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二题
苍凉边关
边塞关隘，最能激发人们的悠悠怀古之情。万里河山，关城无数，可长期凸显在我心中的苍凉边关，似乎只有两座——阳关与玉门关。它们能够历经千百年风雨淘洗而“鲜活”在人们心间，恐怕主要得归功于不朽的诗篇。“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西出阳关无故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维的《渭城曲》与王之涣的《凉州词》，诗句是如此优美凝炼，它们所营构的豪迈、苍凉与悲壮已袅绕成一股氤氲，长久地弥漫在民族的历史天空；已积淀为传统文化的因子，沉潜在民族的心灵深处。
阳关与玉门关在西汉同时设置，后都衰颓废弃，成为一片荒漠寂野。所不同的是，玉门关遗址作为敦煌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难解之谜，至今仍然无法确定。而阳关则幸运多了，旧址仍存，还经过大规模开发，辟为占地达十万平方米的文物旅游景区。于是，倾圮的阳关又有了众多新的仿古建筑，更有了旺盛的人气。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游客中，便夹着一个我。七月的太阳饱满地照着，照在无边无际、无遮无拦的茫茫旷野，周遭的一切全部沐浴在灿烂的金色阳光中，我感到了一股融入野地、融入自然的快乐与充实。
衰颓的阳关城池早已变成一片废墟，唯剩一堆石块、沙碛与红土，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兴盛。那些开发的新型建筑中，自然也有一座仿造的阳关城池，尽管我也模仿当年的出关古人作了一回“秀”，“破费”弄了一个证书般的“关牒”，上面写着“曾纪鑫先生今莅临敦煌，需于阳关通行前往西域，特颂此牒，请阳关都尉验牒后准予放行”等字样，可那毕竟不是王维笔下的阳关。
关城非昨，那么当年的阳关大道呢？但见一条若隐若现的蜿蜒小径，在波浪般翻卷起伏的绵延沙丘中，如一根细丝飘游在漫漫沙尘之中，一直飘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我想，这该是人们常说阳关道了，只是变细变窄，全然没了当年的风姿与神采。
然而错了！当地人说，这不是古代的阳关道，而是后人与马蹄踩出来的新路！
什么都无从寻觅了，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这里就是当年的阳关，一扇贯通西域的开放大门！商旅往来，驼铃悠悠，载着丝绸、瓷器、茶叶，载着文明古国的“四大发明”，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而西域诸国的物产、音乐、宗教、文化也相继传入中原。长期的交流往来，绵延成一条震铄古今的丝绸之路。古时的阳关既寂寞，又热闹，更辉煌——正是从这里，走过了西汉时两次出使西域，曾被匈奴扣留十三年的张骞；送走了在西域活动长达三十一年之久的东汉名将班超；迎回了一位从西天取经归来的唐代高僧玄奘，也就是《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原型人物唐僧……阳关还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浓浓诗情，王维的《渭城曲》成为千古绝唱，他的另一首《送间司直赴安西》流传至今：“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寒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而李昂的《从军行》也穿越了漫漫时空：“春云不变阳关雪，桑叶先知胡地秋。”
寂寥、萧瑟、苍凉、悲情，经过诗人的反复吟咏，已凝结为阳关特有的审美意象。我们心中的阳关，想象的阳关，哪怕亲眼所见的阳关，仍是古人的阳关，或者说已定格于王维与李昂笔下的阳关。当我“验牒”后走出仿古关城，顺着羊肠古道，穿过新修的长廊，爬上一座荒丘向西眺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与沙丘，没有骏马的嘶鸣，也无驼铃的叮当，更无剪影般映在天幕的行人。今日阳关，似乎远比当年更为荒凉寂寞，而置身其中的我，却没有惜别故园、前程未卜的悲壮，也没有送别友人、执手相看泪眼的凄凉。我知道，今天哪怕我继续向前迈步，无论走出多远，晚上总归要回到空调送冷、凉风习习的舒适宾馆。景色依然苍凉，而悲情早已不再。只有吟哦王维的诗句，想象当年友人出关的情景，回到古代的时空，才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凉与苍桑。
然而，走在阳关道上的古人，除了苍凉与悲情，又分明跳跃着一股豪迈、自信乃至喜悦。“阳关道”是一种象征，踏上阳关道，就是走向光明，就意味着成功。于是，便有了“走尽崎岖路，踏上阳关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道如青天”之类的熟语在民间广为流传。怀有这样美好情愫的古人，肯定是出西域后归来，走在返回阳关的路上。去时走得沉重而悲凉、惆怅而无奈，回时脚步轻快而匆匆、豪迈而激昂，并且这返关之人，必是中原汉人无疑。那些同样往来于阳关古道的西域胡人，或是金发碧眼的西人，是无法体会中原文化所赋予的这种独特情怀的。
时间不早了，再望一眼苍凉的西部吧。我尽可能地将目光推远，推向那遥迢的天边，那天边的虚空。然后，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了。两边的地盘依然开阔，但分明涌出了一线生命的绿色，王维的青青客舍与苍翠柳色，就在右边一条狭长的地带复活蔓延。继续往前，越过仅剩土堆的墩墩山烽燧，便是阳关博物馆了。走在明灭可现的小路，从凄切的荒凉到绿色的地带，然后是庞大的仿古建筑群落，由孤寂到喧闹，也就不难理解古人为什么会赋予阳关道为人生转折的象征之路了。这是一条苍桑而沉重的历史之路，也是一条闪耀着灵性与浪漫的诗歌之路，还是一条充满希望与成功的光明之路。
阳关博物馆内外，耸立着两座雕像，分别是张骞的铜像与王维的石雕。想到两位先贤，心中不禁涌出一股交流与诉说的渴望。
恐怖的惩罚
不论古代还是今天，百姓没有不恨贪官的。其实，百姓也就恨恨而已，除非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对贪官实在构不成什么压力与威胁。能对贪官起约束与震慑作用的，唯有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古代的皇帝，虽有个别反贪不力者，但大多对贪官还是恨之入骨，严加惩处的。
对贪官惩处最为严厉的，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莫属。《大明律》规定，官员贪污赃银六十两以上，即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全国各府、州、县的衙门左侧，均设皮场庙。所谓的皮场庙，就是惩处贪官的剥皮刑场。无数贪官押解至此，刀光闪处，顷刻间身首分离。于是乎，脑袋要挂到竿子上示众，身子要弄得皮肉分离。那剥下的人皮，还得发挥“余热”塞满稻草，摆放公堂以警效尤。
其实，还有一位皇帝惩处贪官也十分了得，那就是前些年在电视屏幕上很是“风光”过一阵子的清康熙帝。新疆葛尔丹叛乱，康熙决定在甘肃安西桥湾修建一座坚固的城池，以加强西部边疆军事防御。没想到督造城池的程金山父子三人将所拨金银大部据为己有，只用余款草草修了一座比规划小得多的城子交差。康熙得知内情，不觉“龙颜”大怒，降旨处死程金山父子三人，并明令“废物”利用，用他们的头盖骨和剥下的人皮制成人头碗与人皮鼓。
康熙惩贪手段之恐怖较朱元璋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这样的惩处没有朱元璋那样普遍，面没有那么广，量没有那么多，仅只一个特例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朱元璋的名声响亮。
朱元璋的剥皮惩贪官，既是传说，也有史料为证，想来不会有假，只是我等今日难以见到这些当年曾经作为“反面教材”，形似稻草人的实物。而根据康熙“圣旨”制造的人头碗与人皮鼓却至今犹存，一个偶尔的机会，我曾不期然而然地与其“相遇”。
去年7月游历西部，客车嘎然停在敦煌与张掖之间的桥湾故城，城池早已废圮，遗址旁建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博物馆。此地原未列入行程计划，导游说反正停车半小时供大家“方便”，有兴趣要看博物馆的请自掏“腰包”。
从一座脏得不能再脏的厕所出来，与其打发等车的无聊时光，不如掏二十元进博物馆转转吧。没想到刚刚步入其中，康熙当年惩贪留下的人皮鼓与人头碗，就赫然陈列在一号展厅中央的玻璃橱柜内。
人头碗与人皮鼓各一。人头碗纯系“天然”，将人的头盖骨稍稍处理，就成了一个长椭圆形的“碗”，与民间葫芦瓢多少有点类似，据说人头碗的“材料”取自贪污首犯程金山的后脑勺。而人头鼓的制作则用了程金山两个儿子的头骨与皮肤，两个头盖骨各自蒙上从他们脊背上剥下的人皮，然后反扣在一起，中间套一个将头盖骨固定住的环状白银鼓架，鼓架上雕有二龙戏珠图案。人头鼓做工十分精致，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显然出自当年“能工巧匠”之手。
人皮鼓、人头碗虽经三百多年岁月淘洗，却保存完好。它们既非伪冒假造，也不是仿制品，绝对的“货真价实”，是贪官程金山父子三人留下的“真品”。它们先是悬挂在当地的皇家寺院——永宁寺内，后存放于民教馆、文管会、文化馆，1992年桥湾博物馆建立，便移于此处展览。
朱元璋、康熙严惩贪官的用意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于警示朝廷官员“做官必须清正”。其实，这也是一个人人尽知最浅显不过的道理，为官不清正，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只是从古到今无数贪官，总像赶集般地纷至沓来，更似扑火的灯蛾“前仆后继”。无论处罚多么严厉恐怖，管它“剥皮实草”还是制作人皮鼓、人头碗，半点也不能阻止他们“勇往直前”的步伐。即以明初而言，就在剥皮令雷厉风行地施行，朱元璋拿自己的女婿、亲侄开刀之时，硬是有那么一大批不怕死的贪官“顶风作案”。头杀了，皮剥了，后继者谨小慎微、胆颤心惊，可短暂的震慑过后，就忘了摆放一旁的塞草人皮。忘性一大，自己也就变成了新的“稻草人”取而代之，以警示新的后来者。
几千年来，刑罚与贪官“合谋”，似乎在“玩”一个无穷无尽的“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一直“玩”到今天。惩罚也好，处死也罢，继任者照贪不误。人类不仅存有一股天然的惰性，更是一种相当健忘的动物。
贪官层出不穷，破坏社会发展，腐蚀道德良心，挑战国家法律，同时也拷问人类制度。每出一个贪官，社会就得付出一笔沉重的涉及方方面面的综合性代价。惩罚多少带点“马后炮”的味道，且过于恐怖，在一个日渐民主化的社会，多少有失人性与人道之嫌。惩贪是手段，目的是防贪。因此，反贪的关键还在预防。在对待贪官的问题上，不能以传统的“人本善”视之，每人心中，都有一道难填的欲壑；只要是官员，就有成为贪官的可能；如果我们从“人性恶”的角度设置一些贪污的障碍与“门槛”，建立良性的制衡机制，从多方面约束权力的泛滥，从源头监督、制止贪污，其收效肯定要比仅只着眼于处罚大得多。
当然，必要的惩罚还是需要的。所谓“杀鸡给猴看”，不管“猴子”长不长记性，起码在“看”时要毛骨悚然一阵子。如果让贪官们在犯事前参观一下人皮鼓与人头碗，哪怕不能遏止恶行，至少他们在贪污的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收敛。我敢说，胡长青、陈克杰、李真、王怀忠等人生前就没有看过康熙留下的人头鼓与人头碗，当初他们要是来一趟桥湾的话，又何至于命丧黄泉呢？
额吉纳之旅
沙漠落日圆
八月中旬，我与包头作家朱丹林取道银川，经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前往著名的旅游胜地额济纳旗。从左旗到额济纳，得穿越一片广阔无垠的世界第四大沙漠——面积近五万平方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
车行沙漠，周围见不到一座房舍、一颗小树、一个人影，映入眼帘的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无边无际的沙漠如波涛般荡漾开来，漫向遥远的地平线，与笼盖四野的天空融为一体。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沙漠，第一次在沙漠中穿行，一切都感到新奇极了。公路正在维修，客车或在凹凸不平的路面行驶，或傍公路一侧绕道而前，走走停停，速度缓慢。
我总是捕捉一切可能的机会，走下车来，站在荒漠深处，感受大自然的壮美。同车的当地人告诉我，今年雨水格外地好，这可是三十年来没有的事儿，因此沙漠也不像以前那么荒凉，总能见到点点簇簇的绿色。正说着，一阵劲风贴着地面呼啸着无遮无拦地刮了过来，灼热刺眼的夏日阳光顿时失色，长在沙地上的白刺、苦蒿、梭梭、芨芨草等矮小的绿色植物给刮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我真担心它们被肆虐的狂风给刮走卷跑。然而，这些绿草以柔嫩弱小的身躯，终于顶住了狂风的侵袭，安然无恙在站在广漠的荒野。没有呵护，缺少水分，地质贫瘠，难得养料，却生长得蓬蓬勃勃、顽强不屈，我情不自禁地被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感动了。
穿行沙漠，最让我难忘并震憾的，是大漠中那特有的雄浑落日。
本来只有十来个小时的路程，因修路延宕，差不多走了二十个小时之久。我却“因祸得福”，得以目睹并拍下了大漠深处太阳落山的整个过程。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东经一百零二度左右，夜色要比北京时间晚一个多小时才能降临。
下午七点半左右，太阳收敛了白天的炽烈，向西天地平线缓缓滑行。平坦的沙漠仿佛一面镜子，竟斜斜地映照出一轮圆圆的影子，犹如托盘中盛放的一枚红色鸡蛋。
太阳继续下降，大漠中的那轮影子似乎也在慢慢移动，两枚太阳越来越近。当天空落日与地平线相吻的那一时刻，沙漠中的红日犹如一轮淡淡的水中倒影，与天空落日相互晖映。若将两枚太阳连在一起，则与地平线构成一条垂直的线条。
太阳慢慢滑落，我坐在车窗边，认真地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大自然奇观，并不时地捕捉时机，摄下那永恒的一瞬。
落日不知不觉地逐渐被地平线所吞噬，沙漠中的太阳影子不见了，天空被落日余晖涂抹成一片耀眼的红色。
八时许，一座平缓的沙丘出现在车窗窗口，落日终于沉入地平线，被沙丘遮没。而这时，奇迹出现了，沙丘的坡面上，竟反射出一轮圆圆的太阳影子，犹如镶嵌在沙丘上端的一幅艳丽图画，与已然沉落隐去的落日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客车缓缓前行，沙丘消失，眼前的沙漠又变得坦荡无垠了。落日虽然早已消失，镶嵌于沙丘的落日影子，又出现在广袤而平坦的沙漠上，这轮淡红淡红、轮廓分明的圆日，竟使得天地间呈现出一片无法形容的奇异亮色。
壮美的古城堡
额济纳旗位于我国西北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在古代，这里更是守护祖国大地的边塞重地。
西汉时，额济纳属古居延地区，沿着一条穿越荒漠的长河——弱水，古居延地区的要塞、城堡、烽燧林立，构成了一道坚固的军事防线。
两千多年的漫漫时光转瞬即逝，弱水仍然北向流淌，而这些军事设施却早已失却了当年的功能与活力，变成了一座座仅供后人凭吊的遗迹。在所有城堡中，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当数位于额济纳首府达来库布镇东南约二十五公里处的黑城子，这也是“丝绸之路”上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
黑城半遮半掩在荒漠戈壁之间，隔老远，我们就见着了那耸立在古城墙之上的两座佛塔。尖尖的佛塔高高耸立，直指蓝天，仿佛向游人展示着一种令人深思的宗教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