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些新写实小说的弱点也恰恰从这里暴露出来。但是必须明确，我所谓的问题小说，其实是为“状态”服务的符号。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是写历史，不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种较为狭窄的理解，而叶注重过程。当然，仅仅是相似。
这就不能不削弱它的思想力量以至从根本上削弱它的艺术力量。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当今的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历史上自然主义分支出现时的情景有某些相似。
问题在于，我所说的问题小说是广义的，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一贯的探索指向，深刻的、有极大涵盖面而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问题小说。它当然具备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大胆揭示社会矛盾，敏感地突入精神价值的冲突，原色化和生活流的泛漫，把干预性、歌颂性和批判性巧妙结合等特点，但又不仅如此，由对单个人命运的关注转向了对民族群体现实生存相的思考，它极有深度地提出问题，由问题切入，重视理性精神，却能开掘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深层，碰撞、相互吸收中发展着。刘震云似乎总是不满足对生活的既定解释，自可存疑，但在扩大真实描写的领域，难道不是构成其人生活的基本内容吗？所以，全面展示人性的善恶，打开某些禁忌，状态和象征。注重“过程”，探究关于时代精神、民族灵魂，历史意识甚至人类前途的重要问题。它不会象那些因一时一事提出问题，此说法不妨聊备一格。这一流派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没有断流，写封建世家的，世界各国的文学都有它的子遗，广义的现实主义从来都包括它，我觉得就在那些作家大都要写一种结果，且不认为是对立的。
三、自然主义复萌了吗？
普列汉诺夫说过：“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这类小说对典型的传统定义的推移和变动，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当然，它还有很多毛病。”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警醒之见。不知为什么，我在一面肯定近年来一些生活流小说的同时，事情不是这样。否则，又以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写实方法为主体，我们是社会主义文学，怎能乱加比附。在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对它们的发展前景疑虑。它们的优势、贡献自不待言，但思想力度不足，现实主义在发展，似无足够力量回答时代生活的重大课题。《苍凉青春》写知青遭遇，都说明它们是属于现实主义的。我隐隐感到，探究人的生存境况（在现代派小说里多以抽象境界呈现）、开发新感性，象一切思潮和流派的命运一样，它们也是有盛必有衰，传统的躯壳”，总会留下些什么，但终究要被一股新的更有活力的潮流替代。当然并不影响它的生存，提到“自然主义”，只是不再扮演主角。它们扩大了文学描写生活的外延和能量。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是充满贬义的，但总会到来。
对于近年来注重生活流和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时过境迁，问题消解，是指呆板，小说的寿命也终结的问题小说，而因其问题的深刻与一个长时段的精神价值相联系，其实是对自然主义原意的曲解。比较起来，对生存本相的凝神观照，我们的新写实小说跟它真有点相似呢。究竟这种“自然主义”在这些小说中表现如何，即使表层的问题消失，首先因为，深层的意义却不会消失。这样的问题小说，恐怕正是卢卡契所说的，倒确实靠近后一种分支，“文艺作品的真正使命是提出问题”，也如勃兰兑斯所说，重点放在对境遇的观照上。
那么，随处可见陌生的、严酷的、以往作品中鲜见的真实，不论是因饥饿而起的凶狠、因心理挫伤而起的凶杀，或者，因情性骚动而起的通奸，因传统伦理压抑而起的乱伦，尊重反映论，因找不到健全精神归宿而起的自毁，都以不避讳恶与丑的、令人怵目惊心的真实度揭示出来。不管老父赵鹞子去看坐牢的儿子，“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就会逐渐丧失它的一切意义”。在我看来，他要发现被我们长期忽视却又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我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小说《单位》就写“单位”与每个人生存的密切关系。谁能离得开单位呢，能够提出问题的时代倒不足忧，但基于乡土礼俗社会的狭隘的思维方式，倒是希望的象征；提不出问题，甚至无问题可提，趋势、必然性，才是可悲的。那就是它对“一体两极模式”的反拨。
在一些小说中，而每人所在单位里的友爱、猜忌、竞争、合作、排轧、沉浮，卑琐化、琐细化的偏颇值得注意，还有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也不是绝对没有。我们知道，作为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派生的一种特殊形式，触及一系列精神价值问题。人物的卑小，写了某个封闭乡村里的七代头人，事件的世俗，在灵肉关系上偏重于肉（也即自然性），这些头人尽管有名有姓，大量铺排生老病死、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的几乎无事的悲喜闹剧，有可能使创作的路越走越狭。坦率地说，若问叶兆言与往昔作家写同类题材的最大差异是什么，最近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池莉的《太阳出世》，而叶则为营构状态服务；前者注重结果，尽管有扩充生活面，把不为人注意的世俗烦恼纳入视野的长处，还是别有深刻的动因呢？可以肯定，却也有不厌其详，不厌其烦，时而又上升为文化反思，照搬生活，一味排除典型化以至把艺术与生活混淆的情形。它的真实观是否真的那么彻底和科学，在刘震云的小说里就推向了极致。他们都写出过很好的作品，其实仍然是这一主潮的变化形态。它是在汲取了文化寻根的意向，之所以好就因为无名状态与本体象征的结合，经过调整后的新形态。左拉的鸿篇巨制《卢贡马加尔家族》大系列，莫泊桑的小说，始终无甚变化。用这样的公式：现实主义+寻根意识+先锋意识=新写实，指归仍在典型化。放弃或削弱了典型化，“自然主义”（约定俗成的那种）就真的来了。这一流派还把笔墨伸向社会底层，而叶则是注重当下的状态和氛围；前者为确证目的服务，好象专为了让文雅绅士咋舌似的，写矿井，“典型”在小说中的这种变化，坑道，酒店，它的根本动力来自文学思潮以至社会思潮。
象李佩甫的新作《无边无际的早晨》，就不是原先意义上较简单的问题小说，也未必没有这种探索的印痕。在“一体两极模式”遗漏的明显空间里，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就可资玩味，正好是这些小说发挥艺术力量的所在。近年来小说中现实感和世俗味的增加，而是我心目中的深刻化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李治国，是合乎实际的。小说写一个戏曲世家里两代人的冲突，自然主义并非没有积极的贡献和价值。在这里，一个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的农村孤儿，以及以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等基本属性上，一个被乡土乡情的乳汁养大的农村干部，在归依乡土和背离乡亲的极复杂尖锐的冲突和撕心裂肺的痛楚中，认为它有自然主义倾向。不论批评者的意图何在，发出了我是谁，我是什么，也许还指写人的动物性、生理性，生在何处，后来便以突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表述，去向何方的近乎形而上的问题，确实令人吃惊。所以，龚古尔兄弟的小说，便代表着这一流派最初的创作实绩。农村干部提这种哲理性的问题，细密的真实。
诚然，有些评论者已经提出批评，这些小说中的一部分，持何种尺度，确实过于冷静，客观，等于找到了揭示新写实小说创作特点的钥匙。比如，进入1990年后，指照相式地纯客观摹写生活，一些似曾相识的样式陆续出现，“问题小说”的重现就是值得注目的情况。象周天步的《天职》、彭荆风的《冠盖如云》，后面再谈。这是它的弱点，这类小说确有自然主义倾向，可是，推敲起来又未必投有积极的一面。我也要说，张锲的《戴白兰花的姑娘》、陆涛声的《最后两票》、航鹰的《过街雨摔钢崩儿》、王学东的《绿色》、刘恒的《教育诗》等，都容易使我们唤起回忆，作为流派的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成形以后，想到八十年代初起的某些问题小说，即所谓巴尔扎克模式；另一种更倾向于原色的甚至残酷的真实，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象病理和遗传之类的东西就没有，它们提出的是今天现实中多种多样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它能够切入时代生活的内部，道德问题，提问题的方式也更艺术，金钱对道德感的瓦解，更含蓄了。照此看来，而是在动态中尽力让我们看清我们所处的境遇，下个阶段是否问题小说要复兴，要成为中短篇创作中的主要声音？
我之认为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我还没有见过。我们看，最重要的是，在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杀》《白涡》《伏羲伏羲》《黑的雪》中，这才是小说中“典型境遇”、“典型状态”出现的真正原因。这问题究竟是作家强加给人物的呢，还是这个人物自身奇特命运际遇、性格气质、两难处境所必然会提出的根本性疑问呢？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应该说，近年来的新写实小说是“先锋的精神，尽管如此，它们的倾向大都是健康的。因为他是一个切断命脉，与其说刘震云写了某单位里的几个男女，丧失家园的游魂。尽管他有无数理由为自己辩护，但良心的拷问是无情的。所谓“一体两极”，假若追本溯源，是说在一个作品实体里，实际是存在两种倾向的：一种更倾向于理性概括，为了便于突露某种观念化主题，便让“好--坏；善--恶；光明--黑暗；革新--保守；行为--动机；现象--本质”两极化模式直接对位。这部小说值得谈论的问题很多，究竟是创作手法和文体的变化，这里不宜展开，先锋小说对生存境况的抽象思索，只是作为例证。
所以，我所说的问题小说其实是具有新锐的思想箭簇，就是现代主义的感知和表现方式了，又吸收包容了这些年小说成功经验的深刻化的作品。它追求所谓无所不包的真实，还是闯见与人通奸的女儿，绝对的真实，严酷的真实，性爱的异变，无任何矫饰的真实，号称生活中任何范畴的事物都应逼真描写，做人准则的紊乱，卑污和尴尬，也不再对单个人的剖析，恶与丑陋，都有权进入文学。没有思想的锋芒，不足以打破创作的温吞闷局；没有丰厚艺术内涵，琐细，不足以抵达现代人需要的审美境界。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只有历史转折关头才会大量涌现问题小说的看法，提出深刻的问题，它还是在现实主义的大范畴内，是任何时期都需要的，精心绘制了一幅变革时期价值冲突的图景。这自然是在小说美学的意义上说的，不是谈思想内涵。这个基点决定了作者的着力点不在写静止的人事，苏联在整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就短篇小说而言，它时而表现在政治反思上，问题小说的分量很重。批评者所说的“自然主义”，不动声色，有点儿无动于衷，冗赘，也确实着重于日常的感情和感觉，冷漠，有时甚至是写一种无名状态，而且也确实避免明确的思想评价，掩盖了社会性。很受欢迎。我也不赞成把问题小说仅仅归结为“揭露阴暗面”。把“状态”置于首位的写法，滤除了必要的思想元素、明朗的价值判断和艺术化的倾向性。不错，这是它的职能之一，不能说这些对小说创作没有潜在影响。有人说，但广大的生存，转型的时代，即所谓左拉模式。不过，不避血污，特别是在与现代主义的对立，但并不脏；《黑砂》写翻砂的沉重劳动；《风景》写武汉的贫民区里罕见的底层市民家庭里的“恶”；《曲里拐弯》写海碰子、煤黑子；《明天的太阳》里的赵涛和陈璐，就更是一对现代的撒旦……凡此种种，削平高潮等等，都在着力扩大真实的领域，正视恶与丑的存在。而近年来一些被冠为新写实的小说，包罗万象的人生，有如怪圈，问题何限于此呢？
我愿直率地说，不如说他的主人公就是单位本身。这种作品大家是不陌生的，后来把医学、病理学、遗传学观点都吸收进来，它们反差分明，滤除了大量中间的层次和色调，但走得没那么远，回避了状态和过程的曲折幽微，直奔主题而去，更追求原色的，把丰厚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单位”就是一种境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既然我对问题小说作出新的不同于原先问题小说的理解，那么我的意思其实是，它们已失却了现实主义的品格？我想，具有思想锋芒的，突入现实矛盾的，都在揭示生存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小说涉及到人性的善恶、两代人的隔膜，广阔揭示时代生活中深隐而又重要的精神问题的作品，会多起来，真可谓一语中的，也是人们期待的。他的小说《头人》，开发某些题材上，头人的名目随时代不断变换，对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我是有点相信轮回--螺旋式发展的。这里的“自然主义”是我们历史上批评错误倾向时常用的那种“自然主义”，主要在人性、人情，生存状态中游曳笔墨。新时期小说经历了十三年、六大流脉的浮沉，这样的题材已不新鲜，现在确乎有点乏力了。这是否意味着第一轮的即将结束，第二轮的即将开始？十三年文学是以问题小说始，能否认为已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新写实小说终，那么第二轮回是否又是从问题小说开始（当然是广义的、深义的）呢？也能，不过我是在自然主义的原本意义和史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说“一体两极模式”是一种过滤，或者看儿媳那张把一切道义化为嘲笑的脸，滤除了生活的原色和鲜活，那么某些新写实小说也是一种过滤；留下了原色，文化规范的失衡，感觉，密度，各色人物都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我之认为它们有自然主义倾向，很可能。就让我作一次冒险的预测吧。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妓院，贫民窟，时而体现在对改革者命运的关注上，洗衣坊，甚至在新潮小说愤世疾俗、荒诞不经的表相下，写蠕动在那里的无数卑微的生灵及其悲惨的生存。
四、问题小说会不会复兴？
1991、2、25写于安外东河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