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如波谷波峰般起伏跌宕，如何荣辱不惊，在波谷时不沉沦，在波峰时不懈怠，永远进取，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这是人生中最大的难题。老知青范伟的经历很值得借鉴。
1968年11月下乡时，16岁的范伟还是个大男孩儿，但仍然感受到了沉重的政治压力。他最崇拜的当花样滑冰教练的父亲被批斗让他抬不起头来，连着三次被抄家，更让他难以忍受。他急着走出屈辱的境地，抢着报名来到了曾是劳改农场的荫河农场（56团）。
面对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他要忘掉过去挺直腰大干一场。场里要成立机务连，他报了名。如果当上机务战士就会穿上一身蓝色工作服，再戴上一双雪白的手套，坐在拖拉机上在黑土地上一跑，女知青们都另眼相看。可要去的人很多，经过反复的挑选，范伟如愿以偿。这得益于他一米八十的身材，还因为他是“体育棒子”，还会拉一手小提琴。文体骨干，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受到青睐。
范伟回忆，他到机务连不久就创造了两项全团的生产纪录。为了迎接“九大”，他们班组创造了日播小麦1000亩的纪录。“那时，我真是玩命，装麦种不停机，我扛着60公斤的麻袋跟着拖拉机跑，掺在麦种里的农药把我的脸都杀肿了，我一点也不在乎。从天亮干到天黑，三顿饭都在地里吃。”老范说，那年雨大地湿，康拜因下不了地。为了龙口夺粮，他们开着割晒机下地，先把成熟的麦子放倒，等到天晴，康拜因再下地拾禾。结果别的班组一天只能收割400亩麦子，他们一天收割了1000亩！团里广播站，一天播了好几次他们的事迹报道，标题是“35号机车永挂前进档！”那时，他已当上了车长。
尽管当时范伟表现非常出色，可入团、入党没他的事儿，当兵、上大学更轮不上他了。因为他的父亲“有问题”，后来他父亲“解放”了，又说他的爷爷是富农。再后来，一到关健时刻，就有人说他“有反骨”，说过“林彪不倒台，文革不结束，天理不容，我们也永远翻不了身。”
这话是范伟说的。他从小就对理论书有兴趣，到了连队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那时“四人帮”正号召干部读马列的“六本书”，其目的是为了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可同时也读这几本书的范伟却认定这个“理论”是个骗局，被这个理论支撑的“文革”必然短命。
在林彪真的垮台后，范伟成了群众中“战士理论家”，他利用各种机会讲述自己的观点，有时听他白话的人坐了满满一屋子。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现实是最好的说明，大家心里清楚，小范说得很有道理。那时兵团年年经营亏损，全兵团的所有职工一年啥也不干，也亏不了那么多的钱。知青们说，“等兵团赔黄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范伟终于从第三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找到答案，他说，因为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职工都吃“大锅饭”，谁也没积极性。对于知青返城问题，他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我们好好干，农业现代化实现了，用不了那么多人搞饭，我们自然就返城了。
尽管当时范伟的言论被二十多年后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其真理性，可在当时他还是被当成“狂人”和“疯子”。其实，范伟不是个天才，他的思想来自学习和思考。当年的战友回忆，当时他们住的是一个有2000多人的驻地，有两个人住的屋里灯光熄得最晚，一个是范伟，另一个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后来她考上了黑大的外语系。
英明的范伟预见了林彪的垮台和文革的结束，可他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那时，由于他的积极表现，已被确定为党的培养对象。可在一次营党委解决两个干部矛盾的会上，他闯进会场给他们讲了半个小时的“处理党内矛盾苦干问题的准则”。后来，发展他入党的计划被取消了。原因是“他没入党就这么狂，入了党了谁能管得了他。”入不了党，提干、上学都没戏了。
这时，范伟那位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父亲去世了。为了解决家庭困难，1972年把他户口转到哈尔滨郊区的农场。那里又安置不了，范伟成了城市的临时工，到建筑工地扛过水泥、绑过钢筋，在单位烧过锅炉，还掏过马葫芦，整天浑身都臭哄哄的。下了工，范伟在书香中寻找快乐，那时他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有能收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他都找来看。他依稀感觉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前夜的曙光。他还偷看了内部发行的苏联的小说《到底要什么》、《叶尔绍夫兄弟》、《人世间》、《热的血》等等，从中他看到了那个不成熟的曾被我们当成老大哥的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对照中国的的现状，他感慨万端。
学习中产生的力量让他战胜繁重体力劳动后的抱怨和懈怠。他没放弃希望，对中国，也对自己。
9个月后，范伟被安置到母亲所在的房地局系统的知青农场，又当上了农工。带队的干部不务正业，经常躲在办公室里打麻将，知青食堂办得很差，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那一天，他一脚踹开办公室，大声斥责那个不负责的“一把手”。那人事后说：“你范伟敢给我叫板，你就别想入党！”但是由于群众的拥护，上级还是任命范伟当上了农场管生产的副场长。没想到，这个满嘴马列主义的“青年领袖”能说也能干。他大力推广农业技术，为每人发一本农业技术手册，引进了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式。过去亩产50多公斤，他管事后，亩产达到400多公斤，新种的黑玉46号，亩产过了500公斤！局里领导说，范伟这小子真有本事！
随着以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为使命的知青点的解体，范伟1976年随着大批知青又回到了城市。他和他们一样，又一次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满腹经纶的范伟到房地产公司汽车队当了装卸工，他还是那么不安分。那时，他和工友们每月只有44元5角的工资，对他们很重要的每天5角钱的出车补贴费队里也不给发。工人们积极性不高，每天只装两趟，范伟很着急。在一次全队大会上，他走到台前，大讲了一通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他建议队里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不能“既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讲了三十分钟，全场一片热烈掌声。从此队里发了每天5角钱的出车费，大家每天从拉两趟提高到五趟。
但是领导又在私下说了，范伟这小子用“十大关系”来向我要钱，他不能当司机，只能当装卸工！
后来范伟又转到了新成立的区环卫局车队工作，这回他真当上了司机。不过，一停车，他和装卸工们一起抬垃圾筐，每天都是一身灰土。和别的司机不同的是，在他的驾驶楼里总是放着书，一有空，他就拿起来看。下了班，他就去上夜校、上电大，凡是有兴趣的讲座他都去听。 那时，他已经结婚，爱人也是返城知青。有时他们背着孩子去上学，真的吃了不少苦。那时道里区环卫局系统只有两人读中央电大并获得了文凭，一位叫刘贵海（现任道里区劳动局长），一个就是范伟。他读的电大14门考试合格就发文凭，可他考了23门，门门成绩优良，还考了一次全省电大汉语言专业的第三名。
胸怀鸿鹄之志的范伟，并没有忘要开好自己的车，他当了六年的环卫汽车司机，成为了技术全能的5级工。在全市一次有300多名司机参加的技术知识考试中，只有他一个人考了100分。为了解决汽车耗油太大的问题，他跑到图书馆查了许多资料，还通读了吉林大学、西安交大和内蒙古汽车学校关于汽车专业的教材，终于研究出一整套的节油办法，使自己的那台车的耗油量下降了40%。他的车门上被喷上了“节油能手”的字样，成为同行学习的榜样，为此他很得意。
范伟企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他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机。学识丰厚、业绩超群却不被基层领导待见的他，被调到区环卫局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很快成了区里出名的秀才。
1985年春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捷足先登的哈尔滨市，向全国公开招考干部，不分学历、资历和党派都可报名。无正规学历又不是党员的范伟也要一试身手。生怕失去工作骨干的区环卫局长找他谈话并做出承诺：一可以尽快解决入党问题，二从大集体工人转为国家干部，三可以列为局后备干部。
范伟说：“我都报完名了。”局长说：“你考不上，就没这三条了。”
范说：“考不上，我还回队里开车！”结果他第一轮就考上了，又参加了市文化局长职位的竞选，笔试考了第二名。
其实一个非党的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大集体工人是不可能担任这样的职务的。主考官认为他条件不错，更适合搞理论工作，他被安排到市委讲师团参加面试。
市委《学理论》总编辑王洪彬和讲师团长于占河教授找他谈话，在两位当地着名理论家面前，他表现出平等对话的能力。于团长又生一计，让范伟给讲师团的副处级干部作一场报告。范先生知难而进，讲了三个挑战性的问题：一、关于对“摸着石头过河”命题的认识。这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最形象的说法，可范伟毫不讳言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二、关于矛盾内外因关系的新认识。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已在《矛盾论》中有过经典的结论，可范先生又有了自己的新说。三、关于系统论，这是一个中国理论界刚刚研究的新理论。他讲的第三个问题后来形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市委党刊《学理论》1985年8月号，还上了要目。
范伟出色的笔试和精彩的面试，为他争得了市委讲师团一个干部的席位。从一个非党的大集体的工人，成为市委的一个干部，这成了哈尔滨干部制度改革的一段佳话。可惜，就在范伟正大展宏图的时候，讲师团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了，他又被调到道外区政研室工作。这回他经常给基层干部做经济改革的报告，场场受欢迎。这时他已读到了西方那几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学者的着作，他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不见面的“研究生”。
1988年他又选择到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省政府机关刊物《活力》工作，担任了经济编辑室副主任。他以“斯人”的署名发表了许多指导我省经济改革的文章。那笔名取自“斯人独憔悴，华盖满京华”的诗句。范伟的苦心着文，终于使他名满龙江了。他和《黑龙江日报》记者采写的工作通讯《桦林现象》，反映了牡丹江市国营大企业桦林橡胶厂放权改革的纷争，立刻引起全省上下关注企业改革命运的目光。时任省委书记孙维本和省长邵奇惠都做出批示，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支持企业改革的全省的大讨论。邵奇惠特意让秘书了解范伟，说他的文章“经济学根底很厚实”。
1992年，40岁的范伟被调到了省政府办公厅一处（为省长服务的专门机构）工作。当走进省政府大楼时，他百感交集，他自己都想不到，他这样一个惹事生非的小知青、一个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的临时工，一个开垃圾车的司机，能进入省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到一处不久，党支部给他办入党转正手续，邵奇惠省长说，没想到小范不是党员。
其实范伟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尽职尽责。在以后的近十年工作中，他精心为三任省长服务，他起草的讲话和报告不计其数，邵省长对他起草的讲话有过“此稿我甚满意”的批示，也受到许多领导的表扬。他们工作繁重而琐细，既有文字上的，也有行政上的，首长随叫随到，不叫也到，从来不分白天和黑夜。范伟没有细谈他在一处工作的成绩，他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一种综合，综合中央和省委的意图，综合国际的信息和外地的经验，综合群众的意见和首长的思想，而我们个人的智慧和才华也汇入其中了。如果我们个人汗水也融入了全省快速发展的洪流中，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荣耀了。”
也许更可贵的是，范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当了八年知青，他了解还处于贫困状况的农村和农民；他当了七年环卫工人，他也了解社会最底层人的苦和乐。他告诫自己要为老百姓办事。他曾奉首长之命下去调研，经常“微服私访”。有一次他到一个屯子了解农民负担问题，一个老农向他讲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这时老农的女儿跑来哭着让他走，因为这个地方曾发生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被打残的事。老范当场拿出名片递给那孩子说：“如果你父亲因为向我们反映情况受到谁的打击报复，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没有好下场！”还有一次，他到煤矿了解情况，走到半路被一个矿工拦了车。他到了那工人家，那工人让自己的媳妇脱掉外衣，只见她的乳房和前胸一条长长的刀伤。工人说，给她造成重伤害的罪犯还逍遥法外。气愤已极的老范连夜把当地公安局长找来，限他三天抓到罪犯！三天后，那个工人的问题解决了。这难忘的经历常让他夜不能寐，他想，为了解决许多老百性的问题，必须建立一种高层和群众沟通的渠道。为此，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2001年春节，已主持一处工作的正处级副处长的范伟被上级任命为省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后又担任了辰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尽管一处的许多同事离开后都成了省市机关担负要职的高中级干部，可范伟自己要求到企业去干一番事业。作为一个学习型的老总，他肯定会把这个拥有8.6亿资产的国有大企业干得很有声色。这方面，他没有对我说。
作为一个曾经沦海的老知青，我让范伟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经验，他说了这样的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命运的潮起潮落，更多的是社会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和祖国共命运的。当然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人的命运也是大相径庭。我看关健决定每个人具备的知识和才能。过去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说，“万般皆有品，惟有读书高”。不是说知识能改变世界吗？知识也能改变命运。一个有理想的人，任何时候不言败，更不要放弃学习和奋斗。
我赞成老范的话，便录记于下，与朋友们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