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平帝刘箕子九岁的时候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很明显，这还是一个玩心正盛的少年，他不但没有管理一个国家的能力，就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这不，在十四岁的时候，他被自己的岳父兼大司马（级别相当于宰相）王莽给毒死了。紧接着，西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婴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这个皇帝并不是自己坐到皇帝宝座上去的，而是被抱到皇帝宝座上的，因为这个皇帝的年龄比刘箕子还要小，就和他的名字一样，他只有两岁，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襁褓中的婴儿当然不可能发号施令了，所以皇朝中的一切事宜其实都掌握在大司马王莽的手中。
公元9年，大司马王莽在万事俱备之后，再也不愿意当大司马了，他要当皇帝！没有约束的权力就这么使人容易膨胀。
那个当时只有五岁、目不识丁的刘婴忽然间颁布了一道估曲聱牙的诏书，对天下百姓宣称要把皇帝的宝座禅让给王莽，天知道五岁的孩子是怎么起草这诏书的。至此，历时二百一十五年的西汉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王莽也顺利地实现了改弦更张的目的，西汉结束了，王莽的“新”政开始了。
王莽是一个怪才，他本身是一代儒家巨子，但是他却违背儒家的一贯主张，用这种兵不血刃的巧妙办法夺取了西汉的天下，而接下来他又拣起了儒家学说的那一套，建立起自己的“新”政，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竟然有那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
王莽以一个学者身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王莽当皇帝的目的与刘邦当皇帝的目的很有些不同，刘邦之流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为了光宗耀祖，为了香车、宝马、黄金、美色；王莽不同，王莽有自己的理想，他希望依靠帝王的权力，建立一个公平、理想、快乐的王国，实现自己心中多年的梦想。
因此，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马上宣布了一连串开创性的改革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制度：
1．土地国有。私人一律不准买卖土地，恢复井田制度。八口人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准超过九百亩，超过的土地一律没收或者由地主直接分给邻居或者亲属。
2．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标准，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统一补足。
3．冻结奴隶制度。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没有马上废止奴隶制度，但是明令禁止继续买卖奴隶的行为，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量，迫使奴隶制度自然消亡。
4．实行政府专卖制度。对酒、盐、铁器实行专卖；山上和水中的天然资源一律归国家所有；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5．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日用品。在供过于求的时候，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大于供的时候，政府即刻卖出，政府积极调控物价。
6．建立贷款制度。人们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以向政府贷款，政府不收利息。如果为经营活动而贷款，政府收十分之一的利息。
7．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政府强迫其劳动，劳动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8．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政府都征收十分之一的所得税。
王莽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制定的这些制度听起来非常悦耳动听，但是我看了之后却非常泄气。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中国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人的创新发明呢，看了王莽采用的这些改革措施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很多东西都是王莽的创造。比如土地国有、土改政策、强制劳动、计划经济、征收所得税……原来都不是我们的发明。
王莽的这些改天换地的制度的确让人激动、振奋、高兴，可惜的是，他的皇帝宝座和他崭新的王朝仅仅维持了短暂的二十一年，不过是昙花一现。
“王莽新政”为现代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精彩案例，我们来看：
制度经济学认为：政治秩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新的制度安排。
制度经济学又认为：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耗费成本，由于社会各不同阶级或者说各个不同的行为主体其相应的效用函数或者说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不同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对某一新制度安排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制度经济学还认为：制度的变迁和建设是人们的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活动过程，其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其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也必然是不确定的，就是说制度创新的风险是很大的。
就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西汉灭亡、王莽新政开始，是政治秩序的变化时期，它必然要带来新的制度安排，社会也的确有制度创新的需要，王莽正是在这个时机推出了他的新政。
王莽的制度的确是新的，但是他的眼睛却总是回顾着过去，瞅着旧有的东西。因为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者，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就是崇古。比如，土地重新分配的制度很好，但是土地重新分配制度采用的却是古老的井田制。这种制度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即战国以前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但是在西汉时期仍然采用这种古老的制度就会极大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为绝对的平均必然带来绝对的懒惰，必然使人们失去创新的动力，使社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耗费成本，王莽的新政当然也不例外。王莽所实施的这些新政，需要具有一个庞大的技术体系的支持，比如十分之一的贷款利息、十分之一的个人所得税，这些都需要复杂的成本核算，而当时比尔·盖茨还没出现呢，还没有电脑，当时的次。春暖花开的时候，皇帝就在曲江园林举行盛大的宴会，赏赐那些新考中的进士。
曲江园林在长安城东南角，这里有一个弯弯曲曲的大池塘，池塘的周围有漂亮的花园，有着名的慈恩寺，还有大雁塔、小雁塔等着名景观。在皇帝举行的曲江宴会上，进士们把装了酒的杯子放在曲江水面上，酒杯随水而流，流到谁的面前停下来，谁就拿起杯子饮酒赋诗，同时，还要请两位年轻英俊的进士去花园里采摘名贵的花草，分送给各位进士佩戴。人们把这个宴会叫“曲江探花宴”，采花的人叫“探花使者”。
有一年，曲江宴会结束后，进士们纷纷到慈恩寺游玩，当他们来到大雁塔下面的时候，一个进士心血来潮，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下面的石壁上，这个做法以后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凡是新进士曲江宴会后，都要来到慈恩寺大雁塔，选派一位书法漂亮的进士，把大家的名字题在石碑上。以后谁当上了将、相，就把他黑色的名字改为红色的，这绝对是当时最光宗耀祖的显赫之事了。
因此，唐朝知识分子把参加“曲江探花宴”和“雁塔题名”看做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和其他十六个人一起考中了进士，而且他还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才二十七岁，他曾经非常得意地在诗中这样自豪地写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如今，在西安大雁塔下面的石碑上，还可以看到古代进士的题名。
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人间佳境。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历经一千三百年，一共产生了七百多名状元，近十一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这项制度使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机会，提高了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水平，促进了社会公平、进步与发展。
然而，每一项制度都是双刃剑，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换，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制度变得越来越腐败，特别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都离不开儒家经典着作，而且文章都有固定的格式和一套死板的规定，科举考试越来越流于形式。清朝的文学家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腐败以及对读书人的残害。科举制度在为社会带来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无数耐人寻味的教训，留下了很多的无奈和遗憾。
关于科举制度的弊端，多年以来被人们说得很滥，但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可以说，一类是坚守制度的弊端，另一类是破坏制度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