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都明白，“社会主义”盛产庸人、懒汉，以及庸人、懒汉们如同虱子一样在它华美的袍子里得以狂欢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
可你又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两弹一星”这类厥功至伟的大事上，绝对表现了它极高的效率。
优越的物质条件，却没有体现在生活上。
中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开始于1959年下半年，此时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科研人员也一样饿肚子。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两个多小时后，肚子就提抗议了。于是，研究室的宁静与有序被打破了，有的人拿出酱油瓶，用白开水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古巴出产、偏黄色的蔗糖，冲一杯糖水；有的人从抽屉里拿出包了几层的纸包，塞塞窄搴，拿出几颗伊拉克甜得发腻的蜜枣，一颗颗扔进嘴里转悠……
到了欧阳自远他们进入时，肚皮管饱没有问题了。虽然全是面食，没有大米，在高原地区水烧不开，米饭煮不熟，但常常可以吃到肉，当然是肉罐头，还有脱去水分后得以保存的干菜。现场并不是固定的，尤其是在选址的那一年，天天在几百平方公里的野外跑，每人的地质包里常常带上的，还只能是两个馒头，再带一壶水，到点开饭时，弄点枯枝，烧一堆火，将馒头烤一烤就吃。欧阳自远打小有晕车的毛病，一颠就吐，常常吐得肠青水绿，吃起东西来更加辛苦……
在现场住的都是厚帆布制的帐篷。现场属于戈壁地区，在帐篷里，夏天的温度可以达到40度甚至50多度，冬天里生上炉子，再将能盖上的东西全压上，晚上才不至于冻得睡不着。水得由基地派出的汽车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给人的感觉水比油贵。实行限制用水，早上洗脸用毛巾打湿一下，不过是润润脸；跑一天路回来，晚上想泡泡脚，洗个澡，那就只有等机会回基地了。
基地离现场约二百公里路，在南疆一个叫马兰的地方，当时称马兰基地，或是21基地。基地周围就是戈壁滩，建了一幢办公的主楼和用于住宿的八幢楼房。从每一块天花板，到每一颗钉子，都是由外面千里迢迢拉进去的。基地外围，种植了一圈适应沙漠气候的胡杨、红柳等树。
八幢楼房里，穿梭不息地住着来自各个现场的部队官兵和科研人员。在这里，住是按级别的，将军楼是套间，一个将军一套。校官楼是一人一间。尉官楼四个人一间，战士只能睡通铺。用膳，也是按革命分工吃饭，将军是小灶，四菜一汤。校官是中灶，三菜一汤，余可类推。但主食都是面食。不挂肩章的非军事人员，也按一定级别来，先得确认自己是属于被确认的哪种级别，这样，在八幢楼里你才不会走错路。
欧阳自远住的是校官楼，吃饭却被派去小灶，显然，这表明上级十分清楚他的价值，并对他领导的“219”小组寄予了厚望。临睡前能洗个脚，就是美事。在那嗤嗤冒的热水下洗个澡，那暖融融的舒适感足可以在他身上保持半个月。
采访时，我问欧阳自远：当年，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期待，比如钱？虽然基地一切实行供给制，没有商品，也就没有花钱之处，但钱多了，家里人的日子好过了，这不是更实在的美事？
没有双份工资。没有野外津贴。没有啃下硬骨头后的奖金。
欧阳自远还一直拿着每月五十几元的工资，唯一不同的是，这钱在遥远的南方由邓筱兰领了。
时代真是位塑造人、改变人的举世无双的导演。
时下，红尘万丈，欲望泼天，钞票滚滚。
钱是一架巨型却又无形的摩天轮，将一个社会旋转得大开大阖，七晕八素，揪心撕肺。
不过四十年前，那个年代的许多中国人，头脑里满是“祖国命运”、“人类前途”、“反帝反修”、“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宏大叙事。人们为赶上了趟而激动，为赶不上趟而焦灼，为如何多作贡献而失眠，为自省少有贡献而愧惭。
放在为“两弹一星”而十几年里筚路蓝缕的那支队伍身上，饥肠辘辘的时候，尚有粗菜淡饭的梦境，而一旦有了粗菜淡饭，他们全部的物质欲望几乎都远去了。
放在欧阳自远身上，以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回到基地偶尔会闪过的一个私念，不过是在向将军们汇报工作时，对方很可能递给他一支“中华”牌，或者“牡丹”牌香烟，但这不是“文革”前，“文革”前他不抽烟，那时候由现场回到基地，能洗脚、洗澡，又能吃上热饭热菜，已经有在天堂里的幸福感。这说的是“文革”中，这时，他抽的是从贵阳带过来的“朝阳桥”，一毛四分一包。家里更拮据时，还抽过八分钱一包、又臭又辣、烟梗能发出轻微爆炸的“蓝雁”牌。若能从将军手里接过一支市面上从来见不到的“中华”，那份兴奋、愉悦，非吸烟者是很难体会的……
两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方式，真是判若云泥。
而且，这两个时代之间并不隔着百年，至今还活着许多经历了两个时代的中国人；也没有发生如元、清之际外族入侵、中原文化顷折之劫难，天上飘着同一面国旗，地上实行的是同一种制度，却何以会在中国人的精神上发生如此巨大、诡异的裂变？
1964年10月，在新中国刚刚庆祝完自己的十五周年诞辰之时，这个国家尚没有多少不久将要卷入一场举世动乱的迹象。相反，中国人民为自己的国家能从一片大范围的饥馑中走出来，国民经济开始呈现复苏景象而松了一口气，很快，他们又将视线热烈地投向了大西北——
这个月上旬的一天，一架苏制伊尔—16飞机在南疆马兰基地的上空盘旋。飞机上有核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其他二十几位将军，不穿军服的老百姓只有欧阳自远。
通过舷窗，欧阳向将军们讲解这一片地区的地形、地貌、地下的岩层构造。在飞临“219”小组选定的那座小山的上空时，他汇报了小组通过已完成的大量探测工作与模拟实验，初步认定该小山将是“地下爆”的最佳位置。在听取了有关预险可采取的种种方案设想后，张爱萍高兴地说：你们的设想既细致又扎实，将来成功了，我看这个地方做一次“地下爆”不够，争取做十几次！
随后，飞机掉头往北，飞向罗布泊。这是一片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区，是著名的古楼兰国的属地，也是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欧阳自远从空中俯视，只见沙漠深处架立一座高耸的铁塔，事后，他知道这铁塔有102米高。塔的顶端有一个金属制的小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被安放在里面。
铁塔周围方圆六十公里范围内，每隔一公里，布置了各种效应物，其中有飞机、战车、自走炮、榴炮、无线电台、舰桥、地雷、工事、动物、医药、食品、燃油、海水等8类共21项，以测试核爆在不同的距离对不同的效应物的破坏程度。
这是欧阳自远第一次看到铁塔，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几天后，随着一阵炫目的光芒，铁塔在一声巨响中熔化了……
这一天是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张爱萍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核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完，仿佛也有点“近乡情更怯”的意思，又问周恩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美国人却没有毛泽东的迟疑。在爆炸后不到一小时，有关的照片就摆满了白宫的办公桌。这都是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卫星拍摄的，其中还有铁塔和周围一圈圈效应物的照片。约翰逊总统对记者们说：“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我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1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人民大会堂里每天晚上都在上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有着三千余名演员参加的“史诗”，将中国人民的又一轮自豪感，瓢泼得姹紫嫣红，热风吹雨……
中国人本可以再“史诗”下去。按照原定计划，我国的地下核试验将在1966年内进行。
这一年6月，随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而正式开始的一场运动，被称之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一切人灵魂”的大革命，很快又定性是“这是一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而且，还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长期斗争的继续”。
从来都是关在厚厚的红色保险箱里的军事科研、军事工业，也听到了嗵嗵的砸箱子声！
中国科学院为承接地下核爆炸试验有关科研任务，先后安排11个研究所，共承担27个科研项目。其中，除了“219”小组承担的为爆炸场区选址、并制定各种预险措施，还有场区工程设计和施工，为地下核试验测试方案的确定而进行的理论分析、理论计算，以及测试技术和测量仪器的研究和试制等。此时，所有科研项目都立马搁置，所有的科研小组统统撤回原单位，并处于瘫痪状态。
打1957年起，总是能从形形色色的运动、斗争中“开溜”的欧阳自远，这一回也要被“触及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