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中科院召开工作会议。我利用这个机会，把光机所的情况捅了出来。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光机所几年来惨遭破坏的情况，揭露了单奎章在光机所的所做所为。听了我的讲述，在场的人都十分震惊，中科院院长方毅当场表态：“一定要把光机所的事情处理好。”接着，在长春体育馆四千人大会上，我又慷慨激昂地揭发了单奎章的罪行。我的揭发博得了全场群众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
正巧，此后不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教育会议。会议邀请了全国30位科学家、教育家到北京座谈科技、教育工作，我也受到了邀请。在这次会上，我拿出了准备充分的材料，详细地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我们光机所这几年来惨遭破坏的具体情况。我看到小平同志在听我的汇报时，一直紧锁着眉头，面部表情十分严肃。汇报后，他当即做出指示，要求中国科学院和吉林省委两家牵头，共同处理光机所的问题。他很激动地说：“你们一定要把光机所的事抓好！”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注下，长春光机所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两个月后，单奎章被隔离审查。第二年5月，他被开除党籍、撤消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后来又交由公安机关实行逮捕，并被判了刑。与此同时，光机所被他所迫害的300多“特务”也都陆续平了反，一场恶梦终于过去了。
长春光机所的人永远也忘不了1978年7月6日这一天。那天，从清晨起人们就纷纷涌向会场。还不到7点半时，所俱乐部的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许多人只好挤在舞台上、过道间、走廊里。八点十分，当宣布长春光机所传达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大会现在开会后，会场上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群情激昂，长时间地鼓起掌来。当省委领导同志传达了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后，会场里再一次锣鼓鞭炮齐鸣，掌声欢呼声雷动，整个会场一片欢腾。有的人竟激动得在会场里扭起秧歌来了。
后来，我曾许多次地想起过单奎章这个人。我想，单奎章也是个悲剧人物，他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他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单奎章曾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是从军队中选拔出来的有能力的干部。但是，有时有能力却比没有能力更为可怕，因为能力是一柄无论刺向哪里都会刃及深处的剑！如果在正确路线之下，他或许也会干出一番成绩来。但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往路线上推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他极其狭隘、自私、冷酷的品格，导致了他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导致了光机所的大悲剧，也进而导致了他的个人悲剧。
痛失蒋筑英
1982年6月15日，我的学生蒋筑英病逝了。
那天，我正在北京友谊宾馆，房间的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我拿起电话，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在成都出差的蒋筑英突发急病，正在医院抢救！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我愣愣地放下电话，不安地在房间中来回踱了几步，突然踉踉跄跄地转身冲出了房门。我知道五楼上住有长春光机所的人，我急于向他们了解蒋筑英的详细病情。情急之下，我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竟连电梯都等不得了，一口气爬到了五楼上。
我心里急啊。前一天，我刚与中科院的领导探讨了破格选拔蒋筑英做领导工作的问题。当时，在向科学院领导详细介绍了蒋筑英的情况后，我说，我想推荐蒋筑英来挑光机所的这副重担。蒋筑英现在的职务虽然只是代理室主任，职称只是副研究员，但这都是由家庭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蒋筑英是我最早的研究生了，我了解蒋筑英，他是一个既有组织领导能力又有科研水平的难得的人才。经过探讨，科学院领导已经基本接受了我的建议，正准备对蒋筑英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没想到今天就传来了蒋筑英病危的消息。
气喘吁吁地跑到五楼，却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消息。我让他们立刻与成都通话，请求成都方面无论如何也要竭尽全力挽救蒋筑英的生命。焦急地等了一会儿，电话终于要通了。但从电话里传来的却是一个怎么也无法使我相信的噩耗：蒋筑英已经于几小时前病逝了。
话筒从我手中滑落的一刹那，泪水便不由自主地顺着面颊簌簌地滚落下来了。我失态地举起拳头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敲打着自己的头，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地喊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是从哪里说起啊？”
我是个从不肯轻易落泪的人，在失去父母时我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但今天，我却为失去学生而怆然泪下了。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眼前不停地浮现出一个个不同的蒋筑英。一会儿是刚当研究生时的那个聪明而又沉稳的蒋筑英，一会儿是背负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那个艰难跋涉的蒋筑英，一会儿是人到中年的那个干练成熟但却日见憔瘁的蒋筑英。这个孩子是太苦了，我一想到这，泪便止不住又流淌下来。
从二十四岁做我的研究生算起，蒋筑英在我的身边工作了20年。我是看着蒋筑英从一个年轻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的。20年来，我在蒋筑英身上花费了许多的心血。我喜欢蒋筑英，尽管我从不肯轻易地表露出来。但我心里知道，以蒋筑英的能力和学识来看，他早就应该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了。但是，他是我的学生，做我的学生是常常要吃一些亏的。我突然觉得有些悔，自己是不是对自己的学生太过于严格了呢？
我依稀记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很早很早以前的事。那时候，蒋筑英正在读我的研究生，我给蒋筑英选定的课题是研究光学传递函数。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一种近代科学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进展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光学设计和光学检测水平的高低。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我希望蒋筑英能填补这项空白，希望蒋筑英能成为我国光学传递函数方面的专门人才。蒋筑英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苦刻钻研，终于研制出了一套先进实用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65年，我让蒋筑英带着这篇论文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光学检验会议。当时，母国光教授看了蒋筑英的论文后非常兴奋，他找到主持会议的我，连声赞道：“这是个人才啊！”并立刻与我商量要让蒋筑英在大会上作论文报告。听了母国光的赞扬，我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但思量再三之后，我却决定不让蒋筑英在大会发言了。我说：“他太年轻了，我不想把他一下子摆得太高。摆得太高了，容易头重脚轻，容易摔跟头。还容易给他造成不好的处境，与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还是让他一个一个台阶扎扎实实地往上走吧。”后来，大会按照我的意见，安排蒋筑英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小组发言后，蒋筑英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但我却对蒋筑英说：“你刚刚做了一点工作，可千万不能有成就感，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己有多么的出类拔萃了。你还年轻，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课题需要你去继续钻研，你得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我不知道蒋筑英当时是否理解了我的苦心，但就是从那时起，蒋筑英果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中国的光学传递函数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最终成为了国内这一领域中闻名的专家。看来自己对蒋筑英的严格要求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心中还是有些悔呢？
也许是因为职称、待遇？我从不为自己的事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也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在荣誉、待遇面前伸手。在我的学生中，我对蒋筑英这一点是最满意的。蒋筑英一家四口常年挤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可是在所里准备调给他一套三室的房子时，他却要求把房子让给别人。他很诚恳地说：“给我两间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眼下有两间就够了，所里需要房子的人太多，把宽绰的房子给更需要的人吧。”1979年，所学术委员会准备把蒋筑英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对提拔自己的学生历来十分慎重，但连我也认为蒋筑英已经完全具备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没想到问题倒是出在蒋筑英自己身上了，他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甚至从国外写信给我专门来谈这件事。蒋筑英在信中说：“还是先提其他的老同志吧，他们比我的贡献大！这样做对工作有利。”我一下子明白蒋筑英的心思了，蒋筑英心里想的始终是怎样做才会对工作更有利！只要是对工作有利他宁肯什么都不要，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我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时很赞赏蒋筑英的想法，也同意了蒋筑英的意见。可是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太亏了蒋筑英了？过去，我总觉得蒋筑英还年轻，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但今天，蒋筑英却突然走了，在我的心中留下了许多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只为蒋筑英争过一次，是争出国的名额。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不久，为了解决我国天文卫星X光望远镜的检测问题，所里决定派人去西德学习。在研究出国人选时，我力主要派蒋筑英去。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出国的人员很少，名额也十分有限，而且蒋筑英当时还背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家庭包袱。但我却一反常态地竭力坚持让蒋筑英去。我说，这是一项在新的光学领域里进行探索的工作，必须要派业务水平高，接受能力快，责任心强的人去学习。我认为蒋筑英具备了这些素质，我认为他是最佳人选。这件事使蒋筑英很感动，他没想到组织上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就能轮到他这种出身的人头上。他对我说，他很感激我为他创造了这个机会。但我却实实在在地对他说，我并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才推荐你的。我说，我不是给你蒋筑英争，我是从整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才这样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蒋筑英的确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到西德后的两个星期内，就掌握了所有的关键性技术，只半年时间就学成回国，在国内这种装置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筑英逝世后，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相继做出了开展向蒋筑英同志学习的决定。蒋筑英被誉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在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活动中，我含泪写下了《学习蒋筑英，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的悼念文章。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提起蒋筑英，我心中还是觉得有些悔。每次去长春，我都忘不了去看看蒋筑英的妻子，去看看那两个早早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每次都不空手，或者拎去些水果，或者送去两盒中秋的月饼，有时候是钱，虽不多，却是一片真挚的情意。
但至今，我也抹不去心中的懊悔，总觉得是我没有照顾好他。蒋筑英真是太苦了。从小家里就苦，大学毕业后就拿那几十块钱，一直拿了十多年。家庭负担又重，营养上、身体上太吃亏了。否则他不会英年早逝，这么年轻就离开我们。怎么说我也有责任，是我这个做导师的对他生活上关心得不够啊。
我想，我们的确是应该更多地关心中青年知识分子，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工作和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和生活。他们是我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不照顾好他们，就是浪费资源，就是透支我们的未来。我做不了更多的事，我就把吉林省每个月发给我的1000元院士补贴拿出来做了研究生的奖学金。我说，读研究生的孩子们太苦了，一个月就那么点补助，许多人还要一边读书，一边养家糊口，这点钱就拿去给他们补补身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