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教育改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初期的教育民主化改革，就是第二次教育改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军队以联合国的名义进驻日本，对日本实行全面占领。在美军完全占领期间（1945年9月至1952年4月），日本进行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全方位的民主改革。战前的日本教育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这与其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密切相关。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发表了《教育敕语》，宣扬教育的根源在天照大神等众神与历代天皇所创的日本独有的“国体”之中，强调一旦国家遇到存亡危机，应舍身帮助天皇治世等等。日本文部省还于次年颁发《小学庆祝日、祭祀日仪式规定》，包括对天皇皇后肖像照片御影鞠躬、奉读《教育敕语》与齐唱《君之代》等内容。自1903年起，日本所有小学所用的教科书均由文部省编制。这一制度强化了《教育敕语》的封建神化思想，危害甚烈。1945年10月，美国占领军发布《关于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其中第一条即规定：禁止传播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取消军事教育科目和军事训练，鼓励讲授和宣传与社会政治、国际和平、个人权威、集会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相符合的思想观点。1947年3月31日，日本国会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两个重要教育法案，否定了战时军国主义教育政策，为战后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
《教育基本法》的主要精神包括：(1)确定教育必须以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和平的国家及社会的建设者，使受教育者成为爱好和平、正义和真理，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劳动与责任，充满独立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2)全体国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3)尊重学术自由；(4)政治教育是培养有理智的国民，不搞党派宣传；(5)国立、公立学校禁止宗教教育；(6)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同校；(7)教师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应受到社会尊重，保证教师享有良好待遇；(8)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应得到鼓励和发展。
这一文件成为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文献，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命运。1948年，日本国会宣布废止《教育敕语》。但是，斗争并未结束，军国主义阴魂难以散尽，原因之一是军国主义分子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
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始于日本经济腾飞十几年后，教育已经满足不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改革呼声日隆。当时的日本盛行物质第一、学历第一、学业成绩第一等能力主义和拜金主义，这给教育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上的划一性、模仿性以及围绕升学考试所进行的应试教学。因此，出现了所谓的“考试地狱”，压制了儿童个性、兴趣和能力的发展，不利于培养个性多样化和才能多样化的人才。1971年6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大臣提交了一份《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措施》咨询报告，此报告成为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该报告对中小学教育提出如下三个基本目标：(1)初等和中等教育目的是为每一个人终生成长与发展打下基础。因此，应采取新的教育方法，促使每一个人个性人格发展；还应更新教育内容，从人的连续发展过程的角度设计教育内容。(2)政府有责任促进提高公立学校课程内容水平，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建立长期的经过充分论证的教育政策。(3)对教育改革发挥巨大威力的是教育者本身。应制定严肃的综合性改革措施，保证教育者具备较高水平与特长，对教育工作充满自信和荣耀。1984年，日本国会批准成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和1987年文部省成立的“教育改革推进本部”（后改称“教育改革实施本部”）由此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领导机构。
1987年8月，临时教育审议会提交的咨询报告具有特别意义。该报告提出：面向21世纪日本教育改革的目标、责任和使命，是培养青年一代具有广阔的胸怀、强健的体魄和丰富的创造力；具有自由、自律的品格和公共精神；成为面向世界的日本人。在这一报告中，日本提出了教育的四个基本原则，即重视个性的原则、国际化的原则、信息化的原则和向终身教育体制过渡的原则。
也许，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赴中国探险夏令营之类活动，正源自这一教育改革思想。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高考制度
2009年6月23日，兰州大学举办首次“校园开放日”活动，邀请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在内的国内30多所重点大学和甘肃省内本科院校现场办公，为当年参加高考并已知自己高考成绩的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方面的咨询与服务，也由此牵动一个热点话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高考制度？
科技日报记者赵雪在报道中说，由于现行高考制度是统一考试，于是在高等教育的上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阶段产生了统一课程标准的弊端，全国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学习。这种教育在失去了教育个性和教育目的的同时，也让学生丧失了个性发展空间。“整个中国教育问题的‘牛鼻子’是高考制度，现在的高考制度牵着中国教育走。”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曾经这样形容高考。这个形容不无道理。长久以来，高考成绩一直是衡量学校、教师教学质量以及学生成绩的唯一“硬”标准。
“所谓高考问题，实质是考试的统一性与学生发展和教育发展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炬明分析，由于考试是统一的，就无法兼顾学校和学生的多样性需求，因此制约了学校和学生的多样性发展。
若此，造成这一症结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使高考更好地为高校和学生发展服务？请看2010年4月21日凤凰媒体的报道：
高校没有招生录取自主权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水平评估组专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岩介绍说：“我国学校实行的是行政化管理。这种体制下，对依法独立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高校而言，不能依法进行服务性管理。同时，对专业、课程设置的管制致使高校在师资、课程、教材、招生录取等学校建设方面，失去了自主权和作为。”
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高校在招生时，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素质有不同要求。“但是在政府统管招生的情况下，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仅仅是在国家统一考试之后的一类本科线限制之内加上20%的挑选权，而且相当一部分高校为了回避‘问题’，主动将它放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这就使得决策责任与后果承担产生分离，由此引发的问题全部由学校承担，没有人对招生质量最终负责。稍微有点个性的教授，便不能容忍这种自己想招的学生招不到，招生权和培养权完全割裂的局面。”
熊丙奇认为，相对于按教育规律进行改革可能惹出的种种问题来说，从某种角度讲，控制高校招生自主权是一个保证高考公平，维护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办法，但也是目前高考制度始终不能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学生没有自我发展选择权
由于现行高考制度是统一考试，于是在高等教育的上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阶段产生了统一课程标准的弊端，全国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统一标准学习。这种教育在失去了教育个性和教育目的的同时，也让学生丧失了个性发展空间。又由于统一高考实行文理分科制度，又使很多文理兼顾的学生不得不忍痛割舍“另一半”，发展潜能受到抑制。
“从高中开始一直延伸到高校的文理分科，可能使得大学里文科生不懂自然科学，理科生缺乏人文知识。两类人不了解彼此的思维方式，不知道对方想什么和如何想，彼此难以互相理解。”赵炬明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理解、处理社会及生活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明显的片面性，不仅使我们的教育偏离培养目标，不利于培养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和面向21世纪发展需要的公民，也不利于造就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师，甚至还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
学校和学生必须双向选择
针对高考进行的改革，十年来各省一直在进行探索，最早进行改革的江苏省，10年间换了5个方案。“虽然高考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但由于高校没有招生自主权，学生没有选择权，也只能在考试内容上下工夫，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革。”江苏省新中华中学校长张天若解释。
可是，回归高校自主权以及增加学生选择权的高考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对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统一高考衍生的违背考试公正原则、损害教育公平的腐败现象能否进行有效遏制？
“这个制度应该是实行多轨道、多样化，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考试、选择学校的机会，同时也给高校更多的自主选择学生机会的制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楯回答说。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解释，“21世纪教育研究院6月13日推出的民间版《关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表达的就是这个设想。学生在参加每年3次的‘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同时报考多所高校，分别参加不同学校的考试或研究型大学的联考，考生可以同时取得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有选择地挑选学校。”
杨东平介绍，方案提出的录取方式也是多元化的，985和211学校可以采用“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模式，部分211和地方本科院校可以采用“统一学科知识考试+集中录取”模式，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采用“自主考试”模式，学校可以根据不同的考试模式，自主多次录取考生。
“方案还提出了配套改革措施。比如，将考试纳入法制轨道，在高校内部建立自主招生的公信力度，建立招生全程信息公开制度进行社会监督；实行报名社会化；清理高考加分政策；降低英语分数权重；通过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实现考试机构和考试的社会化等等。”熊丙奇介绍说，此外，与自主招生、多次录取对应，入学后的学生还可以在研究型高校与其他高校、普通高校及职业高校之间及院系之间流动，促进高校教育的竞争。
方案一经公布，有人立即将它与美国、法国、亚洲等国家及地区的招生录取制度进行比较，以证明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有专家提出应该取消文理分科。赵炬明认为，“高考问题我们已经研究了30年，各国国情不同，招生录取制度不尽相同，并且也在不断改进，因此没有可比性。这个方案，汲取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招生录取制度的长处，适合国情。如果取消文理分科，政府再能够在加大高校公信力度、规定工农子弟招生比例及学费补贴等方面，出台一系列遏制腐败现象、保障工农子女利益政策的话，将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在清华大学教授孙复初看来，招生录取自主权能否回归高校，是统一高考制度能否进行彻底改革的关键。他认为，高考制度改革，是有效解决我国教育界现存问题的关键。
“天使乐园”网文《中日教育对比》：
中国教育真的只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吗
署名“天使乐园”网站有这样一篇网文：
通过与中国孩子们的沟通我得知：中国的校园生活主要以授课为主，课外兴趣小组很少时间也很短，而日本的校园放课后的课外兴趣小组种类多自由活动的时间长，是学校和学生很重视的内容。在交流中我经常能听到中国的孩子们说“好羡慕他们有这么多内容丰富的兴趣小组”。
另外，在接待中国孩子们的过程中我听到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位中学生与同团的其他同学宣称要离团回家，当老师讲明利害关系让她继续跟团时，她就不断装病拒绝出行，老师们无奈之下只得将她调到其他学生的团里；在日方学校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两位原本坐在一起关系很好的男同学因为嘻笑推搡而起不满以致当场动手打架，欢迎会不得不短暂中断。此外，像什么交流活动自始至终都带着耳机的同学、交流过程中手牵手堂而皇之的男女同学等等近年来似乎有增加的趋势。
记得以前我在谈到《是什么让孩子和家长陷入了一个怪圈》的时候，很多人都批判中国的考试制度，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是罪魁祸首。
制度当然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批判并不为过，但，真的就只是考试制度的问题吗？
在日本，有一些改革开放之后才来到日本的新华侨华人，他们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给我颇多感慨。这些华侨华人的子女，有和日本人一样的升学机会，但这些孩子们绝对没有日本孩子们那样的轻松心态。这些孩子们看似脱离了中国国内考试带来的高压力环境，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拿有真正脱离考试的苦海。
有一个孩子就是典型的例子。孩子出生在日本，但孩子接受的完全是国内式的教育。学前孩子就开始背诗学英语，上了小学后，孩子的玩耍时间就被私塾里的学习毫不留情地代替了。众所周知，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在学习管理上很松，学的课程很简单，因此，父母本着对孩子的将来负责，对这样的教育现状并不满意，所以，私塾，就成了这些父母最大的宽慰，也成了孩子快乐童年的最大杀手。
在日本，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没有考试的压力，即使有考试，也不允许排名次，更不允许公然宣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学生的成绩是学生个人的秘密，所以，考多少都必须尊重，甚至，为了不让学生因低分数而影响情绪，老师会想办法让学生考高分。按理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入乡随俗，中国人的孩子及父母也该轻松一点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孩子们上完了学校的课程，放学后就忙着奔往私塾。因为私塾是和经济直接挂钩的，因此，就有让学生多学文化课，目标多为重点学校的升学准备的“责任”。为此，孩子们在私塾里边除了私塾先生的填鸭子教学，就是题海战术。所以，很多上私塾的孩子从私塾放学回家后，都会带回大量的作业，直到深夜……有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习，甚至不惜做全职主妇，我朋友的太太就是这样，她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家庭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孩子进行。可我认识我这位朋友的时候，孩子才上小学五年级。当时，我就听说，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考上重点中学，考上重点中学的主要目标是以后考东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