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工作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至少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没有或者很少作过。因此，对这项工作，我们既没有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或固定的想法导引前行；而是只能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这大概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几十万年、上百万年历史实践中一条最基本的解决新问题的路数和方法，虽然它常常被人讥笑为“经验主义”，但我还是信奉它。人类要前进，就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惟其“新”，所以没有先例和成规，也不可能有上帝或神仙相助。在没“辙”儿的情况下，只能自己救自己。这时，“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被无数次实践屡屡证明的一条实事求是、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几年来，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课题组的全体同仁就是“摸着石头”走过来的。
面对“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样一个新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其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对象、性质、内容、范畴，它在总体学术坐标中的位置，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以至于名称、术语、具体写法等等，从课题组成立之日起，就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几年来，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且直到今天当整个课题的写作任务已经完成即将付梓的时候，也还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这是些在短时间内很难具有统一答案、很难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长时间里或者永远也难以画上有定论的封闭性的句号的问题。它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我认为正因为其开放性，才更显出它的无限生机。一般的说，在人文学科范围内，如果一个问题有了定论，那往往就成了死问题，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吸引人的学术魅力；只有那些众说纷纭、一时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请注意：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才越发显出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现在，当我撰写“全书序论”的时候，我想把我自己和我们课题组同仁对这些尚无定论的问题的一些看法摆出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我们深知，像“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样重大的学术课题，单靠我们课题组的几个学者，不要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是再长几倍的时间也是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的。不论是这篇“全书序论”，还是作为“正文”的这四部（五本）书，虽然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刻苦的写作，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但也无法避免它们可能带有的很大局限性和粗陋之处，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甚至错误。这仅仅是我们的一家之言。我们盼望更多的学人和读者关注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对我们提出批评，同我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需要七嘴八舌，而且必须七嘴八舌。我们期望着关于“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七嘴八舌局面的出现。
关于“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用法是否得当？
我们的书名叫做“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其中“二十世纪”是采取公元纪年的术语，它是目前世界上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表示时间概念的方式。它虽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表述，而是原产西方的舶来品；不过，在世界各民族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用世界上比较通用的这种方式表示时间概念，便于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也比较简便。
问题是：难道历史事件（包括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是恰好按照“二十世纪”或其他时段的标示来运行的吗？
社会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等，是人们的活动史，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自己创造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始末和整个过程，就是它自身的时间形式。恩格斯说：“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反过来说，存在以外的时间和存在以外的空间也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时间是存在的时间，空间是存在的空间。运动着的自然事物有它的时、空形式，运动着的社会事物同样有它的时、空形式。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长期实践中，人类为了认识的方便，创造出多种计量时、空的标记、符号，发明了多种测定时、空的方式、方法。于是（单就时间而言）就出现了公元纪年、干支纪年、佛历纪年、回历纪年等等。这些把握时间的方式、标记和符号大大方便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忘记它们的人为性和约定俗成性而产生某种错觉：好象那些本是表示事物时间形式的标志或符号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好象那些与运动着的事物不可分割的时间形式，一旦被某种符号或标记表示出来就可以离开运动着的事物独自运行，如同一列从远古开来的列车，人们或人们所参与活动的社会历史事件，可以搭乘这列时间列车通过现在，驶向未来。有的人甚至认为历史活动会在时间轨道上按预定的方向和步骤前行。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人类的历史活动，包括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不可能装在某种预先准备好的“时间框架”里发展，不可能按照预定的“时间轨道”运行；它不会以预定的某一年作为开头，又恰好在某一年结束；它也不会定然发生在某一个“世纪”或某个时段之内。就此而言，严格的说，我们这个课题名称（“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二十世纪”的用法就有些机械性，是对历史活动进行人为性地强制划分，是并不怎么科学的。试想，怎么可能把活生生的、带棱带角的、按照外在条件和内在机制的各种复杂因素随机运行着的、由世界上唯一可以称得上具有“主体性”的高级生命以强烈的情感驱动和明显的价值追求、目的取向为导引参与创造的文艺学学术活动，裁剪得整整齐齐，硬性装在“二十世纪”的框子里去呢？怎么可能预先规定好：文艺学上的某个事件、某个命题、某个范畴、某种范型，恰好在1900年（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发生，又恰好在1999年（二十世纪的最末一年）终结？
但是，尽管“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二十世纪”的用法带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不科学性，我们仍然觉得从另外的角度看它有着某种可取之处和方便之处，因而经过必要的说明之后，继续沿用它。
前些年，一些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撰写“二十世纪文学史”或“二十世纪××史”的主张，其“二十世纪”的用法，力图打通以往“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宏观视野下、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并且带有明显的向以往政治或经济取代一切、涵盖一切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挑战的性质。他们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过去我们写史，往往以政治或经济时期的划分来代替某些学科本身的历史时期的划分，以政治或经济代替学术。政治或经济当然对各个学科的学术活动产生作用、发生影响，而且常常是重大作用和影响，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不能陷入政治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泥坑。政治、经济同其他学科之间，并不是单向的作用和影响，而是互相的、双向的作用和影响，这其中有着十分复杂、多样、甚至随机性很强的关系，不可简单化。而且，即使政治、经济对各学科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时候，也是通过那些学科本身内在机制的“转换器”得以实现。因而，各个学科的历史，决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的演义或例证。每个学科的历史虽不会同整体的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相脱离或相对立，但却是都应该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内容，有着“属于自己的东西”。不然，有政治史、经济史就够了，还要其他的“史”干什么！标出“二十世纪”，是在突出“二十世纪”的中性的时间概念，明确地不以政治或经济时期作为其他学科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这样，在写“史”的时候，容易消除以往某个时候曾经流行过的政治“霸权”或经济“霸权”。文艺学领域是以往受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侵害最深的领域之一，因而在写中国近百年或一百多年的文艺学学术史时使用“二十世纪”，打破过去以政治或经济为准绳的分期，也许不无益处。而且，标出“二十世纪”，是在突出“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这样，在研究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时候，一是把它同中国两千年古典文论传统的大背景联系起来，二是把它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艺学美学传统和现状联系起来，扩大我们的眼界，打通我们的视野，克服以往常常出现的要么封闭于“国粹”、要么“全盘西化”的片面性。
具体到我们的课题“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二十世纪”的用法，又确实存在某种历史的巧合。如果不是象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那样细抠年代的确切数字，那么，大体上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起到二十世纪将要终结的今天，这一百年或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的文论（古代常常称作“诗文评”，现代则常常称作“文艺学”）的确发生了与此前明显不同的重要变化，即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蜕变、转化，这一百年左右是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化的过程，是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萌芽、生长、发展的过程（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谈到）。因此，研究“二十世纪”（把它作为不太严格的模糊概念）的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历程，撰写“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很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一项工作。
学术·学术史·文艺学学术史
什么叫做“学术”？什么叫做“学术史”？什么是“文艺学学术史”？
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那么，除了“二十世纪”这个时间概念之外，其他关键词也有一个正名的问题，即弄清它们的比较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这个题目中最核心、最关键的词之一就是“学术”。这个词我们是经常用的，但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猛一问，一时未必能说得清楚和准确。我们可以在各种辞书上查到关于这个词的解释。按照中国的传统的一般的说法，“学”就是“学问”，而“术”，可以看作是获取学问和道理的途径、规程、手段或方法。那么，“学问”是什么呢？“学”与“问”这两个字分开来说，“学”就是学习，“问”就是询问或者问难。所谓“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谓“知书达理”等等，都是讲的“学”、“问”。“学”与“问”连在一起组成“学问”一词，后来就指专门的有系统的知识和道理。要获得某种专门的系统的知识或道理，就需要有“术”。“术”，近代和现代的辞书上说是“手段”、“方法”。古人也有以“术”为方式、方法者，如《孟子·告子》下：“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这是“术”之一解。古人还有另外的一种解释。《说文》：“术，邑中道也。”《后汉书·冯衍传》：“播兰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术。”在这里，“术”是“邑中道”，或“中庭”外边的“道”。也就是说，“术”即“道”，但这是道路的“道”，与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虽有联系却又有很大区别。仔细分析，“术”即“道”（“道路”的“道”）这一含义与“术”是“方式、方法”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因为“道路”的“道”有“途径”的意思，也有“方向”的意思，而“途径”、“方向”与“方式”、“方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联系。另外，“道路”的“道”与作为世界本体的“道”也可以说有某种联系：前者是具体的“道”、“途径”，人踩着它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向某种目的地或归宿；后者是抽象的“道”和“途径”，是大“道”、大“途径”，是涵盖一切的“道”和“途径”，它虽看不到、摸不着，却被中国古代的某些圣贤看作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所摆脱不了的“道”和“途径”，它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高规定，也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终“归宿”和“目的地”。这样说来，古人常把“术”与“道”连用组成“道术”一词是有道理的。“道术”即“道”（作为世界本体）之“术”。“道”是本，“术”为“道”所用，“术”为“道”服务。通过“术”（运行“途径”和“方向”，即道路的“道”）达到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这里还包含着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操作，以得“道”。在精神活动领域里，操作就是思维操作，也就是考察、检索、思虑、琢磨、分析、研究，其中有分解、有整合，有时分解、有时整合，有时既分解也整合。
说到这里，是否可以这样为学术下定义：学术，作为人类的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精神活动，就是对对象和问题，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专门的（经过一定训练的、专业性的）研究和探求，以得到系统或体系性的知识和道理。
我们还要附带说明：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什么是学术范型？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某个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型态。它大体包括：以什么为哲学基础，有怎样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有着怎样的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惯于使用怎样的一套学术语码？提出什么样的命题、观念、范畴、术语？等等。从空间的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或时期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会有很大不同，例如，中国和西方。从时间的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也会有重大差别，例如，古典和现代。
近代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对“学术”作了独到的解说，他认为“学”是真理的探求（“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是真理的运用（“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这种解说无疑抓住了“学术”的精髓之处。但他在举例说明时，却没有把“学术”与“科学”、“技术”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划分得很清楚。他说：“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之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这里，他把“学”与“术”的含义、联系和区别说得很清楚；然而，是否没有注意“学术”与具体的某种科学、技术的区别呢？学术虽与科学、技术有联系，广义地说，学术似乎可以包括所有的科学、技术，似乎是所有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的泛称或总称；但是，它并不就是某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学术并不等同于物理学、生理学，也不等同于航海术、医术。学术，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是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对对象和问题（包括某种科学、技术的对象和问题）进行把握、进行探求、进行琢磨、进行研究，以获取系统性的科学知识和科学道理。在我看来，当说到“学术”这个词的时候，重在它作为一种探求、考察、琢磨、研究的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重在它作为思维操作的动态特征和系统性的知识、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