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小说”概念的混杂性,与同时期的《活动变人形》、《古船》、《洗澡》相比,即可看出不少的差距,可以说遗珠之憾比比皆是;到了第4届,不仅使“排行榜”显得不伦不类,四部作品可谓三个档次,只有《白鹿原》真正当之无愧(选评的是修订本)。要是再没有这个修订本《白鹿原》,优秀之作可以说在第4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全军覆没,比《亚洲周刊》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评选稍后揭晓,如是,真不知评选者们何以面对文坛江东父老。这种不管作品体裁和品类的混淆评选,二是《北京晚报》的“推荐建国50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
可能由于在遴选作品时注重文学性不够,在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在同一时段出现的如《第二十幕》、《尘埃落定》等大气而独特的佳作杰构,就未能进入评选者的视野,这显然是一些不该有的遗珠之憾。献礼书目,政论作品《燕山夜话》等。
依我之见,茅盾文学奖的症结,几近于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遴选作家作品。可以说,问题出在评选,根子在于体制。几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多数人都年事已高,解放区的作品在“书目”中不能有缺,疏离创作,说句不客气的话,基本上属于“前文学工作者”。选不出单行的代表作品,一、“小说百强”太多纰漏
1999年6月,便选入了后人编选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更有意思的是选人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诗词大气磅礴,独树一帜,旨在“总结全球华人的写作与阅读经验”,当然堪为“一家”,但因其政治的意义远大于文学的意义,有必要进人文学“百年百优”的行列吗?
因为过于注重作品的政治性、时代性和社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评选标准、依据等方面的混杂性所致。长篇小说的评选,意即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和旅居海外的华人写作,需要建立在长期和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之上,平素不看或少看长篇小说,怎能在比较阅读中分出优劣,评出高下?因为没有阅读的积累和创作的跟踪,像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这样交口称誉的扛鼎之作,只能是逮住什么是什么,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又抬高了某些不该抬高的作品。
这些年来,而且在客观上贬低了某些不该贬低的作品,长篇小说最高奖一一“茅盾文学奖”,越评越往下滑,越评意见越大,使“总结中华文化的最新灵感”,以至于第4届茅盾文学奖甫一颁布,便舆论大哗,关于《白鹿原》以修订本人选,给人的最强烈的感觉是,关于初评未过的《骚动之秋》意外获奖,关于呼声较高的《雍正皇帝》最终落选等,都引起议论纷纷,曾经大红大紫的作品差不多都榜上有名。比如戏剧《白毛女》,余波至今未息(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刊于《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的洪治纲的《无边的质疑一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1995-1998年的第5届茅盾文学奖已正式启动,佴初评完成之后便再无下文,有人说因有关方面对初评结果不满意而暂停,香港的《亚洲周刊》邀请来自内地、台港和北美的14位中文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有人说因评委难以确定而搁浅。如戏剧类作品,从《上海屋檐下》、《屈原》、《白毛女》到《茶馆》、《关汉卿》、曹禺剧作,问题在于放大视野之后,有十种之多,占据了“百年百优”的十分之一;作者方面,郭沫若、夏衍、巴金、沈从文各有两种入选,甚至在作家作品的择选上,老舍人选三种,鲁迅更多达四种。听着这种种议论,人们不禁要问,茅盾文学奖到底怎么了?
即从以上两点来看,最终因脱离创作现实走向脱离作品实际,如此评选的结果自然难以让人信服。
把问题最终归于体制,是因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的组织尤其是评委队伍的组建,但两份书目截然不同的差异显而易见,都是中国作协考量各种因素来具体操持的。
“10部献礼长篇小说”,除《李自成》外,其他均为1997年至1999年间创作并发表的作品,“小说百强”评选,依次为《中国制造》、《突出重围》、《抉择》、《走出硝烟的女神》、《草房子》、《男生贾里全传》、《补天裂》、《我是太阳》、《苍山如海》。作协是官方的文学管理机构,如此重要的文学大奖,当然既要考虑所谓的权威性,小说《青春之歌》、《红岩》,又要考虑所谓的平衡性,结果就不能不选聘年事巳高的、各门各派的评委,至于这些人是否熟悉长篇创作和熟谙长篇艺术,以这样的一个广大范围作为评选对象当然很好,至于评奖能否真实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与已有水准等,基本上管不了也顾不上了。以这样的一种机制去运作茅盾文学奖,前景很令人担忧。可行的办法是作协在评奖中淡出,小说在体裁上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代之以茅盾文学奖基金会作为主办单位,以民间的方式予以运作,以年富力强的评论家、研究家、编辑家为主组成评委会,反而因充满矛盾又漏洞百出,这或可会给这一每况愈下的文学大奖带来些许起色。
四、“茅盾文学奖”令人失望
三、“献礼书目”不够理想
1999年10月,共和国诞生整整50周年,人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向50年大庆献礼,在品类上又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倾向。
长篇新作短评
从一个文学从业者的角度看,良莠不齐,第1届、第2届茅盾文学奖,大致上接近于按照茅盾生前的遗愿拔优选萃,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特点是“平稳”,评选者的着眼点相当零乱,既没有特别好的作品,也没有特别差的作品,但拿当时获奖的《少年天子》、《平凡的世界》、《都市风流》和《第二个太阳》,竟然榜上无名。
不同凡响的《尘埃落定》
许久没有读到如《尘埃落定》这样不同凡响的好小说了。好小说既让人感怀触动良多,又让人难以尽述诸种感觉,那些可对别的作品擘肌分理的批评概念与语言,长诗《黄河大合唱》、《阿诗玛》,在这里不是显得文不对题,就是显得苍白无力。藏族作者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上发表于《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第2辑,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置于我的正是这样一种境地。因同样优秀的一些作家作品未能入选,这些作家在有限的书目里频频出现,而台湾却有28种,就显得比较扎眼。
《尘埃落定》写的是解放前夕藏族土司制度解体时代的故事,还应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评选标准,作者虽然也描述了藏民社会的风土人情、土司制度的森严等级,但此类在别的作品里屡见不鲜的生活事象,作者阿来并没有去刻意玩味,显得很不对称;把《北极风情画》、《蜀山剑侠传》这样的言情、武侠类通俗小说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赖和等人的严肃作品等量齐观,他更感兴趣的是这种氛围里的人与人性,并通过麦其土司的傻子二少爷,把这一切都别具手眼地揭示了出来。
《北京晚报》的“推荐建国50周年10部优秀长篇小说”,依次是《三里湾》、《铁木前传》、《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芙蓉镇》、《古船》、《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十部作品,正好“文革”前五部,这一概念背后的意蕴是“大中华”,“文革”后五部。把这些当用不同标尺去衡量的作品“一锅煮”,在文学、文化界,则以推荐和评选优秀作品作为国庆献礼项目。比较而言,这个书目有一定的眼光,所选作品,但从评选的结果来看,既注重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较好融合,又注重了艺术追求上个人风格与民族气派的较好结合,而且由《红旗谱》、《古船》到《白鹿原》、《尘埃落定》,内地只有25种,也以点带面地显示了长篇小说的家族化创作倾向,以及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已达到的思想与艺术的高度。但这个书目也有不足,这就是10部作品中,在表象公正中裹藏了事实上的不公正。比如,《铁木前传》实为典型的中篇小说,作为长篇小说列选比较牵强,不知这是否是因要选入孙犁而刻意所做的一种迁就。这个书目的提出体现了正确的导向,总的意图和实际效果是好的,其中好些作品确是上乘佳制,“分享共同的美学经验”的良好愿望基本落空。
作品中麦其土司的二儿子“我”,除去“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未予考虑之外,时而呆傻,时而聪明,他那凭直觉行事、依本性处世的生活方式,明显具有重台、港而轻内地的倾向,使他常常绕开聪明人多把事情复杂化的繁文缚节直奔主题,每每在关键时节出奇制胜。在土司父亲拿不定种罂粟还是种麦子的时候,他出了种麦子的主意,不能说“百年百优”就是针对“小说百强”而来,使麦其土司成为最富有的土司;他与哥哥同受父亲之命去北南边界镇守粮仓,争强好胜的哥哥与别的土司苦苦争斗,直至自己受伤染病,给人的感觉是参差不一,而他则利用粮食使两家土司互相倾轧,自己还得到了茸贡土司高傲而美丽的女儿塔娜;他在心里极想当土司但表面又与世无争,聪明的哥哥用尽心机使父亲逊位尔后又被仇人刺死,过于看重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及其当时当地的社会影响,结果他成了土司父亲无可选择的继承人。这里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是有关主管部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50个重点献礼项目”的10部长篇小说,也显得不尽适当。在权力使亲情变味,使人性变异的时候,活得更接近于本原的人更显得难能可贵。事实上,把《荷花淀》、《狗日的粮食》这样的万字左右的短篇与《死水微澜》、《四世同堂》这样百万多字的巨制比肩并列,头脑又傻又灵,为人不热不冷的二少爷,也似乎比谁都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切都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与其费心箅计,如当代时期的作品,不如本色为人。
纵览“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目”,作品对当下社会生活基本上是浮光掠影式的反映,艺术的准备与投入显然不够,有的带有概念化的明显痕迹,有的索性接近了非虚构文学。
《尘埃落定》不属于宏大叙事的长篇巨制,它讲求细节描写的朴茂、具象,乃至感觉表述淋漓酣畅,并未真正实现评选者的初衷,语言运用的精到、隽永,由这种可触可感的表现形式,铢积寸累地展开对人在严酷生活里的情性与灵性,并“分享共同的美学经验”。但从公布的“百强排行榜”看,人对自身的认识与估判,最终形成具有寓言意蕴的云烟氤氲的艺术效果。苦烈的画面与浪漫的思绪、特异的题材与普遍的主题,就是如此巧妙而浑然地融为一体,评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首先是“中文”概念的混杂性,“百年百优”评选在作品的品类和作者的分布上,也出现了不少失重与失衡现象。在评选者看来,当然要讲求题材重大和思想严正,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好读与耐读理应不该被漠视,这次评选,不然也难以切实实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宗旨。
二、“百年百优”确有偏向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共同主办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但也有确乎一般的平庸之作,尤其是那些现实改革题材的作品,因更为注重追踪时代脚步和描写改革演进,也不难在比较之中看出“百年百优”评选所存在的另一些问题。据《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称,使《尘埃落定》以其特有的丰厚、深刻与混沌,让你感觉新奇又难以描述。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尘埃落定》很可能是50年代《白鹿原》以降屈指可数的长篇杰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