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三省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决定转战江西。1930年1月3日，林彪留下贺信后不待毛泽东回复，便率第一纵队先行离开赖坊村，向目的地进发。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后行一步，也在1月7日离开协成店。战争一触即发，局势相当危急，而坚定红四军的革命信念，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认识更是刻不容缓，这不仅关系到眼前的生存，更关系到革命大业的发展与成败。于是，在着手部队转移、阻击敌人的前两天，也就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协成店那间栖身的小房间，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7000多字的回函。
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写道，之所以没有立即回复，一则“有些事情忙着”，二则搜索枯肠以便“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一旦构思成熟，毛泽东便挥动手中毛笔，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
毛泽东住在协成店一楼左侧，房间不足六平方米，室内陈设简陋，唯有一桌、一凳、一床而已。而伏案写作的他，在一星如豆的油灯下，目光早已穿透小小的陋室，射向广阔的世界与未来；桌上闪烁的灯火，在他眼里也漫成了熊熊燃烧的通天火光。他激情昂扬地写着，身体处于一种最佳竞技、亢奋状态。不知不觉间，公鸡打鸣，长夜远逝，天边的一缕曙光透过窗棂射进房间，在即将完篇的文稿上跳跃浮动。毛泽东站起身来，探身望望窗外，深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洌的空气，以一种盎然的诗意与豪迈的激情在回函的结尾继续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此函虽为私人通信，但针对的是当时存在的一种普遍倾向，所以，毛泽东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油印成小册子散发给红四军的基层党支部公开传阅、讨论、学习。
如果说古田会议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为中国革命夺取胜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与方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古田会议旧址与协成店这两座标志性建筑犹如一对“双子星座”，它们相互辉映，在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起过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关于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观之，已经历了由私人武装、家族武装、军阀武装，过渡为政党武装，又向国家武装、人民武装迈进的历史转折阶段。每一次过渡与转型，无疑都是一次巨大进步。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古田会议的召开，没有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与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将是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古田会议有着永久的价值与意义。
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则坚定了共产党人的信念与斗志，把准了发展道路的脉博，其科学预见很快变成现实，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星星之火燃遍神州。“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年后，毛泽东那站在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湖南口音，将永远凝固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头。
然而，恐怕令毛泽东当年没有想到的是，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造神”运动中，他本人也由一点闪烁的“星火”，变成了一轮耀眼的“太阳”，受到全国人民如疯似狂的景仰与崇拜。
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以为，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胜利实难逆料，至少得在黑暗中进行一段更为漫长的摸索。而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没有及时转轨，仍然沿袭、套用战时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将一切活动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难道毛泽东真的昏聩到弄不清水稻亩产十万斤这样的浮夸是多么虚假与荒谬吗？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水稻亩产量多少，他比谁都知道得更加清楚。之所以让这场“闹剧”上演，不过是加以利用，以纯洁所谓的无产阶级队伍，完成心目中的政治革命与思想改造而已。
毛泽东的“一言堂”、“家长制”封建作风，早在古田会议前的闽西革命斗争时期，就已为其他共产党人所警觉。在此，我们不妨将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对毛泽东的几点批评摘抄如下：“A、英雄主义；B、固执己见，过分自信；C、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D、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E、对同志有成见；F、工作态度不好；G、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决议的小结写道：“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这样的批评应该说是一针见血的，虽有某些不合实际之处，但大都比较中肯。比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二者之间原来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当毛泽东的威望建立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像早期那样敢于揭短“挑刺”了；或者说一旦供上“神坛”，那五彩光环便遮掩了一切过失。就拿当年指陈毛泽东缺点的陈毅来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最初的怀疑批评，到愧疚于心、主动改正、紧紧跟随、敬佩仰慕，而晚年更是将毛泽东奉若神明。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赶来参加他的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噙着眼泪对毛泽东回忆道：“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还是吃了点寿面，他说他要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面对前后判若两人的陈毅，我的心中，涌出的是一股难以抑制的辛酸。战友、同志之间敞开心扉坦露自己的观点，思想认识产生分歧展开激烈争论，这是一种难得的平等与民主，也是共产党人胸襟坦荡的一种境界，容纳百川的一种见证。然而，随着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快速推进与发展，东方专制政体与民族文化积淀共同合谋，将毛泽东推向了“神坛”。浮躁过后是冷静，动荡过后是思索，于历史的检点中，我们不能白交“学费”，总得有所反思，有所吸取，有所借鉴，才对得起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先烈。
还是回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来吧，它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当事人命运的沉浮几经改头换面。1947年，《毛泽东选集》收入此信时，题目简截明了，题为《毛泽东写给林彪同志的信》。1948年，身居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书记的的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以后印行《毛泽东选集》收录这封信时，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以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在国外造成“种种无益的推测”。毛泽东善解人意，不仅同意了林彪的请求，还对信的开头及结尾进行了相应的删节修改，标题改为后来人们熟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51年，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在此文的注解中写道：“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在我收藏的三种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选集》中，都无一例外地标有这一注解。
1971年，林彪谋反事泄，仓皇出逃，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于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党中央副主席变成了反动恶魔与跳梁小丑，鼻梁给涂上了一抹象征性、符号化的白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为他反党、反革命、反毛主席的罪证与批判材料。在铁的事实面前，林彪无可置疑地成为回避革命的可耻逃兵、动摇革命的怀疑分子、反对革命的破坏分子。
历史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不能为了某一目的刻意篡改，或粉饰拔高，或抹黑贬低。对待它，我们应该采取科学认真的客观态度，拂去尘埃，还其本来面目。林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正如对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评价一样，对待林彪，我们也不能因为他那身败名裂的归属而抹杀从前的所有功绩。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林彪的军事天才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确曾发挥过他人难以企及，或曰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低潮时期对革命的未来产生悲观情绪，也是人之常情。即便如此，毛泽东在删去的段落中也曾一分为二地写道：“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由此可见，林彪对革命的态度在本质上也是坚定的，只不过对时间的迟早有所怀疑罢了。
74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导游掏出钥匙，打开了挂在协成店大门上的铁锁，我们一行人踏入了森森的院落。院内已有好久没住人了，不仅清冷，还散发着一股潮湿与霉味，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红火热闹相比，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每一时代都有着它特定的主题与烙印，如果说我们所置身的时代是以商品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侵袭，是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那么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的时代主题，则是革命，是斗争，是通过武装手段夺取政治话语霸权。每一置身那一时代的热血青年，都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
从一楼来到二楼，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我们的脚步在铺设的木地板上橐橐作响。犹如巡行般一遍走过，同行的厦门、福州及闽西作家大多走出了清冷的院落，而我仍站立二楼，沉浸在当时的氛围之中。此时，太阳正在西下，一道血红而艳丽的阳光越过新建的赖氏宗祠射了过来，一瞬间，我的心头一闪，不禁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感觉。我将目光推向前方，挥了挥手，学着毛泽东的样子，大声叫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已然走出院落，站在协成店门楼前的同行们闻言仰头，不由得异口同声地笑道：“哦，还真有点天安门城楼的味道呢。”
我不知道，74年前的毛泽东站在协成店的二楼时，是否有过天安门城楼那一幕动人情景的预演；但我知道，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正是凭着一股对共产主义坚不可摧的激情与信念，才使得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