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大荒下乡的知青，都抱定了为保卫祖国边疆献身的决心。
那时中苏边境紧张，战争一触即发。1969年3月，珍宝岛的自卫反击战终于打响，兵团知青组织的担架队上岛参战，抢救伤员，表现得十分英勇。这两年我一直在寻找那次参战的知青，却意外地发现了参加另一次战斗的知青，他叫赵春朴，当年齐齐哈尔的下乡知青，现在是哈尔滨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他参加的是1969年5月在吴八老岛的战斗。
吴八老岛是镶嵌在中国雄鸡鸡冠上的一颗珍珠，它地处呼玛县鸥浦乡三合村对岸的黑龙江里，面积一万平方米，是这条大江上仅次于黑瞎子岛的第二大岛。早在1926年就有一个叫吴相连的农民在岛上种地盖房开店，还和陆续而来的移民结成拜把子兄弟，他排行老八，年岁大了被尊称为“八老”，吴八老岛因此得名。1945年去世的这位祖先也葬在了岛上自己的土地上。在中苏友好时期，对岸的卡里诺夫卡村的村民也来岛上放马打草，善良的中国边民以友邻相待，并没在意他们的越境行为。可是后来中苏交恶，苏方竟然称此岛为他们的领土，苏联边防军人竟对上岛农作的三合村村民拳脚相加，后来挥舞棍棒，把他们赶到江中。
1969年3月的《人民日报》曾登载过苏军的一个校级军官和两个尉级军官用木棍驱赶我边民的照片。中国政府因此向苏联提出过照会：既使按着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中苏也是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按国际惯例，以江河为界的国家以主航道为界，吴八老岛位于中国主航道一侧，自然是中国领土，自古以来就有中国人在此居住，苏联边防军驱赶我国上岛劳动的边民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可是苏联并没有收敛，吴八老岛上的冲突还是不断发生，开始总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三合村民也“以牙还牙”地和他们对打。在这场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三合村的来自上海、齐齐哈尔和呼玛县的196名知青成了骨干。他们组成民兵接受边防军的武装训练，所有边防斗争他们都冲在第一线。
在训练的队伍中有一个17岁的齐齐哈尔的小伙子，他就是赵春朴。他是1968年10月和二哥一起来到三合村插队的，大哥已经在这一年的6月去了兵团。他和二哥商量，咱们下乡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听说靠近黑龙江边的呼玛县来招知青，他们俩一齐报了名。春朴还在齐市12中的千人大会上发了言，全校师生对这个瘦弱腼腆的孩子刮目相看了。到三合村的第三天，赵春朴他们就开始和边防站的解放军学习摸爬滚打、拳打脚踢和擒拿格斗。由于知青民兵的勇敢应对，那一年夏天，苏联边防军没敢上岛。可是到了冬天，他们跑到江里设卡，不让我们的汽车在江里主航道中国这一侧通行。12月的一天夜里，赵春朴和村里的二十多个人冒着风雪坐上大客车，赶赴漠河的红旗岭去援救被苏军无理围困的公交汽车。对方看到中国的援军赶到，很快撤退了。那年冬天，三合村要把岛上农民打的草用爬犁拉回来，他们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每人带好石灰包，必要时迷苏军的眼睛。可是，苏军没敢干预我们上岛拉草。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三合村对面的苏军开始调兵遣将，把村民撤离村庄，调进军队整天修筑工事。我们这一面的野战军也进入江边的山里，也修筑工事，应对战事。赵春朴等民兵也配备了和军队一样的武器装备，还在村里挖了地道，在村外挖了战壕，在11公里外的山里建了一个“二线村”，准备撤退后在新址坚持战斗。1969年5月12日，对岸苏军用机关枪对上岛种黄豆的村民疯狂扫射，人们立即隐蔽，但马车被打惊，呼玛知青、民兵连长山秋林奋不顾身拦惊马，避免了严重后果。
根据上级指示，我方边防军准备上岛巡逻，民兵上岛配合，准备抢救伤员。边防战士和知青民兵争抢着报名上岛参战，有人还写了血书。出发前，在村里召开誓师大会，准备上岛的边防站军人和村里民兵举拳宣誓，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行前每个人都照了相片，做好了“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准备。赵春朴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回忆：
“5月14日，领导把我从‘二线村’调回村里，当天晚上组织了两个上岛小组，一组由两名解放军和我组成，另一组由两个民兵和一名解放军组成。下半夜2点，我们乘船上岛，越过几百米的平坦地段，然后潜伏在一个小房附近，小房旁立着被苏军打得弹洞累累的广播喇叭。天刚微亮，岛的西面就响起机枪声，我们清楚地看见六七个苏军士兵沿江边走进一个地堡。我给地里的一个草人戴上帽子，然后摇晃，立即遭到苏军的机枪扫射。我一看挺好玩，就拿着草人换地方露头，每次都吸引他们的一阵射击。这样逗了几次，子弹把我两只耳朵震得嗡嗡直响，我知道子弹已经离我的脑袋很近了。”
我问赵春朴，面对苏军的枪声，当时你不害怕吗？他说，刚到三合村时，看到对面高高耸立的苏军观察哨，还有全副武装巡逻的苏军，真有点儿紧张。后来经过军事训练，又面对面地和他们斗争过，就一点儿也不怕了。当时就想早点儿上岛和他们真刀真枪地干，他们太欺负中国人了，我们就是要出这口气。过去总学英雄人物，为国献身的思想很深，真的上了战场了，觉得死了是光荣的。再说我家兄弟三人，真的我在战斗中死了，还有两个呢！他接着说：
“大约9点多钟，指挥部来电话命令我们做好抢救伤员的准备，解放军马上上岛巡逻。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四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排成一路纵队，保持一定距离，从岛的东南侧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其中有边防站石副站长、班长张政奎、新战士任久林和小韩。这时，苏军悍然向在中国自己土地上巡逻的边防军开枪扫射，巡逻的解放军立即卧倒，爬到一个小土包的后面。敌人的机枪子弹不停地扫向土包，那里离我只有三四十米。苏军看四人没有动静，就停了下来。隔了十几分钟，班长张政奎突然向他左前方那片草地冲去，苏军又是一阵扫射，他就地打了一个滚，躲过了子弹。隔了一会儿，张班长又向我的方向冲过来，敌人又是一阵扫射，但扑了空。又过了一会儿，入伍才三个月的战士小韩离开小土包向我所在的地方爬来，这时苏军的机枪拼命地扫射，白色的夜光弹照亮地面，他的身体全暴露在苏军的枪下，他趴了两三分钟又爬回了小土包。这时，指挥部又来了电话，让张班长再回到巡逻队。他一个转身按着他来的路线向回冲，这时敌人又是一阵扫射。”
经过一个回合的战斗，苏军的暴行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他们就是不让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主权、正常地执行巡逻任务。而解放军是不能退缩的。一个小时后，重新集结的四人巡逻队再次在岛上巡逻，赵春朴记录了他们的行动--
“这时石副站长四人一字排开向隐蔽的我们走来，苏军马上用机枪扫射，他们全部安全冲到我们这里。老石立刻传达上级指示，还组织巡逻队和准备参加抢救的我们几个民兵共同学习了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学习不到十分钟，指挥部又来电话，让巡逻队继续巡逻。石副站长布置了队形，他在前，新战士任久林在他身后，第三位是班长张政奎，最后是新兵小韩。在站起来行动前，任久林郑重地握着我的手说：‘让我们再一次迎接胜利吧！’
出发时，我紧随他们后面做好了抢救的准备。他们排着队伍由东向西走去，苏军又开枪扫射了，子弹打在石副站长的脚前脚后，但他们还是坚定地向前走着。突然，随着枪声任久林惊叫一声‘班长’然后重重地倒下了。我马上意识到他受伤了，一个箭步冲上去，苏军机枪的扫射我也全然不顾了。我冲到任久林的身边，趴在地上把他的上身托起，只见他满嘴是血，接着他一个劲地上呕，一下子吐出一块拳头大的血团。这时，担任抢救的另一个解放军也赶上来，我托着伤员的上身，他托着下身，我们俩把他拖到了隐蔽处。这时，苏军的飞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为了防止伤员再次受伤，我毫不迟疑地用自己的身体伏在他的身上。
飞机绕了两圈又飞走了，我们立刻解下伤员的武装带，打开衬衣一看，子弹打在了他的左胸上，伤口还在涌血。大家呼唤他的名字，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指挥部听说有人受伤，马上派担架队上岛，他们被敌人的炮火压在了小土包后。后来，边防站的医生冲了上来，可伤员已经牺牲，无法救治了。天黑后，我们知青组成的担架队把烈士的遗体抬下了岛。在抢救伤员时，我的衣服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后来这件血衣被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的记者拍了下来，成了揭露苏军暴行的物证。”
冒着苏军的猛烈火力，知青担架队把任久林烈士的遗体抬下了岛，安放在了知青食堂里，许多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当地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辽宁省锦县籍的新战士任久林荣立二等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称号，然后掩埋在十八站公路边的松林里，碑上刻着“反修斗争中牺牲的任久林烈士永垂不朽”。在这次战斗中，在自己的国土吴八老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受到了苏联军队的多次武装袭击，我们没发一枪一弹，却被苏军打死一人。“5·15”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也暴露了苏联新霸权主义的嘴脸。这场“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和外交斗争，为我们争得了国际斗争的主动权。
参加了这次战斗的赵春朴，是在日后才理解了其重要意义的。当时他和所有知青战友的心愿就是抓紧战备，要在黑龙江畔和入侵之敌决一死战，为烈士报仇！那时他们和解放军一样站岗巡逻、挖地道、搞生产、储粮食，准备长期作战。那时他们已经把三合村建设成了能生产能战斗亦民亦兵的战斗集体。1969年9月，毛主席看了三合村成了备战村的材料后，作了重要批示：三合村经过一年的努力，挖了许多地道，形成了能打能防的战斗村，很好。从此，全国出现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形势。
那一年的冬天，为了防止苏军坦克过江侵略，赵春朴还和知青战友们在沿江和公路两旁埋上了反坦克地雷，夜晚也同解放军一起站岗、潜伏，还抓住过两个武装入境的苏军特务。他也险些在事故中丧生。原来，夜班下岗的知青没把子弹退下膛，另一个青年摆弄枪支走火，子弹穿过赵春朴坐的床铺，差一点儿把他和另一个青年“串了糖葫芦”。
其实这样的生死考验对赵春朴绝非一次。在艰苦的磨砺中，他意志无比坚强，又无比机智，才能一次次死里逃生。春朴在民兵连里一直担任班长，无论战备和生产，他们班都是主力。1973年修战备公路，一切生产和生活用品都要从20里外的地方往回背，走的都是崎岖的山路。有一次，他们班每人背40公斤的黄豆往回走，最后的一袋有60公斤，他自己背上了。一气走了14里，他才停下来休息，最后他又硬挺着走了6里。那次在塔河修铁路，他负责打眼放炮。有一次，装上了炸药点着了导火线的炮眼就是不响。他去排哑炮，走到距炮眼2米远处，突然炮响了，他仰头躲过一块块的飞石，死里逃生。还有一次，班里在大兴安岭伐木，5棵大树搭在一起形成一个笼子状的树挂，他钻到这笼子里，用斧子砍断支撑树，又迅速地躲到一棵大树后，在天摇地动的巨树翻滚中，他智排险情又安然无恙。他还进入过30多米深的枯井里，点燃因潮湿而别人点不着的导火线，差一点儿被突然爆炸喷出的碎石冲上天。他还有两次差点儿被咆哮的呼玛河淹死的经历。
大难不死的赵春朴，终于得到了后福。1974年10月，他被村里的老乡推荐上了大学。那时村里的青年已经所剩无几，他的二哥也已经走了，正好有一个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指标，还是别人帮他报的名。在走的前一天晚上，他还领着大家在江边卸船到半夜12点。大学毕业后，春朴在哈尔滨的许多工厂搞过技术工作，后来被调到了市政协，一干就是十多年。同事们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曾参加过吴八老岛的战斗，他在边疆的那些非凡的经历，连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他说，这不算什么，当年的知青一腔热血，谁都会这样做的。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现在的珍宝岛和吴八老岛已经成为祥和之岛和旅游胜地。三合村后小山上还有一座“马克斯韦尔纪念亭”十分引人注目。1971年毛主席在《参考资料》上看到英国《泰晤士报》高级记者、着名评论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写的《印度对华战争》文章，很感兴趣。周总理邀请他访问中国，那一次马克斯韦尔化妆后秘密访问了黑龙江的吴八老岛。呼玛人为了感念这位英国人真实地向全世界报告了中苏边境冲突的真相修了这个八角形小亭。
赵春朴十分感慨：当年任久林牺牲时和我一样都是18岁。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是：“让我们再一次迎接胜利吧！”现在我们胜利了，可他永远长眠在江边的大山里了。
我说，明年开春，我们去看看他吧！春朴愿意和我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