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在《红楼梦》一书中，是出现最早的人物，也是坚持到全书结局的最后人物。这个“假语村言”的贾雨村，和“真事隐去”的甄士隐，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置的，带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形象。
一个是人间的，实之又实，一个是天上的，玄之又玄。甄士隐一露面，很快就淡去了，直到书末才跑了出来，已是半仙之体，显然作为书的引子来用，最后的仙去，不过是无甚深意的一种了结的安排。
独这个贾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则不同了，是一个不时出现的人物，由于他在宦海里浮沉起伏，忽而默默无闻，忽而神气活现，忽而位极人臣，忽而削职为民，极其能言善道，政绩乏善可陈，道德文章一流，行止颇有劣迹。虽不赌不嫖，但贪黩成性，甚斯文儒雅，很卑鄙无耻。因此，这是一个很有社会含量，很具针贬寓意，绝对势利小人型的人物，也是中国官场中会当官，会作恶，会高升，就是不会为老百姓做事的官僚样板。一部二十四史中，这类官员占了大多数，有他的代表性。研究他的兴衰史，很有意义。
初读此公，有点不伦不类。很像时下一些能讲许多正确语言，但行事却令人十分摇头的大小负点责的干部一样，两面得令人不敢恭维。尤其他一出场，讲得太正确了，正确到成为反封建、反传统的一个勇士形象，与他后来为官之恶，之酷，之下作，之卑劣的反差也太强烈了，于是对曹雪芹塑造的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不禁怀疑起来。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谈到贾宝玉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时，做了一个判断：“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贾雨村听后，“罕然厉色”地曰：“非也！”然后发表了一篇声讨道学，主张人性的长篇大论，表明他是反传统观念的，具有新潮思想的人士。这哪里是后来那个拼命做官的贾雨村，能说出的离经叛道语言呢？说是出自没落户子弟曹雪芹之口，还差不多。所以，读贾雨村，应该把他的这些替作者立言的部分，与他的行状分离开来才顺畅的。
曹雪芹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人，来宣扬他的要理解像贾宝玉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的观点，只好借他的嘴讲了。再说，中国人当中，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者，实在太多。做妓女，立贞节牌坊；性泛滥，总一脸正经；讲清高，捞起钱没够；当隐士，常指点人间。所以，贾雨村这种两面行止，读者绝对是见怪不怪的。
在外国原始文学中，常有一个巫师的角色，在那里念念有词地代作家宣喻道理。我们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学中，这个角色就被说书人代替。这位说书人游离于作品故事以外，但却可以随意进入行文之中，讲作家需要直接讲出来的话。中国的章回小说的写作，到了明末清初，已达成熟的顶峰，完全由口头的讲述形式，过渡到文字表述上来。这种时不时跳出来，揪着读者耳朵直接灌输的说书人，变得多余了，只剩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技术性用语。而西方小说里的这个说书人，基本是隐而不显的，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不同处。
于是，曹雪芹要抒发他的这番尊重人性自由发展的宗旨，只好借助于他的人物。而若是贾府任何一个人物讲出这番话，都会联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响其初衷。总不能由贾宝玉自己来讲，选来选去，也就这位与贾府关系不即不离的兴隆街大爷，比较合适。
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什么“盛筵必散”的正经得无可再正经的话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试想一个青春风流、袅娜多姿的女人，还是宝玉梦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师警幻仙子的妹妹，还是使宝玉尝试到人生禁果的最早启蒙者，说出惟有荣国公或者宁国公才会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正统话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的。
正如中国的古典戏剧不大遵守亚理士多德的三一律一样，完全是属于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习惯。京剧舞台上，出来四个龙套，观众必须要把他们想象成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或者千军万马才行。他们相互将手中的木头刀枪，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作吆喝状，就表示已经打过一场战争。这对外国人来讲，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不能按西方小说的程式来要求。看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高瞻远瞩，读者不必与“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那些情爱场面相联系；同样，贾雨村说的那些大仁大恶，正气邪气的议论，和他以后怎么从石呆子那里强把扇子夺到手的情节，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解放后的京剧舞台，渐渐接近现代表演程式，很少那些破坏观众完整欣赏的陋习了。我记得早年，戏正唱得好好的，上来两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场去，或者上来一位跟包，给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壶，让他喝喝水，润润嗓子。中国观众就有这种修养，外来的干扰，根本视而不见的。所以，读到古典小说中这种个别人物的背离真实的现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但曹雪芹终究是大师，随便抹上几笔，就成生动的细节，淡淡涂上两句，鲜明的性格，就跃然纸上。他所描摹的这个封建社会中的有文化的小人兼恶吏的形象。他的兴衰史，也是直到今天那些混迹官场，总想捞一把，而不择手段者的生动写照。
他笔下的贾雨村最初亮相，是一个在苏州阊门外葫芦庙里淹蹇住了的穷儒，很不得意，但并不坏。甄士隐赠他钱上京赶考，他也并不表现得感激涕零，说了千谢万谢以后才接受。一般来讲，要是给小人一点好处的话，小人会像狗一样摇尾巴。同样，你要不让他得到好处的话，小人也会像狗一样呲牙的。这说明那时的贾雨村，还有一份君子的矜持，不是小人。甄先生说，你就挑选一个好日子出发，取个吉利。但他当晚就走了，说什么不在乎黄道黑道，表明他的豁达。那个叫娇杏的丫鬟回头看他一眼，他也狂喜不禁，还能对着月亮写上两首诗。这种表现，说明他理智感情都很正常，是个文化人，有点方巾气，但无食人之心。
凡小人，总是要使别人痛苦，然后，他才获得快乐。别人若不痛苦，他获得了，也未必快乐。所以，小人比别人多的是恶，缺的是善。
贾雨村的恶，是他做官以后的事情，慢慢地就不是他葫芦庙里那个书生了，权力是最能使人异化的，为什么好多人一阔脸就变，甚至不过赖祖宗荫庇，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官，马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就因为手中有了点权。所以，贾雨村的官做得越大，也变得越恶，就不以为奇了。西哲云，久握权力，必致腐化，是一点也不错的。
一个能够涌上诗情的人，良知大概尚未泯灭。他的“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番感叹，也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总在期盼售出自己的写照，并不算怎么过分的。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金榜题名，熬出了头，混上一官半职，算是不枉十年寒窗之苦。但知识分子，并不全都适宜做官，而做官者之中，学问这东西，处理不妥，有时会成负担，过于专注，必然缺乏在官场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贾雨村后来再不做诗，这是他的精明。贾政当了粮道，只知一味捧着本书看，也就只能受制于一个手下的门吏李十儿，最后连乌纱帽也丢了。因此，作家要当，官也要当的人，像一把双刃剑，很难两全。有的文人，官做得不敢恭维，文章也从此肠梗阻，想放个屁，也挤不出来了。“江郎才尽”的南朝江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当了很大的官，异化了，再也写不出《恨赋》和《别赋》了。不过，此公敢于宣告自己不行。不像时下有的人，还在那儿强撑着，作作家状，也可怜。
贾雨村能够飞黄腾达，就由于他把这点文化资本，成为他玩弄权术、操纵政治的工具、动力、滑润剂，像杂技演员手中的盘子那样，滴溜溜地转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确实是个官场玩家。虽然他终于还是失手了，但应该承认，他会当官。会就会在他对于圆通之术、马屁之道、见风使舵之明，聪明脱身之智，以及厚颜无耻之赖，笑里藏刀之奸，翻脸不认人之冷，杀人不眨眼之狠，达到精熟的程度，能够做到什么好话都说完，什么坏事都做尽，这才成为大器的。
他是个伟大的小人，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贾雨村具有真正学问和精通小人之道的长处。虽然文人在社会生活中，在统治者眼中，不过是胡椒面，起到调味作用而已，但他绝非伪劣假冒的产品。不像文坛上，冠之曰名作家，拿不出名作品，应名是文化人，而偏偏无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货色，维扬地方盐政林府的西席，就不会请他了。再说，挑剔如林黛玉者，会让一个狗屁不通的草包，或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花架子来教她书嘛！
荣国府的贾政，虽然官做得不怎么样，书总是读过几部，最起码的鉴别力还是有的。如果贾雨村是空心汤团，做煞有介事状地装大瓣蒜，他也不会那样高看了。所以，一些属于文字方面的事，常常撇开他的门客詹光等不用，特别属意贾雨村，说明这个“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是货真价实的文化人，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每次兴隆街大爷一到贾府，贾政就打发小厮叫贾宝玉来陪坐说话，恐怕也是有意让他儿子，在学业上得到教益吧？有一次，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甚至说到这种地步，“若不妥，将雨村请来，令他再拟。”可见他被看重的程度。
贾雨村的兴，还真是兴在他的这点知识分子的本钱上。不像有的作家，非常之小人，又非常之浮浅，还非常之自大，一个瘪皮臭虫，偏要自以为是大象。贾雨村三言两语，一下子就把贾政征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