腹中蜷曲的婴儿，也就给了它一个“罂粟”的美名；罂粟的汁液经过凝结提炼，便是具有止泻祛痛作用的鸦片；随着提炼方法的进步，又有了用于医疗的吗啡、可待因、诺司咳平，同时也有了用于吸食的鸦片膏、鸦片烟乃至今天的海洛因。
鸦片本身不仅没有罪过，其诞生之初，从药用的角度而言，于人类反而是有益的。只因鸦片带来了一场可耻的战争，只因海洛因成为当今危害人类的毒品，一种美丽的果实与动听的名字——罂粟，便与罪恶结下了不解之缘，乃至人们将鸦片与罪恶二字等同视之。
罂粟的祖居地在希腊，公元七世纪后传至中国。明朝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便有关于罂粟药用价值的文字记载。而作为鸦片的制成品，最初与中国土地上种植的罂粟并无关联，完全是西方舶来品，一种放在药店出售的药物。后来，鸦片特殊的吸食方法被曾经有过“四大发明”后便绝少再有新的创造的国人发现了，人们不禁为这一新的发明而激动而兴奋，一时间，吸食鸦片成为趋之若骛的时髦。
一种西来的黑褐色凝结物，差点打倒了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
远在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就发布了禁烟令。禁令越严，吸食者越多，一批批“勇往直前”的吸食者在禁烟令的“风雨”中“茁壮成长”。100年后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入中国的鸦片高达28307箱，吸毒人数超过400万。更要命的是吸食成瘾者中，还有20万文职官员，20万军队官兵（清军总数80万）。文官嬉于政事，兵员失去作战能力，国家机器到了无法正常运转的严重程度。
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决定大力查禁鸦片，源于黄爵滋的一封奏折。黄爵滋奏议的禁烟内容，一改过去查禁海口、“夷商”及查拿烟贩、烟馆的老办法，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者，将查禁鸦片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捕杀瘾君子的司法行动。
直接拿瘾君子开刀，自然找到症结之所在，是的，要是没有人吸食，那遍地泛滥的鸦片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而问题的关键是，清朝已处于封建末世，民众不思上进、浑浑噩噩、萎蘼不振，才会被鸦片吸引。鸦片也曾流入日本，可大和民族正处于上升期，鸦片打不倒他们；就连鸦片的制造者英国人也不吸食，因为那是大不理颠最为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代，他们有着无数的占有、开拓等远比鸦片更具刺激的事情要做；只有衰疲、腐朽的清朝帝国，才需要鸦片来提神，而一时的兴奋所导致的结果，则是百倍的虚弱与疲惫，不仅仅是无数财富消失于虚空，还有无数生命的青春、健康、道德、活力、激情随着缭绕的青烟一同化为乌有。道光皇帝自然知道黄爵滋把住了严禁鸦片的“脉博”，可他更清楚，将那么多的瘾君子作为违法者杀头严惩，这种可行性有多大？雷霆之下，即使有了“十之已戒八九”的效果，还有几十万人吸食的数目呵！
怎么办？道光皇帝一时间难以定夺，便将问题“下放”，让全国的将军、总督、巡抚们一同寻找禁烟良方。
在回复的28件奏折中，明确赞成黄爵滋查禁方法的只有四份。这四份中，就有一份出自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之手，他的复奏不仅态度坚定明朗，更富于建设与操作性。比如他认为，禁烟应以一年期限分四个阶段进行，第四阶段仍不自新或自新后重犯者“置诸死地”；比如他向皇帝献上一份在两湖禁烟期间发明且颇有效果的“戒烟药方”等等。而最能打动最高当权者的，还是他那预言般的警告：“若由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是啊，倘若任凭烟害泛滥，几十年后的中原，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只要稍稍推想，就不能不让人浑身颤抖。
这时，又有两件事情更加刺激了道光皇帝：一是两名皇室成员吸食鸦片，二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两。是可忍，孰不可忍？鸦片之猖獗终于迫使道光皇帝作出重用林则徐，严厉查禁鸦片的决定。于是，一道特别谕旨由京城传到武昌：“林则徐著来京陛见。”
又一次特大“救灾”重任，落在了林则徐肩头。
道光帝选择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不得不考虑28件复议中其他24件所持不同观点的奏折份量。那些将军、总督、巡抚大臣们并不反对禁烟，而是反对黄爵滋的主张，如果直接拿瘾君子开刀，将变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反毒禁毒运动。中国官场之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相安无事，维持现状，也就万事大吉。因此，他们希望禁烟仍沿袭旧法——查禁海口，查处烟贩，将责任直接推向广东。堵住源头，无人贩烟售烟，瘾君子自然无物可吸，禁烟也就大功告成。于是，一场全国范围内打击瘾君子的行动，就可变为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也就难怪绝大多数地方大吏摆脱干系，反对黄爵滋的禁烟之法了。
禁烟还是原来的老法子，只是道光不再信任、依赖广东的职官，而是另派一名能够执行皇帝意志雷厉风行、严查严禁的钦差大臣。
道光皇帝看中林则徐，有着多方面的缘由。林则徐为官清正廉洁、理政细密周到、办事认真扎实，深得道光皇帝信任，是他心目中最为得意的四名大吏之一。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另眼相看的，还有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收缴鸦片、焚毁烟具的决心与实绩。刚一接到对黄爵滋奏折“各抒已见”的谕旨，林则徐就率先行动，在湖北打响了大规模的禁烟战役，仅汉阳一县就查禁烟土一万二千多两，缴获烟具1260多件。
道光皇帝希望禁烟运动产生轰轰烈烈的影响，林则徐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与感恩戴德之心，也准备大干一番，达到前所未有之效。
当然，林则徐也认识到了禁烟任务的艰难、复杂与严峻，感到了此行的内外之危。临行前拜访座师沈鼎甫侍郎时，于自信与坚定之中透出了内心的愁肠与忧虑，不由得对座师说道：“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是的，只要有利于国家，他决心竭其所能不辱师门。说着，师生俩“相顾涕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林则徐书写的一副广为传诵的对联，也是他的行事准则及为官之道的真实写照。
广东禁烟，是林则徐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
临行前，道光皇帝一再嘱咐林则徐，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年近六旬的道光皇帝施政追求安静守成，他不想因为禁烟而发动一场战争，哪怕是一场打得赢的战争也罢。而清朝所有官员，也仅仅是从国内事务的角度出发禁烟，从未将鸦片输入中国的“英夷”考虑在内。在他们眼中，除了天朝帝国，其余的都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根本没有国与国平等交往的概念，全然一副居高临下、不在话下的气势与派头。包括那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的朋友、时任礼部客司主事的龚自珍，也认定根本不可能发生“边衅”，按他的分析，禁烟可能会带来战争，但战争的规模不会有多大，取胜也易如反掌。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历经两个多月的旅途行程，才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到广州。清廷禁烟已有122年历史，重点一直放在广州，放在查禁海口。此前，两广总督邓廷桢、巡抚怡良在禁烟方面也取得了可观成绩，但总是不能达到彻底杜绝之效。林则徐高于普通官员之处，就在于他一到广州，就开始扎实认真地调查了解，会见官员，拜访当地人士，传讯商馆翻译，掌握相关资料，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查禁方案。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依然沿用查拿中国人贩售鸦片的旧法，哪怕再严厉，也决不会因他握有钦差大臣的尚方宝剑而达到成功之效。追根溯源，贩烟的中国人不过是些二道贩子，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那些不远万里将鸦片运来的外国人。于是，林则徐决定采用新的查禁法，颁布一道严谕，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当然，他也没有放弃针对中国人的查禁，只是将这项工作依然交与邓廷桢、怡良具体负责。
按清朝成法，前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只许与指定的行商进行交易，行商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中介。受清政府规定制约，林则徐最初也只得通过行商转达谕旨。贩卖鸦片的外国商人中除少数美商外，以英商居多，他们早已习惯了广东当局此前雷声大雨点小的查禁，根本不予理会。林则徐只得将对准行商的矛头逐渐转向英美商人，经过一番交涉，他们同意交出1037箱鸦片。而林则徐根据可靠情报查知，英美商人的鸦片总数约为两万箱。面对如此敷衍，林则徐坚决拒绝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