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泰山消融的雪水，在戈壁滩流成两条小河。靠西的一条叫头巾河，靠东的一条叫自然渠。头巾河这名字，是哈萨克人给取的。一名哈萨克少女在河里洗头，结果，湍急的河水将她的头巾冲走了，于是这条小河有了名字。自然渠这名字，是兵团人给取的。它原名叫喀拉苏干沟，屯垦的兵团人将它视作他们的一条大渠，为了区别那些人工的渠道，故称它自然渠。这两条小河其实什么区别也没有的。但是在左宗棠与沙俄签订的1883年条约线中，头巾河被确定为界河，即中俄的国界线，于是这条河流有了重要的内容。两条小河在戈壁滩上穿行了约五十公里然后几乎在同一个位置上，注入额尔齐斯河。我所在的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就在这头巾河、自然渠与大河的交汇处。某一年由于一场意外的边境事件，俄方将那个后来被称为自然渠的小河，当作界河划入其版图，这样，两条小河相夹的这条狭长地带，便成为争议地区。在这块五十多一点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上，沿边界一线，一字儿排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一八五团的六个连队。他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向大河方向依次排开：一连、二连、三连、四连、五连、六连。团部设在中间位置，团部还有一个值班连和修理连。除生产建设兵团以外，争议地区还设有边防军的三个边防站。依次是阿赫吐拜克边防站（白色的沙山克孜乌营科边防站）红柳，北湾边防站。我是1972年12月14日至1977年4月10日在北湾边防站服役的。那时珍宝岛、铁列克提事件已经结束，但是漫长的中苏边界，还处在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我曾在小说中将苏军在边界一线的陈兵百万，称作高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时边境冲突的形式已经成为“抓一把就走”。白房子地区是漫长中苏边界上一百多块争议地区中仅有的由中方控制的三块中的一块，它被“抓一把”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苏方认为这些地方是他们的。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在那些英勇的日子里，在那些惶惶不可终曰的日子里，作为身无牵挂的士兵，我们活得似乎相对来说轻松一些。最沉重的要数争议地区内居住的拖家带口的兵团人。兵团人大约来源于三部分：解放新疆时进疆的老战士；20世纪50年代集体转业到这里的山东籍士兵；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天津的支边青年。这些人中，以山东人居多。说一句笑话，这一带那些游牧的哈萨克们学的汉语，竟然是山东话。记得有一次我在了望台站哨，一个游牧的哈萨克骑在马上向我问话，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于是我说：“你说的这原来是山东话！”
他说：“不是山东话，是汉话！”
我说：“是汉话，但是是汉话中的山东话。”
牧人听了，两手一摊表示不可理喻。兵团人主要从事的是农耕。这五十平方公里地面，除了那些大沙山，那些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以外，平坦的地方，都被勤劳的兵团人修成了整齐的条田。他们引来自然渠的水，从大沙山那里就开始修渠，渠道像网状一样，可以灌溉每一块开垦了的土地。这些土地上通常种植的是春小麦和向日葵。春天康拜因轰轰隆隆地从条田上驶过，开始播种。秋天收割的时候仍然是用康拜因。那种和平的情景让人的神经能稍微松弛一下。记得有一年深秋季节，一名河北籍的士兵到分区教导队学习，我俩骑着马，先到一八五团的团部，然后从那里搭兵团的便车。那是一个秋天的黎明，这二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几乎全部是从兵团的葵花地里穿过的。铺天盖地的葵花地，散发着一种诱人的清香。远处的黑敷）励的阿尔泰山，放出蓝宝石般的光芒。在山顶，有一颗星，其大如斗，一直照耀着我们前行。这一幕美景，时至今日，还不时浮游在我有些昏花的眼前。六连紧靠着我们边防站。由于这里离大河不远，所以，这个连除了种地之外，打鱼也是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那时，额尔齐斯河里的鱼真多。记得，有一次我骑着马，从自然渠旁边走过。自然渠里有一个一米多高的跌水，跌水下面是个洗澡盆大小的水坑。正是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节，大头狗鱼从北冰洋逆水而上，遇到小河汉，便游过来产卵。这个涓涓细流的自然渠里，鱼儿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拼命地往上游，游到这跌水一面，上不去了想要调头，后面的鱼又不断地拥上来。于是这个水坑，被大大小小的狗鱼填满。见状，我于是把马拴到一棵胡杨树上，挽起裤腿跳进欠坑里，抓起鱼就往外扔。一会儿工夫，戈壁滩上就白花花的一片了。
这些鱼后来被炊事员用抬把抬到了厨房。平日里，兵团人三三两两的，在自然渠，在大河里下挂网，有时甚至冒险到界河里去下。春潮泛滥时节，那是节曰，他们会动员老老少少，到大河里去打鱼。妇女和儿童，站在岸边拉网，青壮劳力则坐着平底船在河里撒网。河里主要打上来的鱼是鲤鱼、狗鱼、大白鱼、小白鱼、五道黑等等。最壮观的场面是冬天在冰面上打鱼。额尔齐斯河千里冰封，能看见冰层底下鱼在呆头呆脑地游动。兵团人先用马拉着一个什么东西，在冰面上钻几个窟窿，而后，将渔网从一个窟窿里缓缓地塞下。而后，在冰面上推着一块大磁铁，带着这渔网走。在河里转了一大圈后，收网。网的那头，原来就捉在人的手里，现在网的这头则在磁铁的吸引下，从窟窿里跳出。
网从窟窿里拖出，鱼就这样打上来了。那时节，兵团人的生活很苦（当然那时候全国入民的生活都很苦）。山东籍的复转军人，后来又从家乡找到对象，接到这里，成为农工。他们那时候一般有两个到三个孩子，夫妇俩的工资大约各是二十三元和二十九元。天津、上海的支边青年，那时候也都是该婚的婚，该嫁的嫁，并且有了后代在这荒原上诞生。兵团的男男女女，身上永远的装束是一身旧军装。我至今还不明白这些破烂是从哪里翻出来的。有布的旧军装，那些布已经是陈旧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肩膀上、后背上印满了汗水渍下的白印子。还有人字呢的旧军装。人字呢如果洗得发白，会很好看的。但这些人字呢，一是破旧，二是衣服的主人对洗它根本没有兴趣。我还见过五连的连长，穿着一件笔挺的呢子旧军装，怪模怪样的。还有一些旧军装，发黄，像溃兵穿的衣服。在五年中，惟一叫我眼前亮过一次的是，一八五团修理连的一位电焊女工，在夏天的日子里，穿过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衣。在许多年以后，我在内地见到修理连的一位回乡的老工人，我试探着问他那姑娘的情形，他说，那姑娘后来推荐上大学走了。兵团人最初住的是地窝子，后来用泥脱成土述，盖些干砌的小房子。人走在建筑物中间，像走进一座迷宫。一种忧郁之色，永远地挂在这些离乡背井者的脸上。他们呆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话题最后都会落脚到一点上。那就是什么时候能回到内地。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自己没有可能回去了。他们要努力让孩子回去。确实曾有人经过努力，举家迁回故乡的。我上面谈到的那个修理连的老工人，就是一例。我还见过类似的好几个。但是，回到内地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生出悔意，他们发现故乡并不怎么欢迎他们，他们发现自己那种孤僻的性格已经很难再融入大众，于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又重返新疆。
记得我在报社当编辑时，一位排字女工是从新疆兵团回来的人。这大约正是那种“努力让孩子回去”中的一个孩子。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仅仅在家乡呆了一年以后，就又怅然地回新疆了，她说她无法容忍这内地人的平庸和自然景观的平庸，她说她宁肯把自己放在新疆荒原上去饲鹰，也不愿意在内地小城里做个平庸的小市民了此一生。延安市场沟一座低矮的民房前面，静静地蹲着一个老汉。老汉瘦瘦的，叨着一支烟，每天从早晨开始，蹲到天黑。他惟一做的事情是瞅着这过往的行人。吃饭的时候，也是蹲在那里，由体态臃肿的老伴，将碗递到他的手里。我家那时候也住在市场沟，常常路过的时候，我要停下来，敬他一支烟和他拉一段话。老者是从兵团农七师回来的，他的儿女现在还都在那里。他说他每年都要回一次新疆。他们团的现任团长是他接的兵。他说他是从延安出发，打到兰州城，越过星星峡，最后成为农垦部队的一员。这个古怪的老头轻易并不与人拉话，只是听说我也在新疆呆过，这样才精神陡然为之一振，脸上洋溢出笑容，和我拉话的。说起“故乡”这个话题，不独回来的兵团人，就连我这个当兵的，也有许多感触的。大城市并不认你，农村也并不认你3复员后，当我迈着骑兵的罗圈腿，从西安的解放路一走三摇地晃过时后面传来少男少女们的笑声。当我回到故乡的小村时，迎面走过来儿时的伙伴，他的肩上架着一个孩子，手里拖着一个孩子，他说：“你吃亏了！当兵五年，你耽搁了两个孩子。”
面对这些，我有一种“阿崎婆”的感觉，我有一种电影《第一滴血》中那个越战归来的美国大兵的感觉。我怅然地发问：难道我怀着一种崇高感和神圣感，所保卫的就是眼前的这些吗？关于“思乡”这个话题，无论是兵团人，或是别的什么人，自然是可以说一说的，因为远方那一块丽日蓝天乃是根之所在。但是我有一言，那一言就是：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记得在一篇小说里，我曾经写过我当时的那种困惑。那段话是：“当我们作为游子在远方游历的时候，我们给心灵的一角，安放下故乡的牌位。我们疲惫时躲在里面休息，我们委屈时躲在里面哭泣，那里盛满我们委屈的泪水和疲惫的叹息。但是，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当我们回到故乡的时候，为什么我仍然感到一种陌生，一种茫然，感到自己仅仅是在客居？”这个话题，不说也罢。兵团的值班连，又叫武装值班连，他们基本上是职业军人，只是不佩戴领章帽徽而已。他们的武器和边防站的差不多：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六九式四〇火箭筒、八二无后座力炮等等。农业连也配备一些武器，这些武器一般都由男人掌握。武器基本上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武器。我觉得，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成“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经济的因素，肯定是次要的而主要的是出于军事目的。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勒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草原，一个分区独立连驻在阿勒泰。你惟一能做的事情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当兵的当然更是这样。记得，北疆军区一位姓赖的副司令，视察我们边防站时，曾经这样训话。他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有三条：一是一旦有敌情发生，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二是抵抗一阵，你们的抵抗将为后方赢得全国总动员的时间；三是尽可能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位战略家在说了上面三点后，坦白地说，你们作为一盘棋子，必须做出牺牲，不过你们的牺牲是值的，它为后方赢得了时间。一一这位战略家说的是实话。这些话即便他没有说，我们也都懂。但是，当他坦率地将这些说出时，操场上是长时间的死一般的静寂。司令员说完，坐上吉普车走了。白房子则继续着它的日子。现役军人是这样，兵团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共同撑起白房子上空那一片阴霾的天空。我们是兄弟。或者说我们是一根线上拴着的两个蚂蚱。1993年，在给《绿洲》杂志孟丁山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曾经说过一段话。请允许我把这段话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当写到这里的时候，眼泪突然从我眼角里溢了出来。让我为你骄傲那些曾经为共和国承担过责任和苦难的兵团老大哥们，让我借《绿洲》的一角，向光荣的你们，向那个早已过去了的年代，洒一把我心酸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