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正”在哪里？
最近全国都在热热闹闹谈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谈谈二十年的文艺学。
我认为，二十世纪最末这二十年，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最活跃、最多样、最具有生命活力、也最富有挑战性的二十年，是新见迭出、也歧见迭出的二十年，是成就非常突出、而问题也相当显着的二十年。当然，我也并不认为这二十年中一切都好。文艺学研究的繁荣、热闹之中，有浮躁，也有某些泡沫；但其空前繁荣的局面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
二十年文艺学的脚步，是从“拨乱反正”起始的。“文革”结束，痛定思痛。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在血淋林的现实面前沉思。大家认为本来“正”的政治路线、经济方略……文艺思想等等，都是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因而要拨“乱”反“正”，要恢复“正”的本来面目，要摆“正”原来的关系。在文艺学上，最先触及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们愤愤然为文艺的“政治婢女”地位鸣不平，提出“为文艺正名”，要摆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要破除“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其次，还触及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也即文艺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人们高喊着“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的口号，纷纷提出要为“写真实”恢复名誉，要“恢复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等等。那时的有关形象思维、典型、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都带有这种拨乱反正的性质。
今天回过头再来看看当时文艺学上的“拨乱反正”活动，我有两个方面的感想：一方面，必须充分肯定它在“革命”层面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另方面，也应清醒地看到它在学理层面上的肤浅性和“保守”性。
所谓“革命”层面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说当时的“拨乱反正”带有对林彪、“四人帮”思想路线的革命批判性质，而这种批判是绝对必要和合理的。
所谓学理层面上的肤浅性和“保守”性，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当时的文艺学在“拨乱反正”名义下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大都没有进行学理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因而也就没有取得多少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深刻的理论成果。譬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本来是具有丰富的和深层的理论内涵需要探讨的，而且是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深入研究的。假如文艺不是政治的“婢女”，那么，二者还有没有关系？若说无，有什么学理根据？若说有，又有什么学理根据？并且要说情楚：它们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若从文艺学的角度看政治，文艺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可不可以建立一门“政治文艺学”？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文艺，政治和文艺是什么关系？可不可以建立一门“文艺政治学”？一大堆这类深层次的学理问题需要研究，需要说清。但当时基本没有深入进去，只是以领导人讲话的形式，说明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结束了学术探讨。其他方面，如文艺与生活、“写真实”、现实主义、形象思维、典型等等，都有类似的深层学理问题，同样也大都没有深入内里。其二，是说“拨乱反正”的口号本身，纯粹从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带有“向后看”的性质。很显然，当时所说的“正”，是以“文革”以前为参照、为标准的，是要恢复到林彪、“四人帮”搞“乱”以前的样子，即“反”回到以前的那个“正”。中国自古就有十分顽固的“向后看”的传统。一遇到什么磨难、什么麻烦、什么困难，就想起“先前”如何如何好。儒家就常常以“法先王”为标榜。孔老夫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他心目中，夏商两代是他理想社会的模型。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中谈到“道统”时，一直追溯到尧，愈古愈好，到孟轲，断了线了，不行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久而久之，这种“向后看”的心态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连阿Q也常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呢！
先前的果真好吗？那“正”当真就在先前吗？未必然。
果然，不久人们通过进一步反思觉察到：“文革”之前的“正”似乎也不是真正的“正”。五十年代批“右派”的“写真实”论，“正”吗？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正”吗？批巴人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王淑明的人情，“正”吗？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正”吗？稍后，人们更进一步提出批胡风“正”不“正”的问题。总之，过去一直以为是“正”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正”了。甚至过去写在文件里的、作过决议的、印在书上的、权威的，也未必是真正的“正”了。甚至对过去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作家的话也提出疑问了。
退一步讲，即使在当时是真正的“正”，那么，它还适用于现在吗？即使权威的话、经典作家的话在当时完全正确，难道真能够穿越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吗？
那“正”究竟是什么？那“正”究竟在哪里？
这里的确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弄清楚。我认为：
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先验的“正”，它也不可能现成地、先验地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某个地方、某本书中、某个人的头脑里，等着我们去寻找、去发现。
世上如果有我们所说的“正”，它只能历史地存在于发展着的现实实践中，因而，它只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在实践中变动着的，根本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万古长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历史阶段一切历史现象的“正”的模式和形态。
因而，检验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正”、真“正”还是假“正”，只能是客观的历史实践，而不能是书本，不能是权威，不能是经典作家--哪怕是最伟大的经典作家；检验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事情是不是“正”、真“正”还是假“正”，只能靠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客观的历史实践和未来的历史实践，而不能是过去实践中已经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即使是正确的结论，它适用于过去，却不一定适用于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现在），更不能是书本，不能是权威，不能是经典作家--哪怕是最伟大的经典作家。
那么，过去的书本、权威、经典没用了吗？不，用处很大。它们可以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提供历史经验的参照；它们可以溶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汇流于我们的思想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们可以给我们灵气但不能代替我们思想，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出主意但不能代替我们决策，它们只能作参谟长不能当司令员。
因此，所谓“拨乱反正”，是不能也不应反回过去的那个“正”的；即使反回到了过去的“正”，对它的真理性如何，是不是适用于现在，仍然需要用今天的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向后看，而应向前看；我们不能面向过去、面向书本、面向权威、面向经典，而应该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在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实践中，寻找应对现实的对策，提出适用于今天现实的理论、思想；我们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应该在充分学习、吸收中外优秀的文艺传统、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把关注的重点和中心放在今天的现实（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上，总结新鲜的文学艺术经验，提出新鲜的文艺思想，建立和发展现代的文艺学。
我们需要研究经典--古今中外的一切文艺理论经典、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经典；但研究是为了从中吸取营养，发展现在的文艺学，创造新理论；而不是解经、注经，当作一种死学问；更不是为了把经典当作万古不变的教律来束缚我们前进的手脚。
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古今中外的所有文艺学美学权威；但尊重不是为了跪倒在他们脚下，把他们当作膜拜的对象；而是为了站在他们的肩上更高地攀登。
我们必须学习传统、继承传统--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一切好传统；但学习和继承是为了再从传统里走出来，超越传统，创造新传统。
我们不能走回过去，而是必须走出过去、超越过去，我们必须消化过去正面和反面的遗产，用超越的步伐走向未来。
是的，在痛苦的反思中，新时期文艺学开始从过去走出来了，开始前进了，开始超越了；虽然我们不能保证它前进的每一步都那么坚实，都那么正确。然而，我想，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在总结错误的经验教训中再向前进，而不是退回过去。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和变化，前进和超越，“内”因（这里我指的是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文艺和美学本身的原因）当然是根据，是主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外”因（此处我指的是外来的思想、文化、美学、文论的影响）的作用。
有人戏言：可以用一句俗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来形容新时期某些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和我们文化发展的某些状况。那么，用它来描述新时期文艺学发展中的某些情况，是不是合适呢？我认为，又合适又不合适。可以说，“外来的和尚”在中国既会念经又不会念经。所以，应该在这句俗话后面加上两个标点：一个叹号（“！”），一个问号（“？”），叹号表示肯定，问号表示怀疑。我现在就来谈谈外来的文化、学术、文论、美学，对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作用。
何以说“会念经”？因为这些“外来的和尚”在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中，的确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向来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民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着自己独立起源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一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这中间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多源性和开放性--中华民族从来就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来营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中滚动发展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受外来刺激并且认真吸收外来文化而发生过三次大的高潮。一次是东汉以降至魏晋佛教传入之后所引起的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高潮，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等等，就是那时文论高度发展的标志。一次是近代以来到本世纪初，西学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大量引入中国）激发起中国自身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蜕变而掀起高潮，在这次蜕变中，传统的“诗文评”转换为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梁启超、王国维是筚路蓝缕的功臣。一次是本世纪八十年代又一轮西学东渐（这一轮西学东渐来势更猛、更迅速、更杂芜，而且幅度也更大，--从古典的到现代的到后现代的，从资产阶级的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后殖民的……见什么要什么，甚至来不及思索，一股脑儿引入），并且又一次激起和强化中国学术文化（包括文论）的内在变革，掀起更大的高潮；在这次高潮中，扫荡了“文革”当中林彪“四人帮”的文论怪胎，纠正了“文革”以前的某些僵化的文论形式，初步形成了富有生气的、开放的、多样多元的文论格局。
有人说，没有外来影响，我们新时期的文论自身照样发生变化、照样发展前进；而且，也许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会发展得更纯正，前进得更轻快。
我说，此言差矣。
其一，这次“改革开放”的势头，是历史的要求，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门已打开，不想叫外来思想文化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进来之后，不想叫它对我们的文论发生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其二，有负面影响，但总地说主要是正面影响，从结果看是积极的。当一个民族的学术文化由于某种原因而处于停滞和僵化状态时，给它一个外力促使它发生新变是十分必要的。当年梁启超谈到古老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必要性时，曾有一句名言：“彼西方美人，必然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按他的主张，就是要叫中西两种文明“结婚”，就是要让他心目中的先进的文明为我古老民族注入生命新质，以产生健康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一代。从1840年以来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梁启超说出了一个真理。在进入封建社会末期以来，本来开放的中国，封闭了，僵化了，停滞了，落后了。正是由于林则徐等一批有见识的中国人在外界环境逼迫之下，“睁开眼看世界”，并从此引入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为古老中国的文化注入新质，才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论的新变，才有从“诗文评”到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才有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样虽有偏颇、但放射着近代先进思想光芒的论文，才有王国维借用康德、叔本华的思想解释《红楼梦》悲剧价值的《红楼梦评论》，才有他用西方美学思想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并获得突破性成果的《人间词话》。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的传入在中国文论中引起的深刻革命，以至于在以后数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直成为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起了巨大历史作用。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积极的成果，绝非偶然现象，有它充足的历史根据；虽然后来的某段时间它受到庸俗化和教条化的解释，但经过调整，它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以往的时代是如此，在八十年代亦如此。粉碎“四人帮”之前，中国也处于封闭、停滞、僵化、落后的状态，在经济上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文化领域，一片荒芜，思想上，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文艺学也被弄得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物极必反，在“四人帮”统治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民族内部已经积蓄了强烈的变革要求；等七十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国策后，外来的学术文化思想大量引进，及时地为我们的文艺学变革注入催化剂，甚至是注入新质。于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老树开新花，枯枝抽新芽，中国文论复苏了。大家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在中国文坛上空放起的那几只“现代派”的风筝吗？高行健的一本介绍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居然引起文艺界人士特别是作家那么大兴趣，引起了那么热烈的争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文论渴望新变。
在这前后，又有柳鸣九的《萨特研究》、陈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袁可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等出版，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现代派”热潮。今天看来，“现代派”文艺思想的那次冲击，决不是如有的同志所说乱了我们的思想、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而是相反，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它为我们的文艺学注入了新质，对我们中国文论自身变革的积极趋势推波助澜、添薪加柴。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指出的：它标志着我们的文论“开始了兴趣的转移，从政治向文学自身、从外部规律向内部规律、从历史要求向美学要求的转移”，“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移”。“它所促成或强化的‘技巧’兴趣、‘形式’意味，却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这个内在视野的获得，表明文学在朝向自身的转折中又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突进”。在“现代派”冲击的前前后后，以至于此后的一、二十年，外国其他的各种学术思想特别是美学和文艺思想，如潮水般大量而迅速地涌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