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祥开始能由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大苹塘村的头面人物，这除了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作用外，还决定于他这时的奋斗及追求目标在不少方面同群众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解放多年了，由于全社会的动荡局面，大苇塘村的生产一直非常落后，群众的生活艰辛异常。人们对这种状况极不满意，这些单纯的农民就把怨愤撒向多年当政的似乎又是无能的大队领导人田福申等人身上。这就给田家祥实现自己的愿望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从部队复员归来后，他与吕锋一起开始实施自己全面的进攻方案。为了赢得群众，他们把自己“复员费的一半为困难户买了返销粮，另一半给团支部买了图书”；他为别人家的婚丧嫁娶跑前跑后地干了不少事，他父亲甚至骂他说你他妈的穷忙什么？谁家死了人就像死了你爹，谁家坐月子就像你得了宝贝孩子！”更重要的是，田家祥当政以后，很快就凭他那特有的聪明与狡猾手段，把大华塘村树立成本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典型”，并依照他的那个“典型就是剥削”的见解，借助于外面大量无偿的劳动力修田种稻，使大华塘村的面貌突然间起了极大的变化。当人们手头能存上几个钱的时候，当人们吃上雪白的大米饭的时候，田家祥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变得高大起来。即使那些曾被田家祥训过的、绑过的、在劳累时诅咒过他的人，这时也说出一些令人心动的话：“比起人家田家祥，咱他妈的还算个人一看不到四指远！”这些憨厚的农民或许没有看到田家祥所有行动中那强烈的个人成份，没有看到田家祥的成功正是他们自己拥戴支持的结果。这样的肓目无知自然是可怜的，但它又是我们容易理解的。对于这些农民来说，在多年的吃食不接以后能有个温饱的日子，喜悦和感激完全是真诚的。所以，这时的田家祥就他个人来说，在他活动的有限范围内，尽管不无瑕疵，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角色。
但是，田家祥在这个英雄的位子上没有停留很久，就迅速向渺小恶劣的方面滑去。在他还未能得到大苇塘权柄的时候，他可以隐忍，可以在物质精神两方面做出大量的牺牲，甚至为了不动摇自己的意志，防止一个姑娘投来的爱情干扰自己的计划，竟在自家门口竖起一块“泰山石敢挡”的石壁。可是，待到田家祥感到自己地位已经相当稳固，真的成为“大苇塘顶厉害的人”的时候，他就得意忘形，为所欲为，再也不受什么限制了。他愚昧自大，骄横不驯。不知英国作家哈代，却也不屑一顾地说洋鬼子也会写书？”竟狂妄地风言咱大苇塘就是天地党中央。”然而，田家祥从来没有意识到在抛弃别人利益的时候，他也在失去自己。田家坤有四个儿子，住房只一处。不久，大的、二的都要成家，连个盖新房的地方都没有。在田家祥盖了两处房屋、村里不少人都划了新房基后，田家坤也甲请房基。可没想到因在田家祥盖房时自己未像别人那样送礼，竟没有得到田家祥的批准，托吕锋说情也不行。以后矛盾激化，田家坤强行盖起房子，田家祥又强让其拆掉，更显出了田家祥的不可一世。田家祥把自己的力量看得极高，但是当他未能越过前驻大华塘村工作组组长、现在的县委杜副书记让王晓华进城工作的时候，他竟残酷地以强奸杜的女儿杜艳为报复。田家祥在群众心目中的英雄光彩正在消失，一个恶棍的形象逐步上升。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群众也还没有抛弃田家祥，仍然还在念记着他过去的功绩，他的地位还未被触动。
当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一个严肃的课题放到田家祥的面前了。新的农村政策颁布，农村经济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做生活主人的自觉性空前高涨。田家祥自然不会热衷于此，他彻底地把自己同群众划分为两个营垒，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历史潮头的对立面。在拂晓的光亮中，田家祥硬是蒙住了自己的双眼，躲向沉沉夜色之中，变成名副其实的历史绊脚石。悲剧就这样地发生、演进，直至结束，田家祥--个并非弱者的农民经历过进取、伟大、渺小、衰颓，终于走完了笮己的一生。
田家祥的悲剧不仅是某些恶劣品质造成的悲剧，也不仅是周围环境压迫的结果。这是一个强者由于一己私利膨胀走向历史洪流反面的悲剧，是追求错误目标的结果。一句话，是小农经济狭隘的个人欲望和历史发展的矛盾、冲突。因此，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剧，而是大变革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强悍与否决定的含蕴深刻的悲剧。田家祥要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他从周围环境中感受到没有权力是不行的。这时，权力对田家祥来说只不过是企图通过它达到让别人以平等待我的保障。这里面深藏着他个人的私心想望，但这种微小的私心是正当的，是理应满足他的。
这之后，田家祥从部队复员归来，他在村子里的地位已不像过去那般容易让人忽视。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原因，田家祥是可以不再对权力表现出过分的热情的。然而，为了使自己成为此地“顶厉害的人”，他却较之过去对权力投去了空前的热情。他耍手腕，玩心计，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到底是斗败了田福申等人，把权柄抓到自己手里了。倒不是说田福申等人手里的权力不该替换，而是说田家祥为了达到这种替换所采取的手段未免缺少光明正大。这其中包含着的个人成份已超出了微小私心的范围，而进入了私欲的领域。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因为他在追求这种私欲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把群众的利益与个人的获得结合到一起，在个人满足的时候也使群众有所获益而宽容他。但是，最后田家祥终于私欲恶性膨胀，独权专断，仗势欺人，什么时候都要占据场面的中心，把手中的权据为己有，他人不能有些微的进谏，完全变成了一个顽固不化、狂妄暴戾的恶棍。在他受到强权压迫的时候，他嫉恶权力；可当他掌握了权力的时候，他又去欺压别人。这时，田家祥由对权力的渴求奋起到因权欲过盛唯权是图、凭权为非而落难的行径步迹，不正可以见出一个人的伟大和渺小吗？一个人如果不能适当地审时度势，不断地调整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是一味地从自我意识、自我利益出发，那么他终究会因破坏了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走向悲哀境地的。拿破仑曾说：“从崇高到可笑仅有一步之遥。”对于田家祥来说，他的失步就在于他后来把手中的权力与社会进步的潮流、与群众的利益完全地分割开来了。
田家祥是个农民出身的青年，他的身上烙印着不少农民的特点。在他追求那些直接的、看得见的利益的时候，他坚韧不拔，万难不惧，颇有一种英雄气概。可是，当他的小小愿望得到满足以宕立即得意忘形，固步自封，津津乐道于自己昔日的奋斗和现今的成功。这时，他所用力的不再是进取和创造，而是守成与享受。农民的伟大塑造与帮助他有所作为，农民的短视愚盲又使他变得可笑和渺小。从这些方面看来，田家祥的喜悲剧又可以作为一个农民阶级领袖人物喜悲剧的小小缩影。田家祥的奋斗与衰颓是他个人具体演进的，与别的人物可能会千差万别，或许还会有别的结局；可从田家祥所凭藉的思想武器和借助的力量来看，他的命运似乎只能如此，这恐怕是田家祥本人所难以左右的了。
当然，田家祥的悲剧主要是他一手造成的，但在田家祥的悲剧命运中，大苇塘村的人也不能完全排除于责任之外。他们因为田家祥曾改变过大华塘村的生活面貌，就一味地敬奉他、尊崇他、迷信他，把他像“救世主”一样地供托于上，甚至连他一些不该抹去的恶行、败迹也全然勾销。正是这种一味的迁就、推崇、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田家祥那种狂妄不羁、目空一切的恶劣秉性，使他觉得在他的前头再也不复有什么矛盾和困难难以克服，再也没有什么障碍难以逾越了。后来在新的现实生活面前，他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就是这种思想衍生的结果。小农经济思想中狭隘的推崇个人的思想渗透在大华塘村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中，成了田家祥发展恶劣作风的温床，足可见出这场悲剧的社会基础。由于有这种基础（加上极左思想猖獗：浮夸风、说假话蔚然成风便不足为怪了。田家祥以他狡黯的聪明及时地认识并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从而弄假成真，剥削他人利益装填自己的私囊，为他的进一步发迹掀开了最关键的铁门。田家祥能如鱼得水就是依靠这样特殊的机遇，而这种机遇正是长期封建宗法制和政治上极左思潮相结合的不正常的环境。想避免发生田家祥式的悲剧，不仅要改变田家祥式的人，也要彻底改变田家祥所处的那种环境，这也许是作品具有深广意义的所在。
真正的悲剧倒不一定在于表面的惨烈，而是在于内涵的严酷和强烈。王兆军笔下的悲剧当然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可以看到，他对真正的悲剧是有清醒认识的。就编织故事和人物（乃至在艺术的表现方面）来说，他的这部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笨拙和不娴熟处。然而，从他选取的题材、所企图探明的主题等方面来看，我们应当承认王兆军是勇敢的，也是严肃追求的。他不只着眼于对一个悲剧人物的悲剧历程进行一般的叙述，可贵的是，他企图透过对一个悲剧人物的认识，发现某些必然的、规律性的东西，从中给人以警戒，增强人们避免悲剧发生的自觉性。记得歌德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你若失去了财产，你只失去了一点儿；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丢掉了许多；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把一切都失掉了。”这是至理明言，它对于人生是宝贵的，对于文学创作何尝不也是宝贵的呢？王兆军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作家，勇敢进取的精神、严肃的追求努力表现得十分鲜明和强烈。所以，我相信，他不仅没有失掉什么，而且还会得到许多。
（1985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