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英“庚款留学”两年招考一届，每届招收20名。这场震惊中国和世界的事变，把本来就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突然推进了血与火的灾难之中，它强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许许多多象我这样的中国人的命运
1938年这一届共有400多人参加了报考。一个是应用光学专业。我因为毕业论文做的是一个光学方面的实验，八十年代以后，我从长春调到北京。当时，中科院有两处宿舍可供我挑选。一处在三里河，一处在中关村。两处相比，三里河地理位置好，离市区近一些，房子面积也大，谁都以为我肯定会要三里河的房子。我却同老伴商量说，就住中关村吧，三强他们都住在中关村，离三强近一点，互相走动起来方便。就把家搬到了离市区较远，房子较差的中关村。每当别人提起这件事，我的老伴就常笑着对人家说：“他就是这个样子，恋群，恋老朋友。恋得很呐！”
1992年6月28日，三强因病逝世。
噩耗传来，我不胜悲哀。是夜，对着茫茫穹宇、满目星辰，我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与三强七十载相识之情如昨日风景，历历在目。思念中，三强兄忽英姿勃勃谈笑而来，忽默默无言抽身而去。不知不觉间，清泪尽垂衣襟。少倾，我翻身而起，又由于自己向来对物理实验极感兴趣，写下了《沉痛悼念钱三强同志》诗一首，以寄哀思：
幼自更名志气先，人道少年非等闲。
四载清华攻“牛爱”，一朝出国成大贤。
纷纭战火历辛苦，难得何姐结良缘。
诚赞华夏有居里，铀核三分创新篇。
祖国革命换人间，英才驰骋有地天。
计穷顽敌施细菌，敢邀正义揭凶焰。
两研纵横继往业，一院科学展宏颜。
原子大事奠基业，春雷一声秉穹轩。
十年动乱耐磨练，响应改革志趣坚。
霞光照晚红灼灼，赢得国际好名衔。
须知继业满桃李，荣哉奋拓半百年。
相识七旬称莫逆，哀悼挚友痛心弦。
南下逃难
1936年，我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毕业时，我在叶企孙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光学方面的论文。从表面上看，这个毕业论文似乎与我后来从事光学事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它与我幼年时从水碗中看到的光学现象一样，毕竟都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点。而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也许就是由这许许多多看起来仿佛毫无联系的点连缀起来的。
毕业后，我先是留在清华当了半年助教，后来因申请到“史量才奖学金”，就转而读研究生了。“史量才奖学金”是当时的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为研究生设立的，清华大学每年只给两个名额，物理系当年只有一个名额。我得到“史量才奖学金”后，立刻转到赵忠尧先生门下读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按一般规律，我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核物理学了。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我似乎应该成为一个核物理学方面的专家。
但是，就在我在赵忠尧先生指导下埋头于核物理学的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了。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有两个名额，一个是理论物理专业，含泪提笔，就轻声地唱了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知道我的嗓音不够圆润。
“七七事变”之后，蓄谋已久的日本人立刻趁着芦沟桥头未烬的硝烟，开始迅速地从东北调集大批增援部队。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军队大张旗鼓地向华北集结，杀气腾腾地直扑北平。北平危在旦夕！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危在旦夕！北平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商店闭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四处投亲靠友，纷纷设法逃离北平。火车站、汽车站到处人山人海，车厢里、站台上挤满了急于外出逃难的人群。
书是无论如何也念不下去了。我与家人商议后，决定随周培源先生全家一道，去南方寻找出路。那时候，南下逃难的人太多了，我们从北京到天津，在天津费了好大劲才挤上了一条南下的船。那条船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人们在过道里、甲板上席地而坐，脸上搜带着极度的恐慌和疲惫的神情。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上船后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默默地望着波涛翻卷的海面。正是日落时分，太阳沉重的如同灌了铅一般，正缓缓地向海面沉去。我看到太阳在即将被海水吞没前的一刹那，突然挣扎着跳了一下，把最后的一腔热血喷射出来。一瞬间，天空明亮如昼，海水腥红似血。太阳随即便彻底沉入海中了。四周一下子暗淡了。甲板上的人们突然安静下来，很久没有人说话。我感觉到，在沉默中有一种深切的悲痛正在悄悄地在人群中蔓延。果然，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轻声唱起了歌。我抬头看去，是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充满着忧伤的歌声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接着，歌声突然激昂起来：“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当听到“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的时候，我眼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泉涌般地流淌下来。歌声停止时，船上的人们已经哭成了一片。这首歌立刻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共鸣，人们不由自主地随着东北流亡学生唱了起来。全船的人都在唱都在哭，连船上的水手也在唱也在哭。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哭了一回又一回。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唱会了这首歌的。那一夜，整条船上的人都几乎一夜没睡。大家整整唱了一夜，哭了一夜。
前几年，有一次去长春时，我的几名学生请我吃饭。席中，他们几个年轻人唱起了卡拉OK歌曲。问我是否唱时，我笑着谢绝了。但过了一会儿，卡拉OK的屏幕上出现了为交际舞伴唱的歌曲。在轻松愉快的器乐伴奏中，响起了四步舞的节奏。背景上，一对对衣着华丽的男女踩着轻快的节拍，含笑翩翩起舞。随后，歌词的字幕出来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当时，我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说：“我要唱这首歌！”
几个年轻人听说我这个老头子要唱，当然很高兴，立刻跑上前去为我调放音量，准备麦克风。
我却指着屏幕坚决地说：“请替我把它关上，我不要它伴奏！”
年轻人犹豫着劝我说：“那就关上声音留着画面，看着歌词唱好吗？”
我知道他们是担心我这个年过八十的老人记不住那么长的歌词。我自信地回答他们说：“不，我用不着它！请把它关上！”说罢，我又推开面前的麦克风，说：“这东西失真，我不用。”
我看出来几个年轻人有些惊奇。我站在那里，微阖双目默默地酝酿了一下感情，便报考了其中的应用光学专业。，也不够高昂。每当唱到高腔的地方，我就明显地觉得底气不足，声音抖抖地不停发颤。但我的感情十分投入，我从头到尾一字不错地唱了下来，每一句歌词都仿佛从心里流出的一般，不知不觉地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条船上，带到了祖国那灾难深重的昨天……
我唱完以后，房间里一片寂静。
在寂静中，我对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这首歌是我当年在逃难的船上，跟着几个东北流亡学生唱会的。当时，我们流着泪唱了整整一夜。那时候，每一个唱起这首歌和听到这首歌的中国人都会伤心落泪。几十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娱乐场合下唱这首歌。我想对你们说，唱歌是要讲究场合，讲究情绪的。不是所有歌都能拿来娱乐。”我指着电视屏幕上的轻松画面说：“那种场合不对头！那种情绪不对头！”
我随周培源先生全家跟着逃难的人流从天津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到了宜兴。一路上，我思绪万千，想了很多很多。过去，我只是从父亲的嘴里听说过惨烈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屈辱，听说过八国联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但那时毕竟只是听说，没有切身的感受。现在，我亲眼看到了外夷侵略的现实，亲身体验到了亡国的威胁，这一切强烈地冲击着我，父亲早年有意无意地播在我心中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这强烈的冲击下猛然觉醒了。到宜兴后，我向周培源先生提出了我要去兵工厂的想法。我对周先生说：“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我们不是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国家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能做到的可能也只有用我所学的那些东西在兵工方面尽点力了。我想请您把我介绍到兵工部门去！”听了我的这番话，周先生当即提笔给南京弹道研究所的丁所长写了一封信，推荐我去那里工作。途经南京时，周先生又亲自带着我来到弹道研究所，把我介绍给丁所长。
我告别周培源先生后，匆匆赶到南京，找到了南京弹道研究所。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日本人就逼近了南京。我还没来得及参加工作，弹道研究所就撤退了。我只好随撤退的人流一路风尘地转移到了武汉。
“庚子赔款”赔出来的留学生
我从南京来到武汉后，暂时留在兵工厂。但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兵工厂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那一段日子我很苦恼，眼看着江河沦丧，自己却报国无门，有劲使不上。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国内开始招考赴英国“庚款留学”人员的消息。我立刻毫不犹豫地前去报了名。
所谓“庚款留学”，其实是西方国家打着维护中国利益的幌子，以维护自己国家在华长远利益的一种策略。据说，有人翻阅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资料，曾从中查阅到一篇有关中国问题的国会辩论记录。这篇记录记载了当时美国国会中对使用“庚子赔款”在中国设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不同意见。反对派认为：这笔“赔款”是我们把中国打败了，才好不容易从中国人手中抠出来的，不管中国人愿意不愿意，既然他们已经同意付给我们了，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留做己用。没有必要拿它去为中国人做好事！赞成派则认为：以武力短期内降服一个国家容易，但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意识，真正从根本上降服一个民族，就不是武力所能解决的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应该从长远考虑，及时切入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让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与美国结缘，在年轻人中培养出一大批今后能为我们所用的亲美的中国人。他们说，以我们美国人的名义用中国人的钱投资于表面上看来有利于中国而实际上有利于美国的事业，我们何乐而不为！辩论的结果是赞成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国会顺利通过了用清政府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设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提案。当时的清华学堂就是这样办起来的。美国的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英、法、德等国家的注意。这些因入侵中国而获得利益的国家对中国的兴趣始终不减。他们马上积极效法美国，纷纷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留学基金，吸引优秀的中国学生到自己的国家留学。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庚款留学”。
“庚款留学”把一批又一批经过严格考选的优秀的中国青年送到了美、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确如预期的那样，这些留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成就。但是，令西方政治家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他们曾经寄予了极大希望的优秀人才，却并没有按他们的设想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辅助工具。这批人才学成之后纷纷回国，竞相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科技事业效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领域中各学科的奠基人，在各学科的奠定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这批人开拓了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推动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我想，西方的政治家们还是太不了解中国人了。他们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中国人种者，世界上最易驯服之人种也”。其实，对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来说，对一个曾经立于世界之颠的东方大国来说，仅凭一点管窥之见而立论，不免显得过于肤浅了。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不难看出，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民族气节，崇尚英雄气概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虽有儒家的忍让、道家的中庸，但更不乏豪侠烈骨、燕赵之风！那些自做聪明的西方政治家们忘了中国有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老故事，叫做“卧薪尝胆”。他们小瞧我们了！我们怎么可能忘记鸦片战争？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八国联军？仅一个“庚子赔款”，列强们就从我们中国勒索去了十亿两白银。十亿两啊！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口的两倍半，相当于满清政府十几年的财政收入。说到底，我们每一个留学人员心里都明白，“庚款留学”用的是我们自己的钱，用的是强盗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血泪钱！用中国人的血泪钱留学，我们怎么会感激强盗？我们出国留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受列强的欺负，就是为了今后再也不必白白付给他们这种血泪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