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我同时接到两封笔会邀请函，一封发自闽西作家协会，一封由《厦门文学》杂志副主编谢春池先生寄出，内容一致，那就是邀请我参加5月20日至23日在古田会议纪念馆举办的“第九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
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古田会议”四个字所包含的沉甸甸份量：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从1929年12月决议形成的那一刻起，便一直成为共产党的“法宝”。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
5月20日，参加笔会的八名厦门作家乘火车于当晚十点半左右抵达闽西龙岩市，然后换乘汽车驶往位于上杭县古田镇的古田会议纪念馆。
车灯炽白的光芒划破黑夜，照着七弯八拐的山路，两旁的崇山峻岭从黑暗中浮出朦胧的轮廓，又一点点地向后消隐重新融入黑暗。同行的作家大多与闽西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他们曾在这里插队，挥洒过一段无法忘怀的宝贵青春。在山虫们自由自在的弹奏及青蛙们无拘无束的的鼓唱中，他们的谈话与思维，正沉浸于那段特殊的时光。而我则随着汽车的前行，仿佛穿行在一条幽长的历史邃道，走向一段更为遥远的日子——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的峥嵘岁月。
其实，那段历史也算不得多么遥远，相对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那些动辄以世纪、千年为单位计算的史实，70多年的短暂时光，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这又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不能忘怀的岁月，它不仅是中共党史的关键一环，也是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改变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并且这种影响与改变还将继续下去。
面对大量有关古田会议的回忆、描写及研究性资料，我透过那层笼罩着的闪亮光环，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深处与真实，终于发现了一个让我吃惊且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古田会议虽只开了两天，正如它那深远的影响一样，其召开也有一个艰难的酝酿与铺垫，甚至还有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党内复杂斗争。
古田会议的精神与内核，无疑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块重要奠基石。这一思想在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队就已初露端倪，古田会议建立党委领导制，不过是“三湾改编”的发扬光大，是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形成决议，全面贯彻执行。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将秋收起义后转战井冈山的军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除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外，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与前敌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以实行军队的民主化；而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全军由前委统一指挥、领导。
党内的争执与矛盾，古田会议的由来与召开，很大程度上与“前委”有关。
“三湾改编”时，紧紧跟随毛泽东的1500多名官兵都是他的“嫡系部队”，他的思想自然能很好地贯彻下去。不久，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700多人，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军及湘南暴动农军800多人，他们与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部队的实力增强了，一些新的复杂的问题却出现了，不同的思想认识迅速滋生、蔓延，矛盾与争执随之而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同的思想认识反映在诸多方面，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单纯军事观点。将军事与政治对立，认为红军只是单纯打仗的队伍，对政治工作表现出厌倦情绪，要求党远离军事，提出“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等口号；二、非组织观念与极端民主化倾向。非组织观念表现在少数不服从多数，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阀主义路线。极端民主派则反对民主集中制，强调“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党内的分歧与争论愈演愈烈，导火索源于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争论逐渐尖锐公开，矛盾的焦点最后归结到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冲突。
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一个极其温和宽厚的长者，真没想到他与毛泽东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过节，在我所知道的中共党史中，似乎也从未提及。只记得“文革”时红卫兵要揪朱老总的辫子，毛泽东说了一句“你们不要杀猪（朱）拔毛”的话保护了他。当年红卫兵要揪的“辫子”，可能就是当年的这桩“公案”。
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要求“军委统辖于前委之下”的指示；而曾经担任过军委主席的朱德，则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明确支持限制前委权限的决定。一纵队司令员林彪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而受中央指派刚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则站在朱德一边。林彪与刘安恭介入其中，两人各为一方，各执己见，剑拔弩张，毫不相让，将党内分歧推向极端，使得双方关系愈趋复杂，矛盾更加激化。而朱毛两人，则发展到几乎天天都要吵架的地步。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1929年6月8日，在闽西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他愤然提出了辞职请求：“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由于毛泽东毫不退缩的坚决态度及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在随后的举手表决中，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表面看来，前委与军委之争告一段落。然而，矛盾并未彻底化解，而是以其他形式，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此后的行动之中。半月后，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毛泽东与朱德各自阐述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会议主持人陈毅担心红四军分裂，为了息事宁人，对毛泽东与朱德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态度，分别给予毛泽东、朱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事隔55年后，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并参加过此次会议的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傅柏翠回忆，因为迟到，当他进入会场时，毛泽东与朱德正在激烈争论，随后又目睹了陈毅采取折衷立场，对他们俩大声斥责的一幕，不禁大为震惊。
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前委机构，不少营团干部对毛泽东爱发脾气、喜欢骂人的作风颇为不满，于是，“中立人物”陈毅被推到前台，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
历史上，陈毅曾有两次取代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另一次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其实，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早在井冈山会师仅十多天后，就已出现在各自率领的军队之中。南昌起义部队瞧不起秋收起义队伍，认为他们是农民组成的杂牌军，缺乏战斗力；而秋收起义的队伍则认为南昌起义军队的旧军阀习气严重，纪律性差。当时担任南昌起义部队的党代表陈毅及时提出了改编两支部队，干部互相交流的方案，才使得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初始矛盾得以弥合，成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朱毛红军”。
毛泽东曾有过多次遭受打击乃至撤职的经历，而“七大”对他的刺激尤为强烈，“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前委书记落选，大权旁落，这种意外的结果令他几乎伤心、失望到了极点。考虑再三，毛泽东作出了离开红四军的决定，“卷定包袱，买定草鞋——决心出走”。
各路才俊汇聚一堂，思想认识、性格特征、处事方式各各有别，要想在某些大是大非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得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是在革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大敌当前，敌强我弱，而内部又无法团结统一，一时间，红军陷入内外交困的危难境地。而党内斗争一点也不比敌我斗争逊色，有时竟达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残酷程度，如鄂豫皖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便是以消灭对方肉体的极端方式达到纯洁队伍、统一思想的目的。死于敌手属悲壮殉职，若不明不白地死于自己人之手，实在是太冤枉、太可惜、太可悲了。所幸的是，井冈山及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党内斗争，从未发展、演变到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而间接的残酷并不少见，如中央红军长征时，将身患重病的瞿秋白留在白区，结果导致他的被俘牺牲；身患虐疾重症的毛泽东最初也列入留置人员之中，若非努力争取随主力红军一同长征，很有可能遭致瞿秋白类似的悲惨命运与结局。
既要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还要同党内不同的思想行为进行不懈斗争，这种长期历练，加上湖南人喜吃辣椒性格爆烈的特点，自自然然地形成了毛泽东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风格与斗争哲学。
当这种斗争哲学上升为整个民族的统一认识与行动时，所带来的恶果就可想而知了。而毛泽东也的确在这种斗争中找到了难得的乐趣，因为每一次斗争的结果，便是他权力与威望的不断升级，最后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认识——只有一个大脑在运转思考，其他人的所有想法，要么是附庸与注释，要么属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异端邪说。
在有关毛泽东的大量史料记载中，我注意到一种颇为奇特而神秘的现象，每当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处于低潮时期，其自然生命也随之跌入低谷——难以治愈的恶性虐疾总是不依不饶地侵蚀着他的肌体与健康。离开红四军后如此，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被夺权后也是如此。每次虐疾于毛泽东而言，都是一种内敛与积蓄力量的过程，犹如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一样，红四军夺权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又回到了前委书记的岗位；而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召开，则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被剥夺的领导权，从此奠定了他那至高无上地位的坚实基础。
红四军夺权半年后重新恢复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并非毛泽东斗争得来，而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与需要。大敌当前，毛泽东渊博的理论知识，独到的政治远见，智慧的战略策略，卓越的指挥才能便显得尤为突出与重要，加之陈毅离开闽西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一人单挑重担的朱德大有捉襟见肘之感。此时，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冒进东江损失惨重，广大官兵从实践中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都希望他回来。朱德不无幽默地对左右说道：“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毛就过不了冬。”并写了一封信邀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
毛泽东不仅对落选一事寒心，对陈毅的调和中立也颇为不满，不由得在回信中写道：“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来。”
解铃还需系铃人，到达上海的陈毅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及赣南、闽西、粤东江的情况后，与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达成共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应继续由毛泽东担任。于是，陈毅带着由他起草，周恩来签发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常称“中央九月来信”）返回闽西，主动向毛泽东检讨错误，并敦请他复职。
中央指示加上红四军官兵的再三催请，毛泽东自然无话可说，心头的郁闷一扫而空，满腔积怨化为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激动，当即提笔给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我病已好……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见已完全达到。”
毛泽东重新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职位虽然没有提升，但实际权力与威望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针对军内、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决心来一次彻底整肃与统一。
于是，就有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之召开。
约摸深夜十一点半，我们一行才在汽车的颠簸中到达目的地——古田会议纪念馆。
古田会议纪念馆所辖除陈列馆外，还包括散落在古田镇周围的古田会议会址廖氏宗祠，红四军前委机关和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毛泽东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旧址协成店，中共闽西“一大”旧址文昌阁及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树槐堂等多处革命旧址，形成了一个以古田会议为主题的纪念建筑群落。
古田镇地处闽西偏远山区，群山环抱，交通不便，正因为此地易守难攻，毛泽东才进军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自新中国成立后，古田的幽静被打破了，特别是“文革”时期，这里曾是一处相当热闹的所在，耸立在廖氏宗祠上特制的八个红色大字“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吸引着一批批中外游客、观光团、考察团以朝圣般的虔诚心情或拜谒瞻仰，或“学习取经”。
我们在陈列馆旁的纪念馆附属宾馆下榻休息。狭长的谷地偎依在莽莽苍苍的大山怀抱，古田的夜显得格外苍茫而寂静。我走在灯光斑驳、树木苍翠的林荫道上，感觉着一步步走近的陈列馆就像一座唐宋时期的幽幽古庙。而现实又在不断地提醒我，古田会议召开不过70多个春秋，陈列馆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两旁的大树也算不得古树，只有30多年树龄。然而，要想进入那段历史的真实河流，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得拂去特定时代打下的烙印，穿透某些人为的迷雾。
第二天下午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我们从陈列馆开始，徒步走向红四军前委和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松荫堂是一座飞檐翘角、砖木结构的紫瓦房，已有近200年历史。红四军当年驻扎古田后，就将前委、政治部安扎于此，毛泽东正是在这里赶写了近三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一部历史，总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机缘，若用辩证的眼光视之，便是必然中的偶然。古田会议也是如此。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后，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势在必行，但在古田镇召开，却有着一定的偶然性。
在闽西长汀县作出召开“九大”的决定后，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移师新泉进行整训。新泉镇位于古田西北，属连城县管辖，是闽、粤、赣三省交通运输要冲之地。“新泉整训”，主要是整顿部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加强政治军事领导，以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九大”准备各种材料。整训分军事与政治两大块面，军事整训由朱德负责，政治整训由毛泽东与陈毅共同主持。如果不出意外，“九大”在新泉召开，不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事实，即会议性质未变、内容未变，“古田会议”之称则由“新泉会议”之名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