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6月26日晚，中英《天津条约》正式签订。在此之前，中美、中俄、中法条约均相继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为：
1英、法公使驻北京，与政府外交来往用平等礼节；
2开放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渎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海关雇佣外人；
3外人得往内地游历；
4中国人民与外国人争讼贺件，由该国领艿馆会同中国馆审办；
5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
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1外国兵船得游历各通商口岸；
2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
3享受最惠国待遇……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为：
4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改名为洋药，每百斤收税银三十两；
5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百抽五征税；
洋货运销内地，按时价抽2.5外子口税，不再缴厘金、常关税……
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之后，咸丰帝奕拧大为不满。待别是英法两国所提派员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行、赔偿兵费四条中，他对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最为光火。
作为天朝皇帝，威加海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唯我独尊。往昔，外夷进京不是称臣就是进贡，谁承想今日却来驻京了，一不进贡，二不称臣，却跟我平分秋色来了。你们洋人坚船利炮，八面威风，到处滋孚，扰我神州不算，今天还要到我榻边安眠，这岂不是又多个洋皇帝？我真龙天子的脸面哪去了？不行！
咸丰帝左思右想，觉得应该修改或者废除天津条约。签约前，咸丰帝就告咨桂良等人，洋人若提出驻京及内江通商，万不可准。谁知桂良却说，主战不如主抚，否则不但天津不保，
还要危及北京，万一拦阻不住，竟近都门，战则不敢烧幸，抚则愈难为力，无论该夷彼时就抚所愿愈奢，即照现在之款目抚之，事已迟矣。不如假装答应他们，把它们哄走，到时候我们不承认它就行了，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咸丰帝见桂良说得头头是道，想想也是，便允准了签约。但咸丰帝奕宁又坚持附带一个要求：公使进京不许带眷属，一切跪拜礼节要按中国制度。
但桂良等谈判者根本没有向洋人们提出皇帝的要求。桂良等人害怕洋人甚于害怕皇帝。
他们完全被洋人们吓破了胆子，洋人步步相逼，不达目的，不会罢休。而咸丰身坐九重皇宫，屏绝视听，还好糊弄。桂良等人哪里是为国家民族考虑，主要是为自己考虑。既然摊上这个倒霉的差事，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掉了脑袋丢了官，还是应付交差了事。
咸丰帝曾经准备诉诸武力，给桂良等人交底说，所提款约，一概不能允准。什么派员驻京，什么内河通商，狗屁！告诉洋人们，我们跟他们打！我将派大清国最能打仗的僧格林沁去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对于这一点，桂良曾很认真地考虑过，考虑的结果是，依清的作战实力，很难打过洋人，所以，洋人根本不怕用打仗相威胁。
但又不能说皇帝不了解情况，那是对皇帝大不敬。于是只能给皇帝打马虎眼。让皇帝答应条款后，签了约，完成使命之后再说别的。
就这样，桂良等人与四国公使签订了天津条约。当天津条约真的签订了，咸丰皇帝又觉得如鲠于喉，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想反悔。
于是奕泞决定，利用在上海和英法谈判通商章程时取消天津条约。
1858年1月中旬，四国公使除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之外均汇聚上海，准备和清政府谈税则问题和通商章程事宜。俄国公使因初伸手中国，还没有什么海上贸易和税则问题，便兀自回了国。
由于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突出，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推举他为此次谈判的总代表。额尔金对这次会议做了很多准备，虽然天津条约已经签订，但这次会谈，关系着具体实施问题，关系着如何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问题，他是马虎不得的。他特派威托玛和李泰国参加这次会议。威托玛代表他本人出席会谈，李泰国列席会议。
会议之前，关于税则和章程已由英人单方面拟就了。炮制者就是李泰国。
李泰国何许人也？他原是上海海关负责关税的一个官员，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中国海关何以让外国人出任海关官员？说来话长。关税自主是一个独立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一旦关税大权旁落，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彻底丧失。南京条约中曾规定中国关税须同英国协商的原则，后来又在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税率，为了使外国货运入内地免去厘金及其他税收，又规定值百抽二点五的税率。这个值百抽七点五的关税，是外国人定的，不是中国定的，标志着中国丧失了海关关税自主权。值百抽五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它实际上成全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公开掠夺。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关税保持了几十年之久，并且不只英国一家，法美俄等国均享受了这样低的关税，使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列强任意肆虐的场所。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租界里的上海海关被公众一举捣毁，清政府苏松太道台吴健彰躲进租界。他是上海、苏州、松江、太仓等地的总税务官，他一逃走，税款税收从此无人问津。
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之久，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囯与美公使觉得似这样混乱延续下去，万一影响既得利益太不合算，就派兵占据了上海海关，决定临时代理中方收税。它们还颁布了关于上海海关的临时办法六条。由英美领事代中国官府向英、美商人征税，税款由领事代管。
但是，这只是说说而已，许多洋人商船和企业家并不把它当回事，偷漏税的事情大面积存在着。鉴于这种状况，英美领事想出了一个由外国人参加中国海关的行政组织，人员由领事指定，此人为中国服务，领取中国薪水，并在中国长官统领下工作。就这样，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台吴健彰商定，委派了一个由三国领事指定的三人关税委员会，他们是法国人士密斯、美国人卡尔、英国人威托玛。
李泰国后来代替了威托玛。
李泰国是一年后代替威托玛的。他通晓中文，又对税务工作精通，比起那些法美领事派出的官员来讲，他的工作似乎更加卖力。公正地讲，这要比中国海关无人管理的局面要强得多。由于三国领事的支持，外商不得不照章纳税，再因以夷治夷，许多情况马虎不了，税收情况反而比中国海关健全时还要收得多。仅1859年就征收2，902，397两银子，这对清政府财政不能不说是一项很大的收入……因此，恭亲王奕斤在咸丰十一年三月的奏折中大事溢奏，他说：李泰国在上海等关办理税务多年，征收甚旺，且所得薪水极厚，尚不肯从中作祟，滋生弊端。
这就是所说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李泰国。他虽然是洋人，但他是在中国海关工作。以他的身份，他只能列席会议。
然而李泰国的敬业精神丝毫不能取代他的罪恶。工作认真、兢兢业业，这是他的习惯使然，这是英国人从小接受这方面教育的结果。但当他起草税则和通商章程时，他就完全站在英国人的侵略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进行敲诈。他并不往自己口袋里装，正像恭亲王所说，他不肯从中作祟，而是往英国国家的口袋里装。他就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
咸丰皇帝把税则和通商章程的谈判定在上海，并且指望在谈判中免除天津条约中关于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两点，是大错特错了。原来，上海和江苏的官员们早就和英法领事们勾结在一起，咸丰根本就指望不上他们。
上海的小刀会一类的起义爆发后，当地的清朝官员如两江总督何桂清曾私下里找洋人寻求过帮助和支持，他们欠洋人的情，于是李泰国等人就拟了一个名单，在谈判时最好由江苏巡抚赵德辙、苏松太兵备道薛焕为此次谈判的中方代表。这样，他们就好控制局势，就会万无一失地确保英法的利益。何桂清于是也向咸丰帝上奏，提议由赵薛二人参加谈判。谁知咸丰帝却另有计议。
咸丰帝仍是惦记派员驻京这个条款。只要你们洋鬼子别在京城露面，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事情都好办。你们洋人来我华夏神州，不就是想攫取利益吗，好，我全让给你们，你们的关税我全免了，够意思吧，够大方吧，但你们也得给我面子，那就不要再提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这两条了……
咸丰帝单方面想好了如意算盘，就决定仍派原先签订天津条约的一班人马去谈判，如桂良、花沙纳、明善、段承实。何桂清因在他的辖地会谈，也令他参与谈判。至于薛焕则令他实地交涉，有决断唞宜则由桂良等全权大臣作主。
因为桂良等人无法操纵，何桂清见谈判人员难以更改，便指示薛焕、吴煦先和李泰国等拟好通商章程草案。此通商章程和税则毫无疑问完全听命李泰国的，是彻头彻尾的英人意志。何桂清深知桂良、花沙纳是被李泰国、威托玛早在缔结天津条约时就击败的主儿，此番见到这个草案，谅他也不敢不签字。哪知桂良等人却不敢做主。
皇上一心想用免去关锐作为条件，去换取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临行时再三告诫桂良等人，不能辜负使命。但洋人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本身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这样，就把桂良等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皇帝不敢辜负，洋人更不敢招惹。
硬着头皮，桂良等人联名上奏皇帝说，关于放弃关税事，实在有辱国体。百万银两轻掷不说，天津条约也不可能废除，到后来，只能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
但是，咸丰帝奕宁主意已定，说不能更改。于是桂良又陈述，若废条约，夷人又要北窜，万一再兵临城下，大局实难预料……
这下才算使咸丰有所松动，表示虽不能全部废除条约，也要部分修改。
谈判完全是在走过场。既然咸丰帝连关税都不想要，这些税则和通商章程也只是过过目，基本按英人草案所定：但凡商品，除却鸦片、茶叶、生丝之外，一律值百抽五。鸦片每担30两税银。茶叶每担2500两税银。丝为每担10两税银。外国纸烟、酒、香水、肥皂、面粉、黄油、干酪等全部免税。军火、盐、粮食、铜钱等绝对禁止贸易和出口。此外还确定了秤码丈尺，取消银两倾熔费，北京不许外商活动、外国进口货、输出外国的中国产品的内地税抵代办法，海关手续和征收的划一制度将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实施等一系列通商章程。
谈判期间，桂良等人对咸丰帝提出的要求连提也不敢提。还是额尔金提出要乘兵舰去汉口时，桂良才战战兢兢地说，既然阁下要求去汉口，那么我们也有一个要求，能否暂缓公使驻京？
额尔金急于沿江查看将要选择的港口，对于桂良提出的要求表示了允准。他说，他将向英王建议：如果在来年换约的时候，女王陛下的大使能在北京受适当的接待，并在所有其他的细节上，天津所议定的条约都能获得全部实施，那么就训令女王陛下的驻中国代表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选择一驻扎点，或按期访问京师，或仅视公务上的需要随时前往，这确乎是充实的。
这使桂良等人喜出望外。
这样一来，咸丰皇帝的使命就算有了交待，他们可以放心回京了。
为了表示感谢，桂良等人不仅同意额尔金沿江游历，并且特意安排了一位中国官员伴随，沿途向各地方官府联络。
1858年11月8日，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签署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之后，便乘坐狂怒号巡洋舰，在报应号、驱逐号、迎风号、鸽号等舰艇的护航下，离开了上海，开始了他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察。
额尔金经过实地考察，最后定下镇江、九江、汉口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之后，额尔金就回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