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犯下的第一件诛杀大错，便是杀死镇将施琅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等人。施琅有过在先，但也不至于处死，更没有严重到累及家小的地步。施琅幸得副将吴芳藏匿帮助，才逃得一命。吴芳包庇施琅脱命，郑成功又将他妻子五人杀掉。施琅逃脱后选择人生的方式，并不一定非投降清军不可，这一所为自然是他人格的缺失，但也是郑成功逼迫的结果。郑成功追缉施琅未果，当即顿足叹道：“唉，吾不幸结此祸胎，贻将来一大患。”事实也正是如此，施琅原为郑军先锋，对郑成功的用兵布阵了如指掌，他投降清军后官至水师提督，多次与郑军交战，给郑成功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麻烦。
而郑成功卒后21年，还是这个施琅，最终造成了明郑三世的灭国之祸。也有不分轻重、意气用事之嫌，郑军一路行来，奋勇鏖战，出舟山，攻瓜州，克镇江，直捣南京。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亲率水师两万人、战舰300艘东征台湾，在澎湖海战中歼灭郑军主力，迫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一晃14年过去了，他已由当年血气方刚、稚气未干的青年儒生，成为一名威震天下、统领大兵的武将。望着那即将踏破的城墙，郑成功不由得意气风发地挥毫写道：“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处，不信中原不姓朱。”
是的，郑成功多么希望此次北征能够收复南京，跨越长江，打到北京，一鼓作气完成抗清复明的宏伟大业啊！令人扼腕的是，自14年前那次离开后，他终于未能再次步入南京城内。第四次北伐前后不过一个月，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检讨失败的原因固然多多，比如郑军北伐路线，与后来英军在鸦片战争时侵犯南京几乎完全一致，但英军至镇江后留兵驻守，断绝运河交通，将清朝切成两段，北京之兵不能南下，江南漕运不能北上，清廷不得不屈志求和，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和约》。而郑成功却犯了操之过急、轻易冒进、直抵金陵的大忌，未在镇江布兵设防；比如郑成功围困南京后轻信敌兵的假投降信，结果造成部属借故抗命，结果坐失良机；再比如郑成功陶醉于暂时的胜利，疏于军事，将主要精力放在拜谒明孝陵，准备庆贺35岁诞辰之事上；还比如郑成功放松警惕，大敌当前，郑军却以饮酒捕鱼为乐，让清兵钻了空子……不错，这些都是郑成功第四次北伐的“致命伤”，但后人在分析反省、检讨总结时，全都忽略了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清军不仅势力过于强大，远远超出郑军，并且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廷，那种新型的机制、高速的效率、强劲的活力更是远非腐朽、堕落、衰败的朱明政权所能比拟。
郑成功兵临南京城下，肯定想到了当年黯然神伤的离别。雄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而谎言一经戳穿，郑成功不禁又羞又愤，当即作出杀妻斩子、除灭淫妇的决定
作为一面高举着的反清复明大旗，郑成功毅然选择了主动进击、倾师北伐之策。他的北伐壮举确实起到了震慑清廷的巨大效果，据说年幼的顺治帝受到郑成功围攻南京消息的惊吓，准备将都城从北京撤回盛京（今沈阳）。在皇太后的训斥与激励下，才稳住阵脚，拔剑大呼御驾亲征。
但也仅止于此，即使郑成功占领南京，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也难有更大作为。郑成功孤军远征，没有后续部队接应，而清军据有辽阔的疆域与雄厚的资源，不与台湾往来，就是军心的向背。郑成功第四次北伐途中的几次重大战役，其作战对象并非正儿八经的满清铁骑，大多都是汉人投降后效命的伪清军。仅以人口而计，满清只有汉人的1%，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挥师南下，招降纳叛，攻无不克，远非“天命”二字所能涵盖，其中有着许许多多的内在因素。
透过满汉民族之争的表面，清军入关后发动的无数次惨烈战争，大多为汉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汉人降清，多如过江之卿。不讲信义的武人降清，而以忠孝信义标榜的文人也一个个“心悦诚服”地供清廷驱驰，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是文人，为清廷献计献策的大学者钱谦益更是郑成功的老师。
就拿清人征服福建、台湾而言，说到底，也属闽人之间的内争。清军攻克福建，背后便站着一个一手举屠刀、一手拿诏书的原明重臣、福建南安人洪承畴。洪承畴降清入关、总督南征军务后，采取恩威并重之策，对乡人故旧先是招降，招降不成，便以屠刀相见，正是他杀死了高举抗清义旗的大学士、62岁的福建漳浦人黄道周。此后清军攻克台湾，更是叛将施琅一手促成，而施琅原为郑成功部下，乃福建晋江人也。
两相比较，郑成功在我们眼里也就显得更其高大而伟岸！
南京之败，是郑成功举旗抗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失败，损失了甘辉、张英、陈魁等优秀将领，兵员骤减，士气衰落，不得不引军南返。
出兵前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郑成功怎么也接受不了兵败溃退的严酷事实，好几次拔出佩剑，想以自刎的方式告慰那些死去的英灵。幸而部下及时劝阻，才放弃了自杀之念，使得郑氏集团内部不和，继续抗清：“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亦何虑哉！”
清军一路跟踪追击，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安南将军达素到达泉州前线，会同总督李率泰、提督马得功及郑军的两员叛将黄梧、施琅，准备向厦门、金门发动大规模进攻，郑成功又不得不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大决战。
郑军兵败南京后，清廷严厉清查迎降附郑的州县军民，株连被杀者不计其数，江南士民的复明之心，从此黯淡泯灭。郑成功在退出长江口时，想攻占崇明岛作为日后再度北伐的军事大本营，多次猛攻都未成功。退守金门、厦门岛后，局势更是危如累卵，除了自保，一时间也难以大有作为。郑成功的内心深处，也肯定清醒地认识到了反清复明的无望，不由得悲痛万分地吟诗一首：“故国山河在，孝陵秋草深。寒云自来去，遥望更伤心。”然而，作为一名真正吸收了儒家精华的将领，明知其不可为，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
就以郑成功因长子与四弟乳母私通生子受骗，遣使诛杀妻子董夫人及郑经等人而言，没有从速攻城，可调动各地军力围剿。”正是这种锲而不舍、锐意进取、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才有此后收复台湾的伟大壮举。
清军集中水陆精锐，气势汹汹逼来，企图一举攻占厦门，消灭郑军主力。郑军作为一支长期以大海为活动舞台的海上武装集团，充分发挥优势，利用熟悉水情、地理等有利条件，打了一个自南京败退之后的翻身仗，取得厦门大捷，粉粹了清军覆灭郑军的妄想。
此役虽然获胜，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与危机。
受郑成功个人人格魅力的吸引及反清复明旗帜的感召，如若再次打败清军更大规模的进犯，将十分困难。而欲图恢复大业，仅仅偏安于弹丸小岛，更是难上加难。郑成功的目光，不得不跳出金、厦，实行抗清战略大转移。
就在这时，福建南安人、原郑芝龙部下、现台湾通事何斌拜见郑成功，向他献上一份自己暗中测量、绘制的台湾沿海地形图。
何斌献过地图，又不适时机地说道：“国姓爷如挥师东渡，驱逐红夷，则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国可富，兵可强，进可攻，退可守，足可大有作为。”
何斌之言，正中郑成功下怀。自古就属中华领土的宝岛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侵占38年之久，富有远见卓识的郑成功早有拯救台湾同胞，在那里建立抗清基地的打算，只是条件不够成熟，这一宏愿长期埋在心底。有了沿海地形图，港湾、航道、潮汐、要塞历历在目，加之何斌对荷军的兵力、兵器、兵船部署等情况了如指掌，郑成功不仅可以顺利抵达台湾，更可知己知彼及时投入战场，先发制人，打败荷兰侵略军。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一日，郑成功亲率文武官员、将士在金门料罗海滨祭江，正式誓师，东征台湾。
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一生的不朽功绩，被人们长期称颂的并非那矢志不移的抗清功业，而是收复台湾、统一祖国、开辟荆榛的伟大壮举。
为了达到恢复大明天下的目的，郑成功殚精竭虑，将个体生命的能量几乎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状态。据一则史料记载，不少清军将领（自然也是汉人）归附来降，意欲借兵抗击满清。日本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曾作过认真考虑，准备派遣军事分队远征中国，但其目的显然不是援助郑氏，而是“占领大明”。在明清两朝漫长的交替过程中，日本虽然以极大的兴趣、焦虑的心情旁观中国巨变，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还是采取了保持中立、不予干涉的策略。然而，只要时机、条件成熟，这个虎视眈眈的邻居便会大举进犯、实施淫威。
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在鲜明的反清复明旗帜下采取的一项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非凡举措。在金门料罗海滨的出师誓词中，郑成功明确说道：“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伐，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数万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等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
郑军打败荷军收复台湾，并非后人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毕竟，荷军是一支有着大炮、枪械、舰艇等近代武器装备的能征善战队伍。郑成功出师前对战争的酷烈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将自己所有能打硬仗的将领几乎全部带走，只留少数部队驻守金厦，大有一种破釜沉舟、“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大无畏英雄气慨。
战事进行得相当艰巨而漫长，荷军头目揆一以守军及援军共约三千兵员的力量与郑成功亲自率领的三万多将士抗衡对垒达九个月后，才在断水绝粮、重重围困之下，迫不得已派人谈判，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订18条相当宽大的投降条款，带着500多人高举白旗走出城堡，退出台湾，鼓轮而去。
面对回归祖国怀抱的山河故土，郑成功热血沸腾，郑成功对他们总是“投之以重赏，不由得再次挥毫泼墨，赋诗疾书：“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只四个多月，便于1662年6月23日与世长辞，年仅39岁。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漫漫夜空，照亮了沉寂的黑暗，遗憾的是，这迸发而出的灼灼光华转瞬即逝。
导致郑成功流星陨落、英年早逝的原因错综复杂，稍加分析梳理，可用悲愤、羞愧、痛心、忧愁四词予以概括。
正当郑成功欢庆光复台湾之时，突然传来南明永历皇帝父子被吴三桂绞杀的噩耗。自隆武帝死后，郑成功一直以桂王永历帝为正朔，遵永历年号，并不时遣使朝拜。永历帝父子败亡，意味着明朝朱姓一线残存的血脉彻底断裂，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也就失却了最后的依托与支撑。
郑成功东征台湾时，命长子郑经留守金门。没想到郑经与四弟乳母陈氏私通，生下一个儿子，还派人前往台湾报喜，说是侍妾所生。郑成功未满40而获孙男，甚为高兴，当即赏赐金银布帛无数。关键的一条，决心重整旗鼓，但以金、厦两地的有限之地，郑成功曾一再遣使日本，感慨万千，派兵防御，郑成功不由得悲愤交加，诛怯斩败的次数自然很多。兄长郑泰及部将黄廷、洪旭等人接到令箭后，只将乳母陈氏及所生儿子杀掉了事。郑成功接报，一定要以治家不严之罪将妻子董氏斩首，长子郑经更是不能宽恕，并解下随身所佩宝剑交给使者，带往金厦，严令执行。可是，郑泰、黄廷、洪旭、郑经等人不仅没有照令行事，反而在金厦两地部署军队，羁之以厚爵”。同时，与郑成功进行军事抗衡。郑成功闻讯，更是悲愤难忍，忧郁成疾。
正在这时，又从大陆传来确报，清廷将长期软禁在北京的父亲郑芝龙及其眷属11人斩杀，其余家属流放东北宁古塔；还采纳郑军叛将黄梧建议，挖掘郑成功祖坟以泄地脉，将郑氏先祖骨殖抛露于野。只因反清复明，才使得父亲及其眷属惨遭清廷毒手，就连葬在地底的先人也不得安宁。郑成功为自己的不能尽孝痛心疾首，而尽忠于明朝，也失去了着落，痛心与忧愁如一张巨网，严严实实地笼罩着他的身与心。
内讧外患交织，一连串的失意、打击与噩耗接踵而至，使得郑成功急火攻心、悲愤郁悒、心肝受损，加上感染风寒，内疾外病相侵，病情不觉一日重于一日。去世前几天，郑成功摧肝欲裂、悲痛万分地大声叹道：“自家国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今日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出师未捷身先师，常使英雄泪沾襟。”天不假年，呜呼哀哉！
郑成功因病而逝，似乎已成公论，但有一则“另类”的记叙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据《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所载：“成功恚甚，得狂疾，索从人佩剑，自斫其面死。”郑成功虽染重疴，也不至于骤然病入膏肓、无法救治。究其死因真相，这段记载较合情理。南京败退，郑成功便有过多次自杀行为；面对永历帝被杀、父亲遇害、儿子欺骗、部属抗命等深重的内忧外困，也有十多员镇将以上的将领因郑成功御将失当、情事所激而投奔清廷，陷入无法突围的精神困境之中，神志恍惚，迷离失常，引发狂疾，难以自持，自杀而亡。
后人论及郑成功时，有将他与诸葛亮、岳飞相提并论之说。这种比拟虽然有点牵强，但他们三人之间，确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气节情操，简直如出一辙。论武德才略，郑成功以一介书生，能获数十万之众，仅凭两座孤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捣清军腹地南京城下，搅得清廷手足无措，与当时的一般文臣武将、抗节之士相比，不知胜过多少倍。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郑成功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与不足，《海上闻见录》说他“用法峻严，果于诛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也属实情。正是这些与生俱来、难以克服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顺利发展。
郑成功最大的失误，就是性格暴躁，遇事冲动，感情用事，诛杀过宽、过严、过酷、过滥，“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郑成功终其一生，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这些叛将对郑成功的进取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有的是非杀不可，但动辄诛杀全家，特别是对那些不服征输抗拒的城寨屡施屠戮，当属擅杀之过了。
1645年明朝南都沦陷后，抗清主力唯有东南的郑成功与西南的李定国互成犄角，海陆呼应。随着清廷将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西南战场，李定国连连败北每况愈下，郑成功仅凭东南之隅的一己之力，实难独撑整个抗清局面。日益危机的形势于郑成功而言，可供采取的战略方针无非两种：一是固守金厦，凭借海上优势抵御清军进犯；二是乘清军未将主力全部投入东南之际，集中全部力量主动发起进攻。前者有被动挨打、坐以待毙之虑；后者呢，则有孤注一掷之嫌；二者皆非上策，但又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况且无论采取何种策略，最后都免不了要与清军决一雌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