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悠远无垠的空间，以无所不在的丰富滋润并铸造了我属于这片黄土地的心灵。无论何时思及它，我只有赞叹于它伟大母性般的恩泽。最初接触的是唐诗，那些晶莹意象的闪耀，造出了一片我当时无法深解的奇妙的天空。在半知半解中，文学和我的童年产生了第一次美好的叠印。稍大了，还是唐诗，但已不是那些精致的律绝，而是长篇歌行。我把自己关在老家的木楼之上，着魔一般大声念诵浔阳江头的秋声，那里飘浮着轻罗般的淡淡的悲愁以及深深的对于平常人的苦难的同情。还有，也是似懂非懂的长生殿畔的恋情，生生死死的爱情打动了我的童稚之心。白居易那两首长长的叙事诗，我当年几乎能一字不拉地背诵下来。我不像许多人那样大量读古典小说，言情小说或武侠小说偶尔涉猎，但毕竟没有完整地读过一、二部。进了中学，我和古典文学的奇遇是在语文课堂上。我的语文老师是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余仲藩先生。他用福州方言（它保留了众多的古音）吟诵论语“侍坐”。
我第一次惊异于不具格律的文体却拥有如此动人的音乐效果。随后是那些清雅的山水游记，我读柳宗元的散文较早，也是教科书启发了我的兴趣。至于晚明小品的清隽，以及我所迷恋的清代黄仲则的诗，都是我自己“发现”并进行了选择的。我感激不尽我的大学的老师们，是他们引导我熟悉了上自古神话、先秦诸子、楚骚以至于近代诗文的极其丰富的名篇佳作。事实上，即使是专攻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也很难全部接触这座辉煌无比的殿堂。但有计划、有系统地在一个时期集中精读一批着名的代表作是异常必要的，我有幸在师辈严格的督促下完成了这个基本要求的训练。游国恩先生以他精湛的考据训诂的学识，杨晦先生以极丰富的史料占有、传授古典文学理论的精髓，林庚先生以他独到的创造性的艺术感觉，吴组缃先生以他极细腻深入的人物性格和情节结构的分析，都给我以终生受益的深刻印象。他们不仅以各富魅力的讲授艺术，而且以各具特色的治学方式与思维方式全面地启示了我。是在北京大学五年之间，我实现了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由蒙昧的兴趣到有明确追求以及进行综合思考的超越。自此而后，中国古典文学这片遥远的天空便笼罩着我，它成为启迪我的灵智的磁场，它使我无论思考什么样的文学或艺术命题，都会自然地追寻到哺育了我的艺术生命的母亲之河；以至于不论在何时何地，也不论在什么问题上，我始终觉得坚实和有把握，因为我能够接近乃至触及这个“河源”。
中国古典文学成了一个宏阔的文化背景，它溶入了我的心灵。它似乎给我提供了一个无穷无尽的信心感和安全感。我觉得在它面前，我不仅是一个皈依者，而且是一个被塑者。如同以往数千年，它不断塑造着民族的灵魂，它也塑造着我。这片土地的深厚和坚实，给了一代又一代人充实和满足。我也深感如此。有时我诧异于它深层沉积的富有，有时终于惊叹它予我以束缚和限制。一般人不会想到摆脱，但它却是以无形的坚韧紧紧地勒住了你。这的确形成极其深远的传统。这传统的不可摆脱性是令人吃惊的。它使一切触及和研究它的人感受它的自足性，并培育和强化感受到这一特性的人的自足性。到了这时，伟大的传统也就成了伟大的因袭。这就是鲁迅为什么在应《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的征答时，会回答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甚至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原因。特别是当在现代生活的感召下萌动着现代情智之时，这种因袭便生发极其强大的反作用力。本世纪初叶至20年代间的转折期，一个民族的新生启迪着它摆脱因袭的重负而走向世界。这时，文学传统的幽灵便成为强大的力量站在了对面。
“五四”运动的前驱者们为了在其中杀开一条血路而付出极重大的代价。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显然未曾完全成功。一方面是他们当时对于传统所持态度不乏片面的理解，他们想通过一时的否定而使传统中断乃至消失。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不少人，转了一个圆圈之后，很快便实现了对于传统的认同和皈依。以旧体诗词为例，它的生命力的顽强是当时的激进者所始料不及的。因为它在久远的发展过程中，以臻于至境的成熟的艺术而成为历史的事实，它与世代人的欣赏心理和审美意趣产生了血肉联系。
它在民族心理文化中，乃是一种超稳定的因素。它甚至会在革命情绪异常高涨的年代，为一批在争取民族自由解放抗争的、革命情绪同样高涨的先驱所倡导，而终于在特定时期受到特殊的重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现实。我们确认古典文学是伟大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但没有变革和发展的传统，不会成为一道生命水。当历史把我们的民族推到告别昨天的封闭而面向21世纪的世界，几代人都会在沉痛的事实面前沉思历史的曲折。在这样的转折点上，我们耳边便会对当年哲人那种理性的“拿来”的呼吁感到亲切和激动：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他的思考的触角，事实上伸向了对社会弊端的根源的探索。一位青年诗人曾经写下如下有名的诗句，他写的是长城，我以为说的是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
我把长城庄严地放上北方的山峦
像晃动几千年沉重的锁链
像高举起刚刚死去的孩子
他的躯体还在我手中抽搐
我的身后有我的母亲
民族的骄傲，苦难和抗议
在历史无情的眼睛里
掠过一道不安
深深地刻在我的额角
一条光荣的伤痕
不安的骄傲，是永生的母亲，又是刚刚死去的儿子；庄严地予以置放的，却是一道沉重的锁链；说是伤痕，却是光荣的。这些诗句，传达了在新时代的曙光中，对于传统的批判意识的又一度萌醒。我们不能固守已有的一切而拒绝外来影响，我们躁动的灵魂期待着一次强烈的中西文化交汇的撞击。伟大的传统有待于新世纪的更新。
事实上，它从漫长的远古流来，一路跳荡着行进，一路溶汇着一切人，一切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我们希望的传统观念是动态的，它宽容地吸收一切不断扩展着更新着自己的生命。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中，它宽容地吸收一切，它的柔和的手指无所不在地触摸着我们，但我们并不恬然自安，我们也许将被它淹没而窒息，于是我们探首，我们渴望拥抱新的气流……传统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传统；传统发展了我们，我们也发展传统。在全部历史时空中，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个人也许很难在历史的砝码上显示出明显的价值，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显然都在为此作出伟大的贡献。传统是不可违逆的。尽管每个时代的有志之士总想改变它，冷静的人感到个人的微弱，但他们都想挣脱窒息，而当传统成为一种不可违逆的巨大而永恒的存在，它就无时无地地想窒息民族的理智和生机。但是，我能走出我的遥远的天空吗？这就是我自传统来而又渴望“离”传统“去”的悖谬。
1986年
