俑坑的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弓弩方阵的右侧，便是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八列，横为八排，战车共计６４乘。每乘战车上有甲俑三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高１.９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拳心相向，作握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全身的装束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武的旷世雄威。
从秦始皇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既有古代兵书所说的“鱼丽之阵”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中国古代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史舞台，渐渐在战场上消逝。而另一种新锐部队--骑兵，开始大规模地驰骋疆场，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当战车自战国时代渐渐退出战争舞台之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直到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如果追溯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自然以公元前３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只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1000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度过了100多个春秋。
尽管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已被公认地作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着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镫，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的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剧增多，神奇的地下军阵
尽管二号坑的弓弩方阵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军阵，其战斗力也明显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仍然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扬越。对于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于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况。特别是秦５０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的配合。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于茫茫烟尘之中，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户，2000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３个过洞，并呈现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１２列，横向９列，共计１０８骑。另外，在车兵步兵混宿小营的３个过洞里，尚有８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１１６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紧身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无不表明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衽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从另一角度观察，秦俑坑的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１.８０米以上。这一部分和其他的兵种血肉相连，成唇齿之势。从体型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陶俑，其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功地揭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壮健捷疾的精神风貌。
骑兵的崛起
兵马俑发现之前，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此前尚无先例。秦俑坑陶马的出土，对这种理论作了彻底的否定。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革质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镫。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一个简单的马鞍的使用，当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更加有效地发挥和增强了战斗能力。具有悠久的养马史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其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他国家的其他兵种所无法匹敌的。
当然，历史的长河流淌到秦代之时，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骑兵虽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形成战场主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这便是在骑兵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镫的产生和利用。
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镫，连踏镫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镫，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坐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斥武器与敌搏杀，攻击力与灵活性都大受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就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一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镫是何时产生的这一问题，不同国籍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原先人们似乎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发明属于西徐亚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 、立陶宛人，特别是阿瓦尔人Ａｖａｒｓ ，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８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 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或许李约瑟的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传说中的中国最早的马镫是受登山时使用的绳环的启发，但是绳环不适于骑马，因为如果骑士从奔跑中的马上摔下来，脚就会被绳环套住，飞奔的马会把人拖伤。于是古人就对绳环加以改进，用铜或铁打制成两个吊环形的脚镫的雏形，悬挂在马鞍两边，这就是马镫。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302年 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镫，于是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镫。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镫，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镫。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础王氏族墓群，在７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俑，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３２２年 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１９６５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４世纪初迁到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心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
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有不少马镫的形象资料。其中最早绘出马镫的是北周５５７-５８０年 所绘的第２９０窟，该窟窟顶绘有规模宏大、构图复杂、内容丰富的《佛传故事》，在画面中有三处出现了备鞍的马，鞍上均画了马镫。在该窟的《驯马》画面中，马鞍上也画了马镫。
马镫发明以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５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经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各地。
如此看来，作为一个小小的马镫，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不过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也有一个镫的雏形，这个镫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在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镫产生，对骑兵达到鼎盛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不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启示吗那牛镫不正是马镫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镫或产生了马镫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当汉朝到了武帝之时（公元前１４０年-前８７年） ，骑兵部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之时，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４５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１２８年 至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 ，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山一带进行了长达１０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达到１８万骑。公元前１２８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军千余人。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兵３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兵攻上谷、渔阳郡今北京以北地区 ，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李息率精骑数万，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采取大迂回战略，暂置上谷、渔阳于不顾，而是西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迅速沿黄河向西，绕至朔方侧后，对河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进行袭击，一举歼敌５０００人，缴获牛羊百万余头，迫使二王北遁。卫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 ，尽得秦时河南地，从此，汉朝在此设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战，揭开了中国骑兵时代的序幕，从此，骑兵作为一股成熟和庞大的军事阵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
匈奴失却河南之地，痛心疾首，过之者未尝不哭。右贤王曾多次进攻朔方郡，想夺回河南失地，但无不被汉军骑兵所击败。公元前１２１年，汉军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河西之战”。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西进河西走廊，奔袭１０００余公里，共歼匈奴４万余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１１９年，汉武帝又派大将军卫青与霍去病分率两个骑兵纵队约１０万人，分别出定襄、代都，又发动了“漠北大决战”今蒙古库伦东南地区 ，共歼匈奴主力９万余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廷从此绝迹。这次战役，在反映了汉骑兵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标志着独立的骑兵战术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切，不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号坑之谜
秦始皇兵马俑坑发掘工地，自确定建立博物馆之后，逐渐形成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建馆、发掘、钻探。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
由于有了二号坑的意外发现，考古钻探人员越发变得小心谨慎，同时也更富经验。他们在一号、二号坑之间和四周展开了地毯式密探，每隔一米一个探眼地打下去，终于在发现二号坑１８天后的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１日，于一号兵马俑坑西北侧２５米处，又探出三号兵马俑坑，这一发现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１９７７年３月，考古人员对三号兵马俑坑作了小型的试掘，发现这是一个形制和内容完全不同于一、二号坑的奇特的地下营帐。于是不得不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遗迹脉络进行发掘。当它的庐山真面目完全显现出来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奇异的俑坑，整个建筑面积仅为３００平方米，尚不到一号坑的１／２０。但它的建筑形制特殊，坑内结构高深莫测，令考古人员一时难以作出确切的结论。
从总体上看，一号俑坑平面呈长方形，二号俑坑平面呈曲尺形，惟有三号俑坑平面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它的东边为一条长１１２米、宽３７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遗憾的是，坑中陶俑的保存情况远不及一、二号坑。一号坑陶俑虽然有被破坏的迹象，并有许多陶俑被打碎、陶片被移位、兵器被盗等现象，但这些陶俑的头却大部分留在坑内，经过修复后，陶俑缺头者并不多。而三号俑坑的陶俑大部分没有俑头，陶马的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坑内也不见残破陶片的踪影。由此，考古人员推断三号俑坑曾遭受过比一、二号俑坑更加严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号俑坑的建筑未遭火烧，而是属于木质建筑腐朽后的自然塌陷。这种奇特的现象又成为一个待解之谜。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三号俑坑的南半部通道、车马房和北半部得到了大面积的清理，一个古代军阵指挥部的形貌一览无余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世界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及出战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就在三号俑坑发掘的同时，考古人员又在三号坑西侧１５０米处钻探出一座南北向甲字形大墓。墓室面积约为３００平方米，深达１２米，四周有两层台，北边的斜坡墓道长约４０米，墓室内曾钻探出木板朽灰。由于它的位置与三号俑坑相隔不远，因而，考古人员在《三号兵马俑坑发掘简报》中曾推断：“此墓是否和三个兵马俑坑同为一组墓主人是否即三号坑内的指挥者这些还有待于以后的发掘予以验证。”
墓主人是否是军阵的指挥者尚有争论，但三号兵马俑坑的出土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古代完整的军事布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