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老崔给我找出一块很厚实的长木板，怕墨水被雨水冲掉，特意又从别处借5白油漆，我用毛笔蘸着白漆写成了颖影的墓砰：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酿颖影之墓”。
旁边再加上一行小字：“1953—1976”。
崔大嫂准备好了一兜子供品，除去那三张精致的鸡蛋饼，还有水果和一包蛋糕。老崔陪着我一人扛着一把铁锨，来到颖影的坟边，先给坟堆培土，把坟堆加大，做规矩。再将那块木牌竖在坟前，摆好供品。
这时，我站在颖影的坟前才可以说出那句话：“颖影，安息吧！”
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的沉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人们还记得他吗？
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或许历史原本健忘。
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或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的名字叫孙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和著名的大寨一位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来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在汇报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精确而及时，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经了解，他还不是造反派，是由一个普通工人干上来的……
孙健于1951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以后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曾连续七年不回家，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也很虚弱……在那个年代，这一切都给他当先进工作者提供了条件。以后他当了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长、厂党委书记……真正是靠苦干、实干加巧干拼磨出来的，当标兵，做劳模，几乎在工厂的所有的台阶上都站过。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工厂的“秀才”们为他写了一篇很好的发言稿，题目叫：《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先在第一机械局系统宣讲，一炮打红，不久便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调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健在天津好赖也算个人物，想不到家里如此艰难，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机械局出面把他的家属调到天津，安排他妻子庞秀婷当了工人。
后来又带着这个讲稿到全市“学毛著”大会上去讲，受到市里的重视，于是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就成了市委书记，有了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当时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风传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抓经济的副总理。而孙健“两步并做一步跑”正巧跑到跟前。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他还能再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说来荒诞，促使我跟他相识的竟是江青。
当时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的负责人，我的车间里有一台自己制造的6000吨水压机，是那个时候天津机械行业的“代表作”，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来都要去视察一番。有一天厂部通知我，江青要来视察，全厂进入一级战备。
全车间700多人停产打扫卫生，给道路两旁的杨树刷上白粉，新修一个高级的厕所——当时不知为什么，老把江青跟厕所联系起来，接待江青必须得有个好厕所。车间的厕所，老天吶，不习惯车间生活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厂部还把招待食堂装饰一新，改做接待室，找来全厂会念诗，会唱歌唱戏的入…准备得太周到了，到时候江青点什么就得有什么。
晚上不许我回家，住在车间里随时等候命令，这样一闹心里就更紧张了，惟恐哪儿没想到，临时出事…“这样的“大事故”以前并不是没有出过。那个年代全社会都重视工业，或者说各地最重要的景观就是工厂，国家领导人经常到厂里来，有外国领导人来访也注工厂里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来的时候，由于事先没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窝蜂围过来看热闹，使来视察的人变成了被参观的对象。柬浦寨的西哈努克来亲王来的时候刮大风，车间30多米高的房顶窗户没关好，玻璃破碎如万箭齐下，险些没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国务院另一位副总理纪登查，陪着一个东欧国家的元首来参观，水压机正要进行操作表演，兜着钢锭的链条突然断了……远的先不谈，还是说说眼下吧，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来车间检查接待江青的准备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认识了。
孙健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9点钟江青来车间视察。厂党委书记跟我约定，江青一进厂门口就从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便指挥工人出炉锻造。75吨的大钢锭在炉里闷着火烧了好几矢了，就等着表演给江青看。第二天早晨7点钟，全厂就从一级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我们厂的民兵有师、团、营、连、排的建制，大家喜欢用军事术语赶时髦。我的车间共有四个大门，8点30分，厂保卫部下令，只留一个正门开着，将其他没有接待任务的大门全部上锁，不许工人出入，免得围观江青。
然后就是静静地等着，9点，10点，11点，12点…全厂像傻老婆等痴汉子，心在嗓子眼儿提溜了4个小时，还没见江青的影儿，也没有得到市里的任何消息。解除警报吧，怕她会突然大驾光临，打个措手不及。不解除警报吧，这样傻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先悄悄叫人给车间各门开锁，先让工人去食堂吃饭。大家在心里埋怨孙健，怀疑是他故弄玄虚把我们给耍了。到下午3点钟，孙健风风火火地又来了，说江青一会儿就到。对上午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他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怀疑连他也未必就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也许是江青故意虚晃一枪，不让别人掌握她的行踪，现在说的“一会儿”就真能到吗？“一会儿”是多长时间？大家嘴上不说，心1里已经懈怠了，不再像上午那样紧张。
孙健像个高级通讯员，给我门送完信儿又急急忙忙走了，他还要把相同的内容通知另一个工厂，江青视察完我们厂还要去发电设备厂，看来受折腾的不只我们一家。工人们说，孙健是给江青趟道的，如果途中有地雷、有刺客，他替江青先死。说来也真够辛苦的”身为市工业书记，不是陪着江青视察参观，却像个小跑儿一样地蹿来蹿去，工人干部终归还是要受气。连“一会儿”都不到，突然来了两卡车解放军，进厂后跳下汽车急速散开，把住了大门口、各个路和通向我们锻压车间的大道。看来人家对早就站在那里的本市警察并不信任。
这回要动真格的了，我让工人们各就各位，该轮上我们上场了。很快，庞大的车队出现了，威风八面，其气势压过了以前所有到我们厂来过的领导者。们下车后，工人们看见江青的随员里有许多熟脸的人物，文艺界的，体育界的…“党委书记请；江青先进接待室，书记要亲自向她汇报全厂的工作情况。接待室里有吃的、喝的，集中了全厂的尖子人物。江青刚迈进去一只脚，看见里面红红绿绿的气氛，立刻抽腿转身，嘴里嚷着：“我要看工人，看你们那个大机器！”大概市里头头在她面前把6000吨水压机狠命吹了一通，让她只记住了那个“大机器”。计划全打乱了，参观队伍浩浩荡荡地奔我们车间而来。
天车钳着通红的75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反过来掉过去地锻造着；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车间里一片通红，参观者站得远远的，就这样身上所有暴露的地方还会被烤得生疼。党委书记到近前来，把我拉过去介绍给江青，让我汇报车间和6000吨水压机的生产情况。我只讲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头，她眼睛盯住你，似乎听得很专心，其实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没兴趣。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似乎有自己固定的思路，你正讲到半截儿，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她突然插上一句与此不相关的什么话，提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这时候跟她讲机器、讲生产，简直是白费劲。我改变策略，用最简短的介绍引导她去多看几个地方。
6000吨水压机只是车间的一个工段，另外还有2500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粗加工等四个工段。让她看我们不是目的，让我的工人们看她才是目的。特别是跟在江青后面的那几位明星，平时老百姓花钱也看不上。为了接待他们全车间忙乎了一个星期，他们来了以后工人们还要坚守岗位，摆出一副大干苦干的样子，不准走动，不许围观。我再不把江青领到工人面前，让大伙瞧上她两眼，将来群众会埋怨我的。
最要命的是看守高级厕所的两个女工，保卫科还特意关照她们，寸步不得离开，这有关江青的安全。工人中喜欢恶作剧的坏小子不少，他们挖空心思想钻到高级厕所里去排泄一番。“江青的厕所”~这太有诱惑力了，想体验一下排泄时的痛快程度有何不同？两个女工要挡住这些人，保护好厕所可不容易，当江青来方便时还要服务周到，男警卫进不来，江青的安全也由她们负责。江青走后还得拆掉马桶，搬走瓷盆，恢复生产调度室的原面目。这段时间她们忙得够戗，现在看江青的架式并没有要去厕所的意思，当她准备撤退的时候，我让人赶紧通知两个守厕所的女工，警报解除，快出来看看她们准备服务的对象。
我把江青送到车间门口，江青问身边的人：“还要去哪里？”被江青改过名字的市委第一书记答话：“按计划您不是还要去视察发电设备厂吗？他们都准备好了……”江青打断了他的话：“不看了，不看了，我累了，我要回家。”车队随即一溜烟地开回宾馆了。
不知有没有人通知发电设备厂和孙健？他们还在那儿傻等着呢！
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应付过去了，没出大乱子，今天晚上可以回家好好睡个美觉了。没想到快下班的时候孙健又来了，提出要给江青送礼，让我用不镑钢锻打了两块“键”，处理后用铯床铯光，上面刻上字，一块送给江青，一块送给毛主席。两块键做好后，放在一个极精致的呢绒盒子里，周围再放上两种不同的铁刨花。忙乎完就到下半夜了，孙健就一直坐在车间里等着……
这就是我跟他结识的过程，而孙健跟江青的关系却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被选拔为国务院副总理进京后，一直没有见到江青，在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常务副总理把他介绍给江青。江青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
孙健紧张了，急忙解释：“您工作很忙，我不敢去打搅。”
“活该！”江青气呼呼的说了一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
当时的孙健可有点慌神儿，“活该”是什么意思？是说她自己工作很忙活该呢，还是咒骂他不敢去看她是活该？不管是什么意思他必须都得去看望一下江青了，让秘书联系了几次，终于得到允许，到钓鱼台去了一次，回来时拿着一个江青送的桃，并恭恭敬敬地将桃放在办公桌上。那时候全国都在学习“毛主席送芒果”的重大政治意义，江青显然在效仿毛主席，不过把芒果改成了桃。别看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桃，却不敢把它的意义理解简单了。可这个桃的意味再深长，两天后也开始糜烂，孙健感到不好办，便把秘书边少林找来：“首长送的桃，烂了怎么办？”
“这桃又不是金的、银的，细菌钻进去能不烂吗？”边少林原是天重厂的年轻工人，也曾管我喊过几天师傅，跟我学过怎样给厂部写报告，跟孙健的关系也比较随便，所有关于孙健的情况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孙健担心如果让桃烂掉，容易被人误解是对江青的不尊敬，甚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可吃掉它，似乎也不是个好办法，首长给的东西，意义非比寻常，理应长期保存，怎可随便吞到肚子里去？但吃了总比烂掉好吧？他对小边说：“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小边不敢：“首长送给您的，还是您自己吃吧。”
到第二天那个桃就不见了，不知是孙健偷偷地吃了，还是悄悄地扔了？孙健没说，别人也不好问。但为了这个桃，他给江青写了封感谢信……那个时候写这样一封信必然要使用一些极端词句，诸如“非常”呀、“敬爱的”等等，可以理解为“礼尚往来”，也可理解成别有政治含义。就像江青只送一个桃，可以理解为是恶作剧、是污辱、拿孙健找乐，也可理解成是政治上关心和爱护……
幸好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并没有掺合到当时上层争的漩涡里。为此，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颇有怨言，一方面觉得他是个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最诱人的就是可以调来内部电影观看，什么《出水芙蓉》、《乱世佳人》……还有出国的机会，或搞得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连下边的人也跟着沾光。这些好事却偏偏都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知到哪儿去调片子。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动员工作人员跟着他一块在院子里开荒种白菜、种大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62元，每天的生活补贴角，而他的家庭负担重，能省一点是一点。干这些事他很在行，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绕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工作人员当面不会顶撞他，背后却骂他“老土”。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过他：“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国务院的学徒工了。
但心情却并不像他说的这么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我控制，谨小慎微，忍受意想不到的困难，随时都要应对微妙而复杂的斗争环境。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其实他并不掌握政治璇涡深处的底蕴，从来也不敢春风得意，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的气质。他当市委书记不久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愈发严重了，紧张时整夜整夜地睁着眼。
是一种糊涂的清醒。
“四人帮”垮台后，他还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足见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他毕竟又是文革的4产物”，文革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也该画句号了。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他的世界开始缩小，才40多岁的他却只能是属于过去了。世界多变，难有永恒，他要求回天津。他还能选择，就不算很不幸幸好他还没有染上骄傲的恶习、虽然要为那三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昂贵的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严重毒害。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能为自己的灵魂当一半家就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