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爷就是个铁匠，但他却不学锔匠的活儿。姥姥爷说，懒汉才干那活儿，拿个小土钻坐在那儿日－－日－－地钻眼儿，不够腻烦人的。他自己长的人高马大，看不起那小打小闹的手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我姥爷那儿，人却生得又瘦又小，遗传基因在这儿不管用。铁匠铺里有师傅有徒弟，各围一块帆布围裙，带着护脚，师傅左手的火钳从炉火里拖出一块烤人的红铁，徒弟眼明手快，丢掉风箱把子抓起锤把子。师徒弓腿弯腰站在砧子边上，师傅右手拿一把小锤，在砧子边上敲得叮当作响。师傅的小锤指向哪里，徒弟手里的大锤就打到哪里，火星四溅。可是姥爷那身体，一拉不动大风箱，二轮不了大锤。姥姥爷生气地说，你去做锔匠吧！姥爷后来真的投了一个师傅，做了锔匠。姥姥爷拍着自己的胸口悔恨不已，他说，哎呀，看来这人不能说过天话呀，说哪儿跌哪儿，报应呀，报应！可姥爷的锔匠却做的有滋有味。姥爷的手艺在我们那一带是出了名的。姥爷最拿手的活儿是锔缸和盆。缸是陶缸，都是一些粗陶，小底，大肚子，红枣一样的颜色，缸壁飞薄，在那样的陶片上用土钻打眼上锔子真得好功夫。盆是瓦盆，盆口上有一圈腰子，好用手抓住来回搬动。外边粗糙，桔红色，里面上了釉子，深红色，玻璃一样光滑。小时候常常看见一个陌生人拉一车子瓦盆来到我们镇子上，在街边放了一地，叫卖。那时我们那儿家家的厨房里都有瓦盆，所以我姥爷在我们哪儿远近闻名。姥爷在一个马扎子上坐下，把烂成几块的瓦盆放到铺了蓝布的膝盖上，日－－日－－地土钻响，就有细小的粉红色有瓦沫流下来。姥爷一边钻眼一边看着站在阳光里的主妇说，铁锔还是铜锔？家景好一些的人家就会说，铜锔吧。
姥爷干了一辈子锔匠，却从来没有用过银锔子。但姥爷的师傅用过。银锔子一来锔银器，二来锔玉器。姥爷还没有跟师傅的时候，师傅就锔过一回玉器。那是一只玉碗，镇上地主雷九少家的。师傅说，和田你知道吗？在新疆，那里的玉最好。师傅又说，知道吗？玉有两种，软玉和硬玉。硬玉又叫翡翠，像玻璃一样光滑，清澈如秋水。硬玉有翡翠绿，苹果绿。软玉呢？纯的就像雪，叫雪花白，咱这儿叫羊脂玉。我锔的那只玉碗就是羊脂玉。哎呀，那玉……师傅说得姥爷两只眼睛都放着绿光。最后师傅说，一个锔匠，要是一辈子没有锔过玉器，那还叫啥锔匠？所以姥爷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锔一回玉器，用一回银锔子。
姥爷死于1976年，那一年他八十五岁。姥爷一个人在家憋得难受，就把自家的一个细瓷盘子在石头上磕成两半，把他的小土钻拿出来，锔。那一回姥爷用的是十二个一寸半长的小锔子，锔子是银的。那十二个银锔子装在一个小布袋里，那袋子黑夜白天都挂在姥爷的腰带上，那是师傅临死传给他的，几十年来从没有离开过，光装锔子的小布袋就换了六个。那一年姥爷用十二个银锔子锔了一个瓷盘子，了结了他一辈子的心愿。那个秋天姥爷的眼已经花了，小土钻把他的手指钻破了，结果中了风。姥爷死了，后继无人。
张奶奶
--村夫图之三
张奶奶是我家的邻居，东西特别主贵，母亲上她家借过两回水桶，一回都没有借来。她养了一只花猫，喂猫用的是一只粗瓷碗。有一天花猫把粗瓷碗打烂了，烂成了三块。她气得提着一根棍子把那花猫追了三圈子。回到家里又见儿子把粗碗扔到了粪堆上，气得张奶奶把儿子骂了一盘。
张奶奶说，这日子算过不好了。
儿子说，烂了就烂了，一个粗瓷碗顶上两毛钱……
话还没有说完，张奶奶又是一顿臭骂，儿子不惹老娘生气，就躲到一边去了。过天镇上来了一个锔匠，张奶奶就把锔匠请回了家，把那烂碗拿出来。
锔匠看看粗瓷碗说，锔吗？
张奶奶说，锔。
锔匠说，用铜的还是用铁的？
张奶奶说，用铜的多钱？
锔匠说，铜的一毛五。
张奶奶说，那就用铜的。
锔匠就在院子里张了摊，在膝盖上搭了一块灰布，把碗片放在腿上，拿着一把小土钻，在碗片上日－－日--地钻眼，开始锔碗了。金黄色的锔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片一片锔钉锔上去，粗瓷碗就恢复了原样。数一数，一共用了十六个锔钉，一算，总共二块四毛钱。
儿子回来一听就朝张奶奶瞪眼，你疯了？卖一个新碗才五毛钱……
话还没有说完，张奶奶就生气了，骂到，这日子算过不好了。
张奶奶也不用那碗喂猫了，就放在堂屋的方桌上，对来家串门的人说，看看人家那手艺。
这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有这样的傻瓜吗？没有。所以张奶奶是个大艺术家，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队长袁鳖
--村夫图之四
父亲六四年因为“四清”中犯了四不清的错误，被送到百里之外的劳改场，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挣工分。那个时候我们兄妹六人，一年分的粮食不够半年吃。于是大哥不得不下学去队里劳动，和大人干一样的活，大人拿十分，他却只拿五分，没办法，那是队长袁鳖领着大家评出来的。袁鳖有个相好的，他男人是个瘸子，去地里看青，每天还拿十二分。大哥气不愤，就去各家各户挑大粪。那大粪可全不是屙尿出来的，为了多挣工分，家家都往茅缸里倒洗锅水，这可苦了大哥。大哥累得吃不住了，我就去替他。我算得上公社的小社员，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扁旦高。有一回我挑着粪桶上坡，一不小心被从桶里泼出的尿液滑倒了，一直滚到坡下，头被磕破了，留下一个疤。现在伸手摸摸还能闻到一股子臭气。
为了挣工分，社员都听队长的话。队长说东我们不西，队长说打狗我们绝不牵鸡。现在已经记不清那个时候我们的生产队长换了多少任，可是给社员定工分的权力谁都不肯放。做得最绝的就要数袁鳖了。工分票就在袁鳖的口袋里，秋夜里男劳力都下地看庄稼，在地头上睡一觉就能得两个工分，谁不睡？袁鳖却在镇子里转悠，在张寡妇家睡一夜，张寡妇家的床头上就多了一叠子工分票。在刘寡妇家里睡一觉，刘寡妇家的床头上就多一叠子工分票。袁鳖还自吹自擂地说他祖上与袁世凯家还有点血缘关系，是皇亲贵族。我们颍河镇离袁世凯的老家不到三十里，或许有这回事儿，但是隔着一条河，颍河，颍河里有名的特产就是鳖。袁鳖的嗓子非常好，铜音。夜里站在东街里一喊，镇子西街的狗就汪汪叫。收麦的季节，夜里他站在当街上一声喊：都到三里庄割麦去了－－去晚了扣工分－－袁鳖喊过，街道里就咕咚咕咚地有拉架子车的响动。我也跟着母亲迷迷糊糊地起来，穿上棉袄就下地了。五月的清晨还十分寒冷，天黑，到了地里什么也看不见。早等晚等也不见袁鳖，就知道他个龟孙喊把那几嗓子又回去睡觉了。众人就把架子车盘在地头上，把身子窝在一起，一觉醒来天还没有亮。
社员除了白天上工有分，夜间开会学习也有工分。没有会开的时候，就学习。没有习学的时候，就都挤到牲口屋里听广播。那个时候家家门后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形状像一只瓦碗的黑纸碗，碗底是一个圆形的黑磁铁，还有铜色的线圈，黑碗里有一短短的细针尖，用手一拔，嘭－－彭－－作响，那就是有线广播，我们颍河镇人管那叫喇叭。社员就靠那东西了解外边的世界。每天六点钟《东方红》的乐曲准时响起。广播就是社员的钟表。中午的喇叭响了，社员们就对队长说，队长，下班吧，镇里的广播都响了，我们还等着回去听陶灿播讲《艳阳天》呢。社员们回到街上，看到涂了半截柏油的电线杆子下面，已经坐满了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抬头看着挂在电线杆子上的喇叭。那个时候陶灿才刚刚开始播讲，陶灿拖着长腔说：地主分子马小辫……袁鳖也站在一边听，听着听着高兴起来，他张口就道，这个鸡巴马小辫……发分，今天谁听广播都发一个工分！说着说着，手就伸到兜里去掏工分票。
农闲的时候，大队里就组织“大兵团作战”，叫着宁可地闲也不让人闲。大年初一，都到地里平整土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地里寒风刺骨，到处红旗猎猎，到处都是袖着手喷大空的社员。有一个女社员去水塘边小便，惊吓了一只藏在草丛中的兔子。兔子的出现使土地上的人一片惊呼。袁鳖一看就高兴起来，他亮起他的铜嗓子喊道，逮呀－－谁逮着就给谁加上十个工分－－于是群情激昂，几百人像蜂群一样朝那只兔子围追过去，兔子逃到哪里，人们就呼喊着拥向那里，顿时杀声四起。清冷的阳光下狼烟弥漫，苍黄的原野上万马奔腾。那场面极为壮观。
自来笑
--村夫图之五
我们那儿没有山，所以也没有石头。碌碡都是从外地运来的，走水路。水是淮河的支流，叫颍河，发源于五岳之首的蒿山。船是国营船，升着白色的风帆，兜风顺水而下。在码头边洗衣的女人听到呱咚呱咚水浪拍打船舷响，那就是货船靠岸了。镇里的搬运工人歌着号子把碌碡从船上卸下来，横的竖的摆满了镇子东边的土产仓库，一片殷红。
生产队场院里的碌碡就是从土产仓库里买来的。我们那儿碌碡不叫碌碡，叫石滚。碌碡大多都是红石，少数是青石，还有一种马牙石，很少见。我见到过的碌碡有两种，一种是短的，粗。一种是长的，细，圆柱形，我们那儿叫打地滚子。细碌碡约有五尺长，圆柱的直径不到一尺，横切面的中心镶有一个凹下去的圆形的金属槽，好挂木框。用来碾青。冬里麦苗出来了，要是气温高，就疯长，得用碌碡碾一碾，不然会影响明年麦子丰收。粗绿碡长不到一米，直径约有二尺，用来平场面。我们颍河镇一面靠河，地少，金贵。所以每年都要把场地耕翻了，种庄稼。每年到了收麦的时候再把庄稼收了碾场。先把地整平，再泼上水，这时就用得上粗碌碡了。卡在碌碡上的木框两边各有一个圆形铁环，铁环扎透木头盘在木框上，一边挂牲口套，一边挂一把扎在一起的柳树枝。柳树枝上摊上一片泥，牲口拉着碌碡就能碾场面了。框足在碌碡的金属槽里叽钮叽钮响，黄昏来临的时候，场面就碾好了。
生产队的麦场很大，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那就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等麦子上了场，最忙的就是牲口和粗碌碡了。火热的太阳下，自来笑头上顶着一条羊肚子手巾，腰里系一根麻绳，麻绳的一头系在牲口的笼口上，拉着碌碡在铺满麦子的场面碾，一圈又一圈。粗碌碡的后面挂上两个耢石，耢石是一个薄片，约三四寸厚，半圆形，弧上有一个眼，好用铁勾挂在碌碡的木框上。自来笑把牲口使的急了，挂在碌碡后面的耢石就碰得当当作响。自来笑吆喝牲口的声音听上去涩拉拉的，干燥。自来笑的嘴角整天往上跷着，就是死了亲娘老子，他的模样还像笑。自来笑长得人高马大，饭量也大。有一年去贾鲁河挖河，他一顿吃了二十一个馍，所以后来大队里对公差，领工的当面就和队长说明了，我们不要自来笑。自来笑的饭量使很多人都胆颤心惊。他不知怎地娶了一个外地老婆，低个，姓麻，人们都叫她老麻。她的老家在海南岛，听说她当年还参加过红色娘子军，打过南霸天。老麻会用缝纫机做活，每逢过年，母亲都要领着我到老麻家去量尺寸。但老麻不会做农活，拉到地里教也教不会，所以每年麦子进了场，家里要是用麦茬，那都是自来笑的事儿。
那个时候我们那儿住的大多是草房。扇上房顶的麦茬几年就要换一次，所以麦茬就要年年摔。摔麦茬是一项很苦的活。地里的麦子割下来之后，先捆。捆好的麦子运到场里，要在太阳下面爆晒，等到了下午二三点的时候，就得站在太阳地里摔。这个时候是摔麦茬的最好的时候，如果天晚了，麦杆一返潮，麦粒就摔不净，摔出的麦茬也不好。下午二三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那个太阳，真是叫毒，让人热的没法。人家都是女人下场摔麦茬，只有自来笑家是男人。自来笑头上顶个手巾，从场边上竖起一个细碌碡，双手一合，把碌碡搬到场心里，一边骂老麻一边摔麦茬。一场麦茬摔下来鼻子眼里都是黑的，衣褂上长满了白色的麦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