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涉及到了怎么认识农民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键还是要从具体形象出发，而不能从一般的关于“农民”的抽象概念出发。是的，陈奂生、冯幺爸、孙三老汉，如今都高兴得很，他们虽然迟疑过一阵子，但他们一旦相信政策“笃定”不变，就忍不佳喜泪交流。这自然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有没有例外呢？有。黄志亮就是，他的心理同样非常真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手艺人”把情义看得比山还重，他永远牢记着他的父亲临死时的遗京别丢了黄家的手艺，别败了黄家的门风。这“门风”简直就是他的生命之寄托。他的狭隘、偏执、守旧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苛求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他就是他，他是一个独特的性格生命。我们不能非要把他和陈奂生、冯幺爸，孙三老汉拉平，责怪他为什么在新政策面前高兴不起来。我们尤其要警惕一种从概念出发的似是而非的分析方法，认为“农民就是农民嘛”，老农民无非是勤劳、刻苦、忠厚、善良、保守……之类。我们的文学评论在分析一个农民性格的时候，几乎大都是堆集着以上这些抽象的名词，好象这种名词堆集得越多，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就分析得越全面、越深刻。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农民形象的无比多样性，注意到农民并不都是见钱眼开的凡夫俗子，很多人物的灵魂世界充满了瑰宝；还应该注意要从外在真实越过去，真正看清他们的心胸。《鲁班的子孙》的深化，也表现在对独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上。由于作者充分理解了他的黄志亮，他能够尊重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逻辑，行于当行，止于当止，黄志亮沿着他自身的轨迹，留下了他的性格“脚印”。黄志亮性格的成功创造，他作为一个复杂而矛盾的，活生生的人物站在了我们面前。这是小说对新时期农民人物群像的一个贡献。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评论者们的一个痼疾：为了证明作者的失误和偏颇，常常把人物合乎自身逻辑而未必合乎概念逻辑的某些言行，用“暗渡陈仓”的办法，巧妙地转嫁到作者头上，甚至把作者钟爱的人物的态度暗暗等同于作者自己的态度。例如，黄志亮对农村变革表示惶惑，“吃不透”，一直没有大的转变。这又怎么样呢？象他这么一个固执又正直的老木匠，“吃不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为什么非得要求他对新政策“吃得透”呢？如果从概念出发，从政策宣传的需要出发，自然他转变态度最好不过，要是在末尾掀起一个父子俩你追我赶的高潮就更好不过。要是从人物出发，就不好勉强黄志亮了。人物该转变的时候作者不叫他转变，这是作者的偏颇和败笔；人物不该转变的时候作者也不叫他转变，则是作者与人物的默契，是作者的成功。
这部小说里有一个虽然不露面，却无时无处不在的主人公--作者王润滋自己，他似乎是站在父与子的中间，作为他们之间矛盾的见证。然而，他不是一架冷静的天平，他燃烧着炽烈的爱憎激情，他描绘人物和生活，同时评价这人物和生活。在创作中，作者的评价人物与文学评论中评论者的评价人物是完全不同的。作者的描绘本身就渗透着评价，作者的评价又透过具体描绘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于是，一个作者对人物和生活的评价是否正确、深刻，将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思想深度、真实度、性格的真实和丰满的程度。而我们的文学评论是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对作者的评价的评价这个重要方面的。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在感情上，作者站在父亲黄志亮的一边，同情他的不可排遣的苦闷，赞赏他的骨气和良心，胸怀和热肠；在理智上，作者又不得不承认儿子秀川的精明，算计、手段和发展前途。反之，在理智上，作者不得不怀着惋惜的复杂心情，指出老亮的日渐衰老和落伍；在感情上，又愤慨于秀川的见利忘义，失信于主顾，背弃乡邻的求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表现了作者毕竟没有抛弃现实主义精神，是个严肃的求实的作家。可是，倾向和爱憎必然要影响艺术概括，主观“评价”必然要在作品中和人物身上留下烙印，那么作者是否有着用道德和善恶来评价生活的弱点？换句话说，他是否存在着道德化的历史观点呢？我认为是存在的。正是作者这种评价态度造成了我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作品的某些明显偏颇。
据我知道，王润滋早先来自农村，至今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两年前，他的《内当家》发表后，他写过一个“创作谈”，叫《愿生活美好》，其中说道：“也许是由于血统和感情的原因，我总是看他们（指农民）长处多，短处少。有时看到了，也不忍心批评。就象对自己的父母老人，他们养育了你，你成人了，能反过脸来对他们挑鼻子挑眼吗？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我写农民。我歌颂他们，很少批评。他们没有出人意外的新思想，却有传统美德的闪光。”（《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四期）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黄志亮、黄秀川、甚至富宽这些人物，也理解了作者何以如此处理他的人物的原因。坦率地说，这段话里作者的感情是真挚的，值得尊重的，但这感情又是偏激的，缺乏时代眼光的。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永不忘父老乡亲的恩德，是完全应该的；作为一个作家，仅仅停留在感恩报德上就不够了，如果看到了人物的某些短处，“不忍心批评”，认为这是忘恩，是“挑鼻挑眼”，这其实是陷入某种狭隘意识中了。我们当然要歌颂勤劳坚韧的农民，但仅仅歌颂“传统美德”就够了吗？如果只抓住了“传统美德”而忘记了时代变革，岂不是刻舟求剑？如果“传统美德”不能随时代的变革而发展、丰富、升华，注入新的内容，那么，无条件地歌颂这种“传统美德”就有可能和落后的社会力量站到一起，就会限制作家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历史立足点上反映生活，臧否人物。
事情正是这样。在这部小说中，无情的现实变革趋势与多情的作者之间，同样展开了剧烈的冲突。作者要维护他爱戴的“传统美德”，现实要服从支配它的价值规律，互不相让，只好在许多具体真实的场景中留下作者偏狭的感情的烙印，留下自相矛盾的印记。例如，在“倒闭”一节中，由于怀抱“传统美德”的老亮眼见他经营几十年，流过无数血汗的木匠铺倒闭了，悲痛与忏悔的心情交织。作者也就渲染出一种极为压抑的气氛。在老亮师傅看来，木匠铺的倒闭似乎不是历史使然，而是他个人的无能造成，他对不起自己的几位徒弟。这显然是他的错觉。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明确地透示出这“倒闭”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必然现象。“大锅饭”结束了，其他几位即将获得较大自主权的徒弟总该在惋惜之余表现出某种如释重负的神情吧？作者为了响应老亮师傅，对此写得很不充分。当然，作者还没有发展到为了感情而抹煞事实的地步，他始终坚持了正视现实的态度，同时始终坚持了他不完全正确的感情倾向。从作品藏头露尾的描绘来看，这木匠铺的“倒闭”是由于原料来源的切断，产品式样的老化，“大锅饭”的入不敷出造成。但把即将到来的大好事渲染成一场大悲哀，却不能认为是典型的。可见，作者的偏爱不可能不多少损伤了环境的真实和典型。也是出于作者自己的“传统美德”的眼光，在描绘秀川拒绝富宽到他的私人木匠铺入伙的一幕中，作品一方面深刻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怵目惊心的场景，一方面却又用传统的善恶观作了大可商榷的评价。的确，仅从传统美德的眼光看，秀川的行为有违于良心，有违于鲁班的古训，出卖了乡邻之间最贵重的“义气”。作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强调了这个鲁班的不肖子孙的不洁的灵魂。可是，如果平静下来，从变革中的现实出发，就会发现秀川的行为与我们看过很多的为富不仁的行为不尽相同，也不是赤裸裸的现金交易。秀川从经济实利出发，不愿接受富宽，也不愿背上“包袱”，可能还不愿为此落下雇工剥剥的恶名，他也有他的考虑。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新政策下讲求效率和新陈代谢的不可抗拒的法则。我们不怀疑秀川拒绝富宽这一幕的历史真实性和具体性，却不能不怀疑渗透其间的道德评价。在怎样看待老亮这个曾经融洽和乐、父慈子孝的家庭的分化解体上，作者同样流露出偏颇。作者对传统道德基础上的家庭关系无限留恋，他是那么充满诗意地描绘了“盼子”的场面，儿女情长，骨肉情深，令人感动不置。这一节描写所显示的艺术功力是使人惊叹的。可是，秀川的归来打破了和谐，碰碎了美满，恶化了融洽气氛。这是谁的过错？这是进步的表现，还是倒退的恶果？作者又一次用义愤评价生活了。他似乎把这仅仅归结为金钱腐蚀灵魂的结果：“那个家过去是那样贫穷而和谐，现在是这样有钱而烦恼。”这就在写出历史真实面貌的同时，对生活作出了简单化、表面化的归纳。捣毁机器不可能改变经济结构，孤立地谴责金钱本身也不能找到改革社会的良方。由于作者只看到金钱对灵魂的腐蚀，只看到“传统美德”的某些丧失现象，不能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进行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历史唯物主义评价，致使他在父子矛盾中，情不自禁地陷入褒父抑子的立场。作者的评价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以保持还是丧失“传统美德”为标准的，没有比人物站得更高，这就限制了他的眼界。作者不能原谅黄秀川这个鲁班子孙行列中的“叛徒的违背”“传统美德”。于是，这个人物的被金钱腐蚀相当突出地被强调出来，他的唯利是图被强调出来，他的六亲不认被强调出来，这就不能不损伤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完整性。作为适应新时期经济政策的需要的个体户，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后起之秀，他的合理性何在？义愤快要淹没这种合理性了。作为与秀枝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的恋人，他原先应有的强烈的爱情也被作者的义愤掠走了，他变成了一个无情无欲，动不动就“闯世界”的角色。他最后的杳无音信，远走高飞，是为了躲避父亲的愤怒、乡亲的唾骂、顾客对偷工减料的谴责。可是，他何尝不是被作者的义愤吓跑的呢？我们在掩卷沉思之余，不仅要问：在作者的心目中，象黄秀川式的人物和他的木匠铺，在中国农村大地，究竟有没有存身的合理性和位置？当然，这个疑问不只存在于作者心中，我们毕竟处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摸索、实践的过程之中。
对《鲁班的子孙》，我们既肯定作者敢于真实地揭示矛盾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勇气和魄力，同时也指出他用道德义愤评价生活的偏颇。这种偏颇不仅王润滋有，它实际是带有普遍性的、值得警惕和努力克服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用善恶、道德、义愤来作为判别历史进步和发展与否的标准的，是反对用道德化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发展的。一个作家，往往是感情世界的领主，他是以抒发人物的各种感情为己任的。这就容易用“发泄高尚的义愤”来代替对社会本质力量的认识。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作家除了关心感情领域之外，如能用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点多多关心一下经济、政治、法制、管理体制等领域，恐怕不是“不务正业”，而只能有助于作者取得对我们时代发展趋势的总的认识和理解。而这恰恰是造就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