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吨半黄金只换了一吨半仪器
我想，我是注定了迟早要走进国防科技中来的。这不仅是因了那轮大漠圆月，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我所从事的光学。因为光学不但是常规武器的眼睛，在原子弹、导弹的研制中光学更有着独特的地位。
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个一直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党为什么会选择在六十年代初那个内外交困的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当世界充满了阴冷敌视的目光时，当灾难性的大饥荒正趁火打劫席卷全国时，当贫穷落后还象标签一样牢牢烙在中国的额头上时，中国共产党人却勒紧裤腰带，开始了向世界性的尖端武器原子弹、导弹的进军。
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护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了肚子后再来打你。
于是，1960年，中国这个被列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之一的贫穷落后的大国，以令世人震惊的胆量和气魄制定了以发展尖端武器为主的研制武器装备的战略方针。我们党决意克服一切困难，走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原子弹、导弹的路子。
许多年以后，有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曾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那是一个国防科技得到超前发展的时期。所谓超前是因为中国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极不相称，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来搞国防科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建立在众多老百姓以吃玉米面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话中有一种东西使我不太舒服，我沉思了很久才对他说，不错，你的话也许是附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当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时，世界局势毕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之剑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们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若是没有我们自己造出的原子弹，若是没有原子弹在力量对比中做砝码，会有这后来的一切吗？恐怕不会。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会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那时候，我们长春光机所正处在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关键时刻。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这样的光机研究机构应该向民用工业方面发展才有更广泛的前途。我不同意。我讲了两条理由，我说，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都应该优先发展军品。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没有国防根本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出钱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说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了一件事情。我告诉大家，不久前我们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进口了一吨半重的军用先进仪器，因为国际上一些国家卡我们，这期间来来回回费了许多的周折，好不容易才把这些仪器弄回来了。我问大家，你们知道为了买这一吨半的仪器我们国家拿出了多少钱吗？没有人能回答得出来。我很痛心地告诉大家，是一吨半黄金！听到这个数字后，大家一下子震惊了。沉默了很久，我才接着说，那叫一吨半黄金啊！贵不贵？不用说谁都知道贵，太贵了！可人家心里明白再贵你也得买，因为你自己没有，因为你自己搞不出来！就这么贵，也算是照顾你了，要不然人家压根就不肯买给你！说着说着，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了。我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做科研工作的，听了这样的事，你们还能睡得着觉吗？我就睡不着！让国家这么为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奢谈自身的发展？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干，我们不干谁干？
此后不久，我们就接受了以150工程为主的一系列国防科研项目。从此开始正式走入了国防科技领域。150工程是长春光机所自成立以来承担的最大最重的一个科研项目。这个项目本身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多种学科为一身，所要求的技术之复杂，水平之高，工程设计量之大，都是以往承担的诸多科研项目所无法或比的。我被任命为150工程的总工程师，承担起这项重任。
由几百人参加的庞大的150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当年参加搞150工程的人一提起来都是这句话：那年头人气足！的确，那时候人气是足。说干什么，忽忽拉拉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几百号人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成天的加班，成月的加班，成年的加班。叫劲儿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离开工作现场，困急眼了随便靠在哪打个盹儿，睁开眼睛再接着干。要知道，那是啥时候呀？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是饿肚子的时候！一顿饭就一个二两的馒头还得抠掉一点，营养不足搞得一多半人都浮肿。科研人员哪个不是空着半个肚子，拖着两条浮肿的腿。可光机所那座西黄楼里的灯就是常年通宵不灭！
150工程整整干了五年。这期间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半竿子”和“一竿子”的争论。从一开始搞150工程，光机所里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150工程应该搞“半竿子”，就是只负责研究，不管生产。他们认为：我们是科研所，科研所的任务就是搞研究，不是搞生产。因此，我们只能负责150的研究任务，而生产产品的任务则应该交给生产部门去做。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一个项目缠住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员去开展其它的科研项目。应该说，这种主张是无可厚非的，是符合科研单位工作性质的。但是，我却不同意。我主张要搞“一竿子插到底”，把研制产品和提供产品的任务全面承担下来。我说，不错，科研单位是有科研单位的性质，但我们国家不是还有我们自己的国情吗？我们是个穷国，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大的投资来搞科研，不易啊。如果我们不搞“一竿子插到底”，国家就得再重新组织起一套负责生产的人马，就得多花许许多多的钱，多费许许多多的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种军工产品是不需要大批量生产的，重新组织起一套人马来不值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豁出自己来，能省就给国家省下一点呢？结果，这场关于“半竿子”和“一竿子”的争论整整持续了两年。1963年4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北京召开了150工程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支持了我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观点，决定由光机所从研制到提供产品全面负责下来，这才结束了这场争论。
此后，在我们的严密组织下，150工程始终进展得十分顺利，这项参加人数多达600人，历时五年半之久的大型科研工程竟一次试验成功，其中的几百个项目都顺利地通过了国家的鉴定。1966年4月，150工程正式整体通过国家鉴定。150工程成功地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大型精密光测设备的历史，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尖端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此以后，我们长春光机所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多次承接国防科研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在国防科技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5年，由于长春光机所在国防领域中的一系列突出贡献，国家授予长春光机所“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先进单位”的称号。在全国国防军工协作工作会议上，我被邀做了题为《为我国国防光学工程现代化而奋斗》的报告。同年10月，长春光机所历年研制的国防科技成果，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为总项目名称，获国家首次颁发的科技进步特等奖。我也由于自己在其中做了一些工作而获得了个人特等奖。
一个老母鸡下了五个和自己一样大的蛋
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从我们用1400万斤小米筹办仪器馆起，我国的光学事业就开始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了。我们这些置身其间的人对身边的变化并没有太大的感觉，但在外人眼里这些变化就显得格外地引人注目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已经拥有了一个多达15万人的世界上最庞大光学队伍，并拥有了360个光学工厂和72个光学研究所，还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光学专业、22个大学设立了光学仪器专业。长春光机所做为中国应用光学的发源地、摇篮和基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各类专业科技人员配套，科研生产条件齐备，技术基础雄厚，并具有光、机、电及计算机应用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与开发优势的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在长春光机所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我们还相继组建了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和四川大邑光电技术所等四个各具特色的光机研究机构。不仅如此，我们还创建了一所专门培养光机人才的理工科大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有人说，长春光机所一个老母鸡就下了五个和自己一样大的“蛋”！
着名光学专家、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教授在八十年代初时曾应邀在美国的一个光学会议上做关于中国光学情况的报告。后来，母国光教授在庆祝长春光机所成立四十周年的讲话中，详细介绍了那次报告后美国光学界对中国光学成就的反应。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讲话，现摘录如下：
在八O年的时候，美国还不了解中国光学是什么样子，当时相当多的美国专家是抱着这种心情来听我的报告的。我向他们讲了几件事实，来说明中国光学的成就。更引起他们兴趣的是，我说在中国有个长春，在长春有个中国科学院的长春光机所，她为中国的光学工业，为中国的应用光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如她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材料。熔炼了100多种光学玻璃，并把带去的光学玻璃目录、光学图打到幻灯上给他们看，大家热烈鼓掌。中国还会熔炼光学玻璃吗？还能熔炼100多种吗？使他们感到惊奇。我又接着说，在中国用我们的计算机、计算器，自己设计了复杂的光学系统，而且造出了这个光学系统。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弹一星”，这“两弹一星”所需要的光学仪器是谁卖给我们了呢？是美国人吗？你们回答：不是，美国不肯卖给中国！是德国吗？德国不见得有。日本吗？没有。苏联不卖！这样大型的、精密的跟踪仪器是由我们自己设计并把它造出来的！这仅是我们光学取得成就的一部分。大家为这个热烈鼓掌。我报告完之后，带着我去的一位中国籍教授，他本来是很不大愿意请客的，花钱很仔细，但这天他非常高兴，他说母教授今天晚上我要请客。我在美国25年从没有得到今天这么高的荣誉，这种荣誉是长春光机所争得的。在美国当了25年的教授，他没有得到这个荣誉，而我们这些平平常常的，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些人，通过党的领导，老同志的带领，我们取得了成绩，是值得骄傲的。
十几年之后，最近美国光学学会又邀请我们一定要写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我跟大珩先生讨论要不要写这篇文章，大珩先生说应该写，应该把最近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在世界上介绍出来。所以，我就写篇文章寄给了美国光学学会的一个杂志，他们刊登了。但在我们还没拿到这份发表资料时，美国加州的中华光电学会很快就把这篇文章翻成中文，发表在他们办的“光电联络”杂志上。他们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发表这篇文章呢？因为这个学会是中华民族的，主要还是台湾去的一些人在美国成立的光电学会，他们以这篇文章为骄傲，觉得我们中国这十年来做的光学研究非常有成绩，值得向世界推荐。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是主要介绍我们所的工作。（注：母国光教授曾于1956年在长春光机所学习一年多，故称“我们所”。）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同时分享了你们的快乐。
长春光机所不仅以成果饮誉海内外，同时她也为中国光学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非常良好的引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光学、应用光学培养了大批的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恐怕不好说，优秀人才是谁呢？是张三呢，还是李四呢？数量上一批又一批。我想还是引外边人对我们的评价好一些。大家都知道，六月份，南开大学授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吴大猷先生是国际上很知名的物理学家，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他在今年五月份跟布什总统一起获得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名誉教授、名誉博士。吴大猷先生在物理界，在科学界是一位既懂管理又懂科学的着名专家，也是很受尊敬的一位专家。他是王大珩先生的老师。大珩先生与他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将国内情况作了介绍，给他看了一些国内成果的幻灯片。这里有许多是长光所的工作，如跟踪经纬仪、光学玻璃都是长春做的成果。他回到台湾在一篇报导里说：王大珩先生向我谈的中国光学界做的这些工作，真使我感到羡慕，在大陆上不仅成果累累，而且人才济济。我想一个四十多年没回国的人，他回过头来看国内光学的发展，他承认我们很多人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但是做出了能在国际上站得住的成绩，这样的人才相当一部分是我们长春光机所培养出来的。长春光机所像母鸡下蛋一样，向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成都光电所输送了一批一批的干部，使这些新的光机所很快地得到发展。
长春光机所四十年的光荣历史及其做出的很大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谁到长春来都知道长春有个汽车城，同时有个光学城。
……我为有你们这样一个现代化的一流的光机所而感到自豪！
在我们的努力下，世界性的光学组织国际光学委员会（ICO），于1987年正式吸收中国加入其会员国。1990年11月，我被选为亚洲太平洋光学联合会（APOF）的副主席。这一地区性的学会包括以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七国为圆周的大片地区和国家。APOF只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