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感情比较内向，在与女孩子打交道时总是显得有些怯懦。如果碰上的是个火爆性子的女孩子，我们的关系或许还会发展得快些，但偏偏顾又芬又是个温和性子。这层窗户纸还是我的大妹给捅破的。那时，大妹放假从北京来看我，没几天的时间她就把我们俩看明白了。大妹也喜欢顾又芬，于是，大妹就把我和顾又芬拉到一起了。直到现在，妻子和我妹妹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相互之间没有一点隔阂，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像亲姐妹一般融洽。
我们的关系确定后不久，我就到北京筹建仪器馆去了。我比在大连时更忙了，只能抽空给她写封信。我知道自己的信写得很干巴，和我本人一样，没有多少感情色彩。但我有自己的补偿方法，我每次都在信里装一块糖一起邮去。至今，老伴早已忘了我那些信的内容了，却依旧清晰地记得我邮去的那些糖给她带来的惊喜。
1950年，我们结婚了。婚礼是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的，只请了几位老师和朋友，很简单也很随便。婚后，妻子就随我去了长春。在那个寒冷的北方城市，我们一住就是三十年。在那里，我们有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在长春，我们全家一直住在昂昂溪路的一栋和式小楼里，现在人们还把那座房子称做“王大珩小楼”。那时，我们家楼下的客厅里总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这热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妻子。妻子是儿科教授，又是个热心的人，因此，在那三十年间，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光机所所有孩子的义诊大夫。那时候，光机所的人最不怵的就是给孩子看病了。不管是谁的孩子病了，都会有人指点他来“王大珩小楼”找顾教授。所以，我们家晚上总有人抱着孩子来瞧病。碰上病重的，妻子就张罗帮着给送到医院去。好不容易哪天清静点了，没准半夜又接个电话：孩子病得太重了不能抱过去，请顾教授来家里给看看吧。于是，妻子就赶紧提起医药包抬腿出门。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从不耽搁。光机所的孩子不认识我的多，不认识她的却很少。
妻子心地善良，总是一副温温和和的笑模样，她和谁相处得都很融洽。她对自己的继母十分孝顺，一直把继母养老送终，外人都以为她们是亲生母女呢。我们家的老保姆在我们家里一干就是几十年，处得就像我们的家庭成员一样亲。我们往北京搬家时，老保姆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了才就没跟到北京去。可分开了不久，老保姆又老远地打电话找妻子，说自己还想到我家来。妻子知道老保姆是为了生计，就高兴地说：“要来就来吧，反正我现在也闲着没事，你来了我们两个老姐俩还能做个伴。”
说起来，我这一辈子很少顾及家里的事。我的三个孩子如今都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但要问我这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我很惭愧。因为我经常不在家。常常出差，若是来国防科研任务了，二话不说，拿起包就得走人。既不能告诉家人自己要到哪里去，又不能告诉去多少天，更不能说去干什么了。而且，不管走多少天，连一封信也不能往家里写，保密。这个家就全撂给妻子了。妻子倒不在乎，因为即使在家，我也顾不上很多，反倒多了个让她操心的人。大凡家庭都是这样，有一个操心的，另一个在家庭事务上的功能就逐渐退化了。更何况我的妻子是儿科教授，她习惯了把谁都当成孩子来照料，职业病。所以，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在生活上处处听妻子的。每次我有个小灾小病什么的，都是妻子亲自为我调理。她总是把药哇水呀的都弄好了一齐放在我手上，看着我吃下去。我常开玩笑地说，我娶了个儿科教授，结果自己一辈子都被人家当成儿童来照顾了。
前两年，因为我年纪大了需要照顾，妻子第一次有机会陪我出了一趟差，到长春开会。开会期间，光机所利用会议的空闲时间，给我们俩安排了半天活动，游览长春市的风景和在光机所内参观。那一天，妻子高兴极了。几十年了，妻子还是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光机所的工作现场，我的心里突然感到有些惭愧。回来后，我对陪同我们的现任光机所所长曹健林说：“有件事过去我一直没能做好。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不影响保密原则的情况下，让光机所的家属们能有机会多了解一些我们的工作。他们承担了一切，却始终都不知道他们的丈夫或妻子整天都做些什么。我们欠他们的太多了。”曹所长告诉我，光机所现在已经设立了“家属日”。让光机所的家属们在这一天能部分地了解一些自己亲人的工作状况。听了曹所长的话，我这才放心了。
1991年，我在得知王兢、王森、王赫三个子女相继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欣喜之中曾做过一首诗《喜看子女学有所成》，表达了自己对子女的期望和对妻子的感谢：
难得兢赫森，尔辈同根生。
相机留美法，都成博士人。
少年诚可忆，下乡当农民。
求生靠劳动，求知何艰辛。
兢儿擅电算，人工加智能。
森女随父业，光学老又新。
小赫攻雷射，钾钠探其真。
谁是启蒙者，她叫顾又芬。
异国风光好，莫忘民族魂。
须当爱国者，志把中华兴。
我的遗憾
有一次，长春光机所的曹健林所长向我讲述他的苦恼。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刚学成回国时，他曾有过许多雄心勃勃的设想，想搞出几项具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想写出几篇有影响的学术文章，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担任所长后他却不得不放弃这些，大部分时间忙于为全所定方向，找任务，筹经费，整天处理数不清的琐事。
我很理解曹健林，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苦恼。但我一时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说才好。沉吟了一会儿，我突然问曹健林：“你知道吗？我从三十四岁回国后，就再也没发表过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曹健林当时的样子十分吃惊，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出他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在他的眼里，我始终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形象，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话，为什么要破坏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我却很坦然，我说：“我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在科学领域中，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有人牺牲自己去做的。”
我拿起一本厚厚的论文集，告诉曹健林，这本论文集是在庆祝我从事科研活动五十五周年时，大家为我张罗出版的。我说，你看，这本论文集所选用的四十多篇论文中，只有六篇是我自己的，而这六篇论文则大多数都是我在三十四岁之前写就的。通过这本论文集，你就会看出，我的科研活动到了三十四岁那里就划出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那以后我竟没发表过一篇有价值的论文！这是一个让我自己也难以面对的现实，但它却明明白白地摆在我的面前。
我们都知道，衡量一个科学家的成就，往往是看他发表过多少专着和学术论文，看他所发表的东西是否有价值，是否具有突破性的进展。专着和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几乎是标明科学家身价的唯一砝码。但到目前为止，我却只发表了一部专着和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为此惶惑，难道这就是自己所取得的成就？难道这就是自己五十多年从事科研活动的成果？
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自从三十四岁那年回国后，就很难得有机会做具体的科研题目，很难得有精力来撰写学术论文和专着了。三十四岁以前，我也曾经对光学方面的研究有过许许多多的想法，我曾计划作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写出一些有分量的论文，也曾雄心勃勃地想过要写出有影响的专着。但在回国后的许多年间我却根本无法去做这些事情。不是不想做，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对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不感兴趣，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热衷的研究项目。但我却放弃了许许多多这样的题目和这样的机会。那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放弃，如同舍弃自己生命中一部分的痛苦，如同孕育了生命却不能亲自产下生命的母亲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我品尝得太多太多了，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弃那些灼手可得的科研题目，因为我是领导，我必须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我不能不把那些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有价值的题目交给学生去做，因为我是导师，我担负着培养新人的义务。
“您不后悔吗？”曹健林问。
我说：“似乎说不太清楚，也许说遗憾更准确一些。”
是的，应该说是有一些遗憾，但却不是后悔。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想，命运有时或许会剥夺你某一方面的能力，甚至会埋没你，但它同时也会造就你，给你展示出另一番天地。在科学事业中，不仅需要从事具体研究的科学家，更需要从事组织领导工作的科研管理者。从某一角度来说，科研管理者的责任更大一些，牺牲也更大一些。说到这，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最崇敬的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学识过人、才华横溢，在物理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但他一生中却没留下几篇学术论文，没留下自己的学术专着。叶先生不是无力为之，而是无心为之，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用在了开拓中国的物理教育事业上，用在了培养中国的物理人才上了。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挑起了清华理学院的大梁，把清华理学院办成了一个人才济济的中国物理界的最高殿堂。在那里，他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耕耘，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物理人才，他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物理界乃至世界物理界的栋梁之才，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科技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比叶先生的名气更大，但叶先生却始终是那样安然。我告诉曹健林，每当一想到叶企孙先生，我的心立刻便会如湖水般清澈平静，波澜不惊了。
我对曹健林说，人生一世，有得就必会有失，失而后也必有所得。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要，什么都得，我们既然要了自己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就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自己的所失。放弃虽是痛苦的，但也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在从事具体科研工作和做科研管理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在个人的志趣、利益和国家的需要之间，我选择了国家。迄今为止，我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自己选择的，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我看到自己民族的肌体中逐渐充盈起科学的血脉时，当我看到科学血液的输入正在使中华民族强健起来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我想，由于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使我的视野比较宽，看问题的目光比较敏锐，对科研工作的前瞻能力也比较强。我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条件和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为国家做更多有益的工作。几年来，我一直努力在政府和社会中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进行呼吁，一直努力在人大和政协中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思维尽力。现在，我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去做，有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酝酿之中。我要把这些当作自己晚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尽心尽力地去做，一直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