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是帝国主义渗透中国的畸型产物，具有复杂的两面性。它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设置的巡捕房等形成了典型的“国中之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的屈辱象征；同时，它又是一张发展革命的“温床”。革命党人正是依赖国际公法中有关保护政治犯的条文，借帝国主义的国土开展海外革命活动，利用租界以作内地革命的掩护地盘。实在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庇护场所”，中国近代社会的民主革命能在铁板一块的清朝封建专制下获得成功。此外，西方列强利用租界这一国中之国的优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尤为突出，仅以汉口租界而言，教会医院使得先进的医术、西药、化学全面进入湖北；教会学校成为湖北新式教育的滥觞之地；租界的西方建筑使得中国的老式建筑黯然失色，群起仿效，位于武昌的湖北咨议局即为典型的湖北仿西式建筑，此后，湖北地方政府基本上接受了租界所展示的近代城市文明的整体规划与布局；湖北当局受到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刺激效仿租界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受外国在汉报纸等新闻事业的浸润，湖北先后创办报刊一百多家，极大地开启了民智，成为湖北中西文化融合之先导……
就一般情况而言，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往往抱有同情甚或是支持的态度。而这次的汉口俄租界当局却与清廷警方沆瀣一气，他们不仅逮捕革命党人，还将宝善里搜出的革命信物全部转交给了湖北地方当局。机密全泄，新军起义顿时陷入危机，湖北革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于是，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当机立断，决定于当晚十二时发动起义。
然而，命令还未送到，起义总指挥部就被清军破获，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于１０月１０日凌晨慷慨就义。
湖广总督瑞澄并未就此罢休，他下令戒严，封锁城门，按照名册大肆搜捕，企图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形势万分危紧。当此之时，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在逃未返，参谋长孙武因伤就医，刘公隔绝在汉口，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运动的大都是下级军官与普通士兵，指挥部不健全，主要领导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改变，各路新军一时难以统一行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被逼上了绝路的革命党人自然不甘束手就擒，他们决定破釜沉舟，奋起反抗，死里求生。于是，起义的关键变成了千百士兵的自觉行动，他们迅速传递消息，相约发动起义。
１０月１０日晚，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并按原定计划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掌握了起义的主动权。驻扎武昌的新军各兵种标营及各军校学生主动响应，齐集楚望台，总数三千多名。这时，起义临时指挥部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
湖广总督瑞澄与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凭借仍紧紧控制着的军队、警察共计五千的优势兵力，企图固守督署待援。起义部队进攻多次受挫，直到炮八标由南湖开入城内，战斗才出现转机。炮队在中和门、蛇山建立阵地，发炮轰击督署，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大多越墙逃走。起义士兵又以木柴、煤油在督署附近纵火，火势烧至署厅大堂，残敌顿作鸟兽散。瑞澄仓皇失措，赶紧命人凿开督署后面围墙，携带家小心腹，在一排卫兵的簇拥下逃往楚豫号兵舰。
攻下湖北政治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督督署，下一个目标即为经济中心藩署，以占据银库，为革命的顺利成功奠定经济基础。
１０月１１日拂晓，工程营发难还不到十二小时，起义新兵就占领了武昌全城；１０月１１日晚，汉阳驻军反正，民军抢在清军之前占领兵工厂，保证了武汉战守及邻近各省起义的军火供应；１０月１２日，汉口驻军起义。至此，被长江与汉水分隔开来的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武昌首义虽事起仓促，群龙无首，但来势之猛，胜利之速为历史所罕见。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了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文化传统使得每一国民的骨髓里头都潜伏、沉睡着一种独有的成就伟业的卓越智慧与优良素质，我以为这就是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东方睡狮”的真正原因之所在。这种卓越的智慧与优良的素质一旦被激发、被唤醒，必如日月横贯长空，如雷霆震憾寰宇，中华民族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什么目的不能达到的呢？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革命领导或伤（如孙武）、或病（如刘公）、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革命领导则远在海外或香港，起义虽在一群三十岁左右具有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热血志士的自觉行动下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革命党仍处于群龙无首的窘况状态。推举合适的军政府都督以统一指挥、稳定民心、号召天下，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起义第二天，战痕犹存的起义军各路领导人便汇集在湖北谘议局会商大计，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废宣统年号，定中华民国，以十八星旗为革命军军旗，推举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并以他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响应。
革命党人看中黎元洪，主要在于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在武昌驻军中地位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他曾两度赴日考察军事，多次指挥湖北新军参加朝廷操典，素以“知兵”着称；对士兵态度较好，有“爱兵”之誉，人称“黎菩萨”；他思想也比较开通，与汤化龙等湖北立宪派代表有着一定联系；加之当时革命党人以排满为第一要义，汉官一概被视为争取的对象，革命党人在起义之前就曾议论过是否由黎元洪出任总督的问题……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都督之位。
而在黎元洪一方，要他猛然改变态度，接受并领导革命，自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思考，在革命党人枪口的逼迫下，面对逐渐明朗、有利的战争局势，他才剪掉长辫，坚定信念，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
为了提高黎元洪的威望，首义成功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主要领导谭人凤还特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授旗授剑、慷慨誓师的仪式。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初，实权虽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他不过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泥菩萨”，但却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客观影作用。军队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十分严重，尽管是接受了西方军事训练的湖北新兵，也唯长官马首之是瞻。黎元洪的名望在军队中号召力很强，他军阶高、有威望，与部属关系密切，其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自然成为旧人物竞相效仿的对象，“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黎元洪出任都督不仅维系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稳定了湖北局势，还为全国官绅、军阀作了一个楷模，各省纷纷附和响应起义，使得清廷众叛亲离。
武昌起义在禁锢得如同铁板一块的满清王朝统治中部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清廷闻讯，满朝文武深感大难临头。于惊恐万状之际，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陆军大举南下，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巡洋舰及长江水师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参战，声称“今日必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
革命党人深深地认识到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湖北军政府刚一成立，就作出了“先击攘汉口之敌，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的战略部署，全力以赴与敌作战。
两军相遇，展开了殊死较量。汉口古名夏口，因而这场在汉阳、汉口发生的战役被称作“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期间爆发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带有决定意义、涉及革命成败的关键一战。如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一击即溃，武昌首义则如一颗虽然光华耀眼、但一闪即逝的流星，中国仍将陷入几千年封建专制的茫茫黑夜之中。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优势强大的北洋军队，民军不仅坚持了一个半月，还曾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支持半月，盼来了湖南军队的驰援；支持一月，方有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的光复；支持一个半月，才有长江下游一带的响应，从而迎来了中华民国的改元。
围绕阳夏战争，中国20世纪初叶活跃着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力量与性格特点。这次战争的发展过程、最后结果、积极与消极的多重因素，都对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孙中山远在海外一时难以回国，同盟会的其他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兼程赶至战火纷飞的武汉前线，黄兴登台拜将，被授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作战。
湖南、广西、江西等省起义者先后派遣援军赶赴武汉与湖北新军一同抗击清军。
清廷更是视阳夏之战为存亡之关键，几乎将军事上的最后血本全数投入。
英、美、德、日、俄、奥匈帝国等西方列强增派军舰前往武汉江面，最多时达到二十艘，时刻准备武装干涉。清朝湖广总督瑞澄逃至汉口租界，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但庚子条约规定，一国不能自由行动，遂召开领事团会议。法国领事罗氏，与孙中山为旧交，深悉革命内容，在会上力言革命党以改良为政治目的，并非军队闹事哗变之类无意识的暴行，不能以义和团一例看待。这才达成统一态度，决定不加干涉，出示布告宣布中立。如果西方列强参战，武昌首义势将很快扼杀于摇篮之中。虽然如此，但他们仍通过幕后活动等多种手段，力图将这场战争引向符合他们利益的轨道。湖北军政府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妥协政策，承认列强在中国所获得的一系列特权。
武昌首义，最为得利的当数袁世凯。百日维新时，他因向慈禧告密而导致光绪帝的囚禁。光绪帝死前留下遗诏，继位者必遵嘱处决袁氏。后袁世凯虽经多方活动幸免一死，但所有要职被一概“开缺”，着令他回乡“养疴”。袁世凯退居家乡洹上，表面上似野云闲鹤，但暗地里却紧张活动，以寻东山再起之机。
袁世凯所持重的，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北洋六镇”。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是清末训练和装备最好的两支部队，清廷让这两强并存，原想让他们互相制约。武昌起义爆发，平衡的局势被打破，北洋六镇成为清朝唯一可用的新式军队。
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虽同为新式部队，但它们的性质却迥然有别。袁世凯一直实行着将北军造成一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私家武装的努力，北洋军士“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而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他对湖北新军的控制比较松弛，民主意识这才得以乘虚而入。就两军的实力而言，北洋六镇将士共约七万五千，湖北新军总数约一万六千，而武昌首义后投身革命的总共不过七千官兵，后虽扩充为两万多人，但大多为临时招来，组织性与战斗力相当之差；北军在武器装备上也占有明显的优势，配有民军所缺少的野炮、新式管退炮、玛克沁机关枪。另外，战役前期，清军还有海军在武汉江面配合作战。
袁世凯在他退居洹上的三年时间里，北洋六镇虽由交由陆军部管辖，但他仍遥遥地控制着旧部。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袁世凯暗中授意北洋将领按兵不进。满清贵族青年荫昌无法指挥、调遣军队，清廷无奈，只得请出袁世凯重返政坛。而袁世凯却以“足疾未痊”为借口有意推脱，并不立即赴任。清廷急不可耐，只得层层加码。当袁世凯将清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一手后，这才由彰德洹上出山，南下督师。
阳夏之战打得相当惨酷，民军在势力强大的北洋军队面前，以民房作依托，坚守着汉口的每一寸土地。清军纵火，燃烧三天三夜，民军只得乘船撤退汉阳。后湖南援军赶到，黄兴乘势反攻汉口，也遭失败。
而这时，民军除武器装备占据一定劣势外，内部的弊端也逐渐抬头，如指挥不统一、内部不团结、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军纪涣散等，结果汉阳再次失守。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占领汉口、汉阳后，并未急急进攻武昌。功高震主，加之满清王朝对汉臣一直怀有猜忌之心，他可不想做一个殉葬的忠臣，扮演年羹尧与曾国藩那样的屈辱角色。特别是遭受贬谪的隐恨一直在咬噬着他的心灵，报仇雪恨的时机就在眼前，岂肯就此放过？此时的袁世凯，已形成了独立于清廷与革命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并占有明显的优势。清廷将他视为挽救颓局的“救星”自不待言；而对革命军的征剿，他也赢得了饮马长江、炮轰武昌、虎视南京的相对优势，革命党人也在尽力争取他“掉转枪口”。一番审时度势之后，袁世凯心中的权欲越来越盛，他决定抓住定千载难逢的良机，纵横捭阖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步向权力的峰巅。
于是，此后的中国历史演义，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南北议和、袁世凯弄权逼宫、清宣统下诏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在北京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以满足一己私欲为前提，但在客观上却提到了充当满清王朝掘墓人的作用。对此，孙中山曾经说过：“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武昌首义促成了袁世凯的复出，而袁世凯的介入及不断膨胀的权欲很快就使得辛亥革命中断了它的使命，改变了它的性质，延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历史，总是刚刚挣脱一个旧的怪圈，很快就难以控制地滑入另一个新的怪圈之中；中华民族好不容易感受到了一点民主光明的温暖与灿烂，却又进入另一场新的战争与黑暗。
昔日的湖北省谘议局、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如今已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它座落在蛇山南麓，掩映在阅马场北端的绿荫丛中，因楼房外表呈红色主调，武汉人称之为红楼。
红楼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仿照了西方国家行政大厦的建筑形式。在我眼里，它已不再是一座普通的西式楼房，而是纪录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符号，是近化化艰难历程的一个象征，是辛亥革命的一座纪念碑，是古老帝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一个见证。
湖北谘议局诞生于清廷的立宪声中，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在北京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以分别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谘询议事机构。红楼于１９０８年筹建，１９１０年建成，是当时武昌城内首屈一指的着名建筑。
其实，清廷的立宪不过是一块装饰专制统治的屏风，并未达到真正的改革政治、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立宪派仍希望以此为契机，使中国走向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在清廷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政治活动，提出了《禁种洋烟案》、《禁止缠足案》、《整顿湖北吏治案》等反映民意的议案，来往京师发动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在保路运动中抨击盛宣怀出卖路权媚外肥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